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太太的悲哀

    姨太太的悲哀


    ——许安梅的故事


    一


    昨天，我女儿对我说：“妈，我的婚姻……完了。”


    现在，她唯有眼巴巴地看着它完。她躺在心理咨询医生的检查床上，没完没了地哭泣。


    她只是一个劲地高叫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她不知道，她应该再努力试一试，假如不这样，她会永远失却机会的。


    我可太知道了，因为我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正所谓，打落了牙齿，连血带牙往肚里咽。


    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


    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


    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如何观察和聆听这个世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当你不想看什么，你可以闭上眼睛。可如果你不喜欢听什么，那你能怎么办呢？至今，我还听见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那次，在宁波的舅舅家，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妈。对我来说，她像是个陌生人。


    可我就觉得她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能感觉到她那份痛苦。


    当时我舅妈就警告着我：“你根本就睬都别睬那个女人，她把自己那张脸皮都扔入大海去了，她哪还有一点心肝？只有一副奥皮囊！”


    事实上，我的妈，完全不像他们所形容的那般不堪。我很想轻轻触摸一下她的脸庞，她瞧着跟我挺像。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地垂着。


    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


    为什么她不把我带去呢？可我不能问。我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多听少问。


    就在她离家的前夜，她将我抱在怀里，把我的头捂在她胸前，好像要保护我躲避一个无形的灾难似的。她让我就这样偎在她怀里，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安梅，你看见我们养在水池的那只乌龟吗？”


    我点点头。我常常在池边用小木棍敲着水，引着那藏在石头底下的乌龟游出来。


    “我像你这般大时，那乌龟已在那里了。”我母亲说，“那时，我常爱坐在水池边，看着它浮出水面，伸出尖尖的小嘴吸气，那是一只非常非常老的乌龟了。”


    “这只乌龟是通人性的。”我母亲又接着说，“有一天，那时我不过也就你这样的年龄，外婆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因此不可以再四处乱窜乱跑，也不能掏蟋蟀挖鸟蛋，遇到不称心的事不能嚎哭，我必须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否则，就要把我剃光头送到尼姑庵去做尼姑。


    “外婆就这么冲着我说了一通后走了。我快快地来到小池塘边，终于哭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这只乌龟浮上来了，只见它嘟起尖尖的嘴巴，把我滴落在水面的泪珠一颗颗吞下去，三颗、四颗、五颗……然后它慢吞吞地爬出小水池，爬上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开口讲话了。


    “那乌龟说：‘我吞了你的泪水，所以我也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哭，那你的一生，将会有许多痛苦和忧伤！’


    “然后这只乌龟把嘴一张，吐出一、二、三……一共七只珍珠般大小的蛋，然后蛋壳又毕剥一声一只只裂开，从里面钻出七只小鸟。它们一出壳就开始啁啾着曼声歌唱，无忧无虑地。那雪白的肚皮和动听的歌声，我猜出它们是喜鹊，那种专门给人们捎来喜讯的喜鹊。当我伸手想逮住其中一只时，它们都扑打着翅膀一只只扬翅飞走了，在空中留下一长串快乐的叫声。


    “‘现在你看！’那乌龟说着，又笃悠悠地回到水池内，‘哭有什么用呢？你的眼泪并不能洗尽你的悲伤，反而喂养了别人的欢乐，所以，你必需学会吞下自己的眼泪！’”


    但在我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看见她自己正在流泪，这惹得我也哭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像两只养在水底的乌龟，隔着汪汪的水面，有如用涟涟的泪眼，来看待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声的怒骂——不是喜鹊的啁啾——吵醒，我立即扑到窗棂边。


    外面院子里，只见母亲跪在那儿，双手绝望地在碎石砌成的小道上抓扒着，在她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他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你想带走你女儿？你想毁掉她吗？”他气得连连跺脚道，“你早就该去死啦！”


    母亲只是匍匐在地上，一言不发。她的脊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就像水池里那只乌龟圆溜溜的背部。她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也紧抿着嘴，将那咸苦的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


    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陶大哭。母亲不敢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


    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


    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于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着各个佣人：某人聪明、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


