美国人？中国人？

    美国人？中国人？


    ——龚琳达的故事


    一


    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点害怕：“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人混成一体，不让我回美国，那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别担心。在中国，你根本无需开口，他们就看得出你属‘外面来的’了。”


    “什么？”女儿不信。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


    “我说，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化妆、不戴首饰，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


    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因为言下之意，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在她脸上，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十年前，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但现在，她却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教她讲中国话，可她就是听不进。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谢谢”，“关灯睡觉”，“火车”和“吃饭”。可在中国，靠这些“关灯睡觉”的中国话，怎么行呢？她怎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事实上，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


    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


    该轮到我说了。瞧这两张脸，那么相像！这么说，连同快乐、悲忧、好运和过失，都会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


    三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过了年我将是十岁了，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的话。


    “你很有福气，”她说着捏捏我耳垂，“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一样。耳垂子边薄的，生来就是穷命。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但你必须不放过任何机会。”


    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长不短，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


    寿命太长也不好，变成一种负担了。”


    至于鼻子，你外婆说：“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钱财，鼻子挺直，也是个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运气总不好。”


    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我们的额头也很像，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因此你比我更聪明。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这说明你在年轻时，生活上会有些坎坷……眼睛也很好，是诚实热情的，你会成为个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当时我还很小，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因此，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举止。


    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我的第一个婆家把我撵出来了，然后又是一场战争，接着过了一个大洋，把我带到新的国度。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而我的眼睛，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一个急刹车，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在美国，你万万不能对人说，你要永远留在美国。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你必得向他们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


    “那……如果他们问我，我想学哪一门专业，我该怎么说？”


    “宗教，你一定得说，你要学习宗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美国人对宗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这方面，无所谓对与不对。你只要对他们说：‘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


    ‘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


    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


    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