    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颗大黑痣。只见他身穿一件西式外套，里面一件毛背心紧紧地绷着身子，裤子倒很肥大。只见他费劲地蹬下地来，傲慢地往屋里走去，睬也不睬那些迎候着他的人。人们纷纷为他开门，也有帮他提着包，夹着他的长大衣的，浩浩荡荡地尾随着他。那个年轻姑娘则脸露得意的笑容挨着他，并不时频频回首打量着身后的随从，好像他们的那些殷勤和尊敬，都是献给她的。她刚走进去，我就听见一个佣人在议论着她：“三姨太太年轻了，她除了个奶妈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佣人。”


    我偶尔一抬头，只见母亲正站在窗台上观望，一切她都看见了，吴青又娶了第五房姨太太。妈倒一点也不妒忌这个女孩子，她没必要这样。母亲并不爱吴青，在中国，一个姑娘往往不是为爱情，而是为地位而结婚的。但我母亲在吴家的地位，我后来知道，是最低的。


    自从吴青带着五姨太回来后，母亲终日足不出门，埋头刺绣。有时下午就带我坐车出城，为的是寻觅某一种颜色的丝线，或者她根本讲不清它的颜色，有如她也无法讲清她自己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因此尽管一切看来平静如故，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假象。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感觉得出？现在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我好像天生有一种能预测灾难的特异功能，十五年后，同样的功能，使我能听见日本人扔在远方的炸弹，从而知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祸开始了。


    吴青回来后没几天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轻轻摇醒。


    “安梅，乖孩子，”她疲惫地说，“去杨妈房里睡吧。”


    我睡眼惺松地揉揉眼睛，看见房里晃进一个黑影，那是吴青，我哭了。


    “别哭，没有什么，快去杨妈房里、”妈轻声说着，把我抱在冷冰冰的地上，那座木头钟又开始唱了，吴青嘟嘟哝哝地抱怨着这寒冷的天气。我给带到杨妈房里。


    次日早上，我看见五姨太绷着脸，就和我一样。早餐桌上，当着众人面，她的怒气爆发了，只见她粗暴地大声训斥女佣动作太慢，吴青则像父亲般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她便抽抽搭搭地哭了。不过后来到了中午时分，五姨太又咯咯笑了，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当天下午，我和母亲又乘上人力车，去买绣花线，第一次，母亲向我倾吐了她郁结的不快：“你看见了，我过得多窝囊！”她哭着说，“看我在家里多没地位，他带回来的那个新姨太，是个下等女人，黑黑的，又不懂规矩！他只是花了几块钱把她从乡下，一个砖瓦匠家里买来的。晚上当她还不能满足他时，他便到我这里来，我从他身上闻到那个贱货的土气。


    “现在你看见了，我这个四姨太就是不如五姨太，安梅，你得牢记住这一点。


    我曾是个明媒正娶的太太，一个读书人的太太。你的母亲并不生来就是个四姨太的。”


    那“四”字，恶狠狠地从她牙缝里进出来，那字听起来，就和“死”的发音一样，我只觉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令我记起，外婆曾说过，“四”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如果你以一种怒冲冲的声调说出这个字，听起来就颇像那个晦气的字。


    寒露到了，天气更冷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带着她们的孩子和佣人，回到天津来了。吴青同意让他的新汽车去火车站接他们，当然，一辆汽车哪装得下这大队人马？所以汽车后面走着一长串的人力车，就像一串蟋蟀跟着一只肥大的甲虫。


    母亲站在我身后迎接着她们。一个穿着一身普通西服的女人，带着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年纪与我不相上下。


    “这是三太太和她的三位女儿。”母亲介绍着。


    那三个女孩子比我还要怕羞，只是低着头依偎着她们母亲。可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们，她们跟自己母亲一样朴素，一律长着大牙齿，厚嘴唇，两道粗眉毛，就像两条大毛虫。三太太热情地与我们寒暄着，还同意让我帮她提一只包裹。


    “还有，这是二太太，”我明显地感到母亲搭在我肩头的双手变僵了。“可她会要你称她大妈。”她轻声对我说。


    我看见一个穿着件黑毛皮长大衣的女人，非常时髦，她怀里抱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两岁左右。


    “他就是小弟，你最小的弟弟。”母亲对我说。只见那小男孩子戴着一顶与他母亲的皮大衣一样的小皮帽，一边用手指玩弄着她垂在胸前的珍珠串。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尽管二姨太很漂亮，似乎也很健康，但她已有相当岁数了，起码四十五岁开外了。


    她笑盈盈地对我点点头，华贵的皮大衣随着她款款的步子闪烁着，她仔细打量我一番后，只见她的纤纤细手优美地一扬，便摘下脖子上那串珍珠套在我颈上。


    呵，这样的珍宝，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到。它完全是西式的，长长的一串，每粒珠子的大小都一样，颗颗饱满晶莹，用一只银子搭扣把两端连在一起。


    母亲立即推辞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这样的礼物太贵重，太贵重了！她会把它们弄碎的，甚至会把它们弄丢的。”


    二姨太只是淡然一笑，说：“这样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该要打扮打扮她啦！”


    我立时发现，母亲的脸显得不大高兴。她不喜欢二姨太。我得注意点，不要让母亲觉得二姨太已把我争取过去，可我内心深处，还是按捺不住对二姨太持一份特别的好感。


    “谢谢大妈妈！”我对二姨太说，脸上还是绽出快乐的笑容。


    下午与母亲一起在房里吃茶点时，母亲对我说：“留点神，安梅，这个二姨太景会一手遮云，翻手作雨了。她这是在收买你呢！”我知道她生气了。


    我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任凭母亲的话由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把项链给我。”突然，她对我说。


    我看着她，没有动弹。


    “你不信我的话，就把项链给我，我不会让她以这么贱的价钱来收买你的。”


    我还是一动不动，她便站起身劈手抢走那条项链。不及我阻拦，她便把项链扔在地上用皮鞋脚猛踩，霎时，这串几乎已收买了我身心的珍珠项链中的一颗，给踩得粉碎，变成一撮玻璃屑。


    然后她仍让我把这串项链戴上，她要我连着戴一个礼拜，以不时提醒自己，怎么几乎良莠不分，把假当真，差点把自己都出卖了。然后，她打开自己的首饰盒：“现在，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珠宝吧！”


    她拿出一只沉甸甸的蓝宝戒指放在我掌心，宝石中央，闪烁着一道星状的寒光。


    不久，大太太也从北京回来了，在北京她与两个未婚女儿一起住在吴青的另一幢公馆里。大太太一到，二太太就没声气了。大太太是这里的领头、准则和法律。


    但大太太实在对二姨太没什么太大的威胁。她又老又衰，缠着小脚，穿着过时的衣饰，布满皱纹的脸面倒是十分朴素实在。现在想起来，她其实也并不太老，不过就吴青这点年岁，约五十来岁吧。


    刚刚遇见大太太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瞎子。她似根本没看见我，也看不见吴青，看不见我母亲。她眼中只有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尚未出阁的老姑娘，她们至少有甘五岁了。此外，她就只看见两条狗。


    “大太太的眼睛怎么搞的？怎么有时视力很好，有时却像瞎子似的。”一天我问妈妈。


    “大太太说，她只看得见佛光，看得见菩萨的显灵，她对多数人世的罪孽，则是视而不见。”杨妈说。杨妈还告诉我，大太太之所以对人世持如此眼开眼闭之态，是因为她的不幸的婚姻。她与吴青拜过天地，因此，他们属明媒正娶、父母之命而结合的。但婚后一年，她生了个女儿两腿有长短。这个不幸使大太太热衷烧香拜佛，布施捐赠，祈求菩萨开恩，让女儿的双脚恢复正常。菩萨动了恻隐之心，又赐给她一个千金，这个千金的两腿完全正常，但是呀，在脸庞上却有个巴掌大般的胎记。


    这一来，大太太更是热衷吃素念佛。吴青为她特地在千佛岭和泡泉竹林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因此一年两次，只寒暑两季，她才回天津丈夫处，忍受种种世俗的罪孽来折磨她的视力。即使回到家里，她也是只呆在自己卧室内，像一尊菩萨般盘坐着，抽鸦片，自言自语，连吃饭也不下楼。她常常戒斋，或者只吃些素斋。吴青每周只去她房里一次，通常在午饭前去，然后在那儿喝杯茶，与她闲聊寒暄几句。晚上，他从来不去打搅她。


    这个白日幽灵般的老女人，按理不至会令我母亲不安的，事实上，她只是把一切深埋在自己心里。但我母亲则认为她在这个家里已受尽煎熬，除非她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幢房子或许不该设在天津，而应该在天津的偏东一点，在北戴河！那是个迷人的海滨地，处处是漂亮的别墅，住着有钱人的遗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银白的雪花寂然无声地飘散着，稠密地飘积在我们房子四周。母亲穿着件翠绿的毛皮镶边的绸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将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它没有这里大，小小的，却很精致，但那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只有杨妈和几个熟悉的佣人，吴青已经答应我了。”


    我们都厌烦了严寒冰雪，冷风飕飕的冬日，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敢轻易去屋外。杨妈警告我，那样冷的大风，会把我身上割出千百道口子的。常常听到佣人们谈论着：某商店的后门口，又被一个冻死的乞丐堵住了。这样的冬天，常有乞丐倒毙在街头。他们肮脏的身子，覆上一片晶莹的白雪，每颗晶霜都在熠熠闪光。


    因此我们天天呆在屋里，想出各种办法来打发这漫长的严冬。母亲终日翻阅外国时装杂志，将看中的样式剪下来，然后下楼去与裁缝合计。


    我不喜欢和三姨太的女儿玩，她们大规范大拘谨就像她们的母亲。她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呆呆地站在窗前望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仅此而已。杨妈则陪着我在火炉上烤栗子，谈天说笑。她有时还会以一种做作的腔调，学着二姨太吊嗓子。二姨太喜欢唱京戏，每次家里请客，她总少不了要伊伊呀呀唱上几句，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二十年前，她曾是山东一个红歌女，一个很受宠的女人，尤其对那些常去泡茶馆的已婚男人。尽管她并不漂亮，却很聪明妖艳，她的小曲唱得很动人，还配上各种撩拨人心的动作，把那些男听客听得痴醉酥软。吴青娶她，并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一种夺魁的虚荣。而她跟从他，也是因为他的财富和那不中用的大太太。


    “从一开始起，二姨太就知道如何操纵他的钱财。她知道他怕鬼，而且也知道以自杀要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有一次当他拒绝给她钱时，她便假装吞生鸦片自杀，吴青没办法，只好给她一大笔钱。


    “她就这样自杀了好多次，便占有了这幢房子最好的一间卧室，也有了自己独用的包车，甚至为她自己的父母，也争得了一幢房子。


    “但有一件事任凭她如何折腾也没用，那就是孩子。她知道吴青渴望着生个儿子，以延续吴家的香火。因此聪明的她，抢在吴青开口前就对他说：‘我早已替你物色好二个合适的太太了，她一定会给你生个儿子的。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这话倒是真的，只是三姨太相当难看，甚至没缠过脚。


    “三姨太自然从此对二姨太百依百顺，两位姨太太相处和谐。三姨太为吴青生了三个女儿。但吴青却要个儿子，并以此为借口又在外边寻花问柳。于是，二姨太又替吴青找了第四个姨太太，那就是你母亲。”


    “二太太使了什么法，才使我妈嫁给吴青呢？”我怯怯地问。


    “小姑娘家，别问那些事！”杨妈沉下脸说。但很快，她自己说开了：“你妈呀，实在对这个家太好了。五年前，你父亲才去世一年，她和我去杭州六和塔。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有名的学者，而且笃信该塔祀奉的六个美德。因此你母亲对着这座古塔起誓，保证恪守妇道，贞洁娴静，忍耐和不贪钱财。就在我们游西湖时，我们遇见了一对夫妇，那就是吴青和二姨太。


    “吴青立时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那时你妈真是漂亮，特别她的皮肤，光洁白皙，即使她因为守寡而不能浓妆艳服，但她那种天生丽质的美貌，还是光彩四照。然而在中国，寡妇是低人一等的，她不能再嫁。


    “但二姨太很快就设了个骗局。她先设法与你母亲接近，然后请她去灵隐寺吃素斋，饭后，又约你母亲一起打麻将，直至深夜。这时，她就殷勤地劝你母亲就在她房里过夜。半夜你母亲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吴青。


    “第二天清早，你母亲就潸然含泪离去，二姨太却四下对人诉说，一个寡妇如何勾引了她的丈夫吴青。一个寡妇，她还能怎么申辩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吴青做四姨太，为他传宗接代。你母亲回到宁波老家，对着她哥哥叩了三个头道别，结果她哥哥踢她，她母亲唾骂她，并且将她永远赶出家门。就这样，你母亲当了四姨太。三年后，她生了个儿子，被二姨太收养去了。我也就跟着你妈过这边来了。”


    自从听了杨妈这番话后，我懂了许多事。


    我总算看透了二姨太的本性了。


    她经常假装热心，陪五姨太去她贫穷的山村老家“摆威风”，然后一转身，又对吴青绘声绘色地描摹五姨太娘家人的贫困和粗俗，嘲笑吴青怎么会被这样一个穷姑娘所迷惑。


    她对大太太关怀备至，为她提供大量的鸦片，并躬身为她装烟烧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太太烟瘾越来越大，而且身子日益衰弱。


    二姨太把我母亲的儿子抱在怀里，当着我母亲的脸亲吻着他，说：“好儿子，有我这个妈，你这一世将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将来你长大了，我就把这个家全部交给你，靠你养老了。”


    而母亲所盼望的那幢房子，终于因为二姨太的又一次自杀，而成为泡影。二姨太以吞鸦片来威胁吴青收回那个许诺。


    我真为母亲难受，我希望她大声指责吴青、指责二姨太，也应该指责杨妈——她不应把实情告诉我。母亲总应该起来说些什么……但她没有，她甚至没权力这样做！


    旧历的小年夜，天还没亮，杨妈就带着哭声把我推醒。“快，快起来！”


    我睡意矇眬地跟着她来到母亲房里，只见房内灯火通明，她躺在床上手脚抽搐，舌头麻木。吴青、杨妈、二姨太、三姨太、五姨太和医生围在她床边。


    “醒醒吧，妈妈。”我哭了。


    “她吞吃了过量的鸦片，”杨妈哭着说，“医生说，已没有办法了。”


    四周死一样地静寂，唯有那架大木钟，里面窜出那个拉小提琴的姑娘，奏出一串重复的令我厌倦的声响。


    母亲继续在作着痛苦的抽搐，我想这时，我该说些令她肉体和灵魂都能安宁的话语，但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木头样呆呆地站着。我又忆起母亲讲过的乌龟的故事。她叮嘱过我，哭是最没有用的，我试着吞下自己咸涩的眼泪，一滴一滴的，但我的眼泪太多，涕泪滂沦的我，终于哭倒在地。


    迷糊中，我觉得自己也变成水池里的一只小乌龟，成千只喜鹊在啄饮池里的水，那些水，全是我的眼泪。


    过后杨妈告诉我，我母亲是听信了二姨太的教唆，吞生鸦片作假自杀，结果弄假成真了。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她才不会上这个坏女人当。我知道，母亲是真的不想活下去了。她是故意选定小年夜自杀的。死对她，变成一种武器。她把毒药拌在元宵里吞下去了。记得她在吃元宵时，还感慨地说过：“唉，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一长串吃不尽的痛苦


    元宵把毒药黏在她身子里，她无法得救。在小年夜当晚，他们把她停放在过道的一块木板上，她装裹得十分豪华，比生前还要奢丽体面，戴着纯金和琉璃白玉缀成的头冠，鞋尖两端各缀着两颗硕大的珍珠。


    在最后与她诀别时，我扑上去大哭。她的双眼慢慢睁开了，我一点也不惧怕。


    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我用手将她眼睛轻轻合拢，心里暗暗对她说：“我会坚强起来的。”


    按习俗，人死后的第三天，灵魂将回来讨还宿怨，母亲殁于小年夜，她的灵魂，将在大年初一来上门讨债。因此那天，吴青很有点神色不安，他戴了重孝，应诺将小弟和我，视为正出，也应诺将母亲作为明媒正娶的夫人看待。


    我也豁出去了。反正那天，我给二姨太看了被妈踩碎的那串假珍珠项链。她的头发，就是那天开始变白的。


    也是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大声反抗。


    三


    做人，要振作。


    女儿，你不需要什么精神咨询医生。这样的医生不是要你振作起来，反而让你过得更糊涂。实际上，这种医生就是靠你们这班人的眼泪喂肥的。


    我的母亲，她吃尽了苦头，丢尽了脸。她想千方百计地隐藏着这一切，而最后，这一切又汇成压倒她的更大的痛苦。那就是从前的中国。她们没有选择，不能反抗，也无处逃避，一切都认为是命定的。不过现在她们不一样了，这是最近的中国杂志上说的，她们翻身了。


    那种靠人们眼泪来喂饱的家伙，再也不敢坐享其成。中国的人民起来赶走他们。


    你的精神治疗医生，听了我这番话后，会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