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

    丈夫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还相信，妈持有那种先知先觉的功能。对此，妈总以一句中国成语来解释：“唇亡齿寒”，假如嘴唇不复存在，牙齿当然就会觉得冷了。我想，那意思就是：一件事物的发生，常常会导致另一件事的到来，世上万物，彼此依附，互相牵连。


    但是她的先知先觉，倒从来不是有关地震的预感，或对股票行情升落的预测。


    她所能预感的，只是一切对我们家庭有威胁的预兆。而且她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她为不能阻止它们的最后发生而伤心。


    小时候还住在旧金山时，她看了看我们那建在一个太陡的小坡上的公寓，当即预言：她怀着的胎儿，会坠落而死去，结果真的如此。


    当我们家对面的银行边，新开设了一家出售浴室设备的商店时，妈便预言，那家银行的钱可要遭殃了。果然不出一个月，银行里一个职员因挪用公款而被抓走了。


    去年父亲刚去世时，妈便说她早就有预感了，因为一盆爸送给她的常春藤枯萎了，虽然她天天没断过浇水。她说，这盆常春藤的根，已经烂掉了，因此浇水也无济于事。后来，医院里送来的化验报告上也说明，尽管七十四岁的父亲最后是摔于心脏病，但他体内百分之九十的动脉，已经全部淤塞了。爸并不像母亲那样是中国人，他是美籍英格兰人。每天早上，他会吞下五片熏肉和三只淌蛋黄的荷包蛋。


    当妈准备到树林道我们新居来做客时，我便又一次记起了她那非凡的特异功能，我很是忐忑不安，不知她会在我这里看到些什么。


    哈罗德和我，很幸运能找到这里安家。那是在靠近九号公路尽头的一个三岔道上，这里之所以没有设任何标记，是因为标记一设上去，就让附近住户给除掉，他们不希望那些推销员、城市视察员来干扰这里。往常从这里到旧金山我妈那里，只需开四十分钟的车就可以到了。但这次把妈接出来，我们却花了足足一个小时。直到车穿过拥挤的车流，费力地拐过两个拐角时，妈伸手轻轻地拍拍哈罗德的肩头，疲惫地嘘了一声：“呵，这一路上够你折腾了。”


    哈罗德笑着减慢了车速，但我还是发现，他那紧握驾驶盘的双手十分紧张。我暗自高兴，很有点幸灾乐祸之感。在拥挤的车潮中，他很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不是被后面已排成车龙的喇叭所催逼，就是差点撞上前边一位老太太的别克。


    对自己竟然还袖手旁观，冷眼看着哈罗德的种种困窘，我也实在觉得太不像话。


    但我又无法自持。早上，出来接妈以前，我俩刚吵过一架。他那样锱铢必较，挥着手对我大声嚷道：“当然该是由你来付灭虫剂的钱。因为米勒格是你养的猫，那跳蚤当然也是你惹出来的，这笔账就该划在你份上，明明白白的嘛！”


    我们的朋友中，没人会相信，我们会为了跳蚤而争个喋喋不休。而且他们再也不会想到，我们之间，还有比这更奥妙的。


    现在，妈要和我们一起住一个星期，因为她在旧金山的住宅，正在调换全部电线。所以，我们必得做出没事人似的。


    整整一路上，妈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发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修了这么个谷仓样的亭子，还有那么个四边布满苔藓的池子。而且，在另外两亩空地上，种满红杉树和有毒的陈树。其实她根本不是发问，只是在一遍一遍地表示：“哎呀，真会花钱，作孽呀！”当我们领她参观房子内部时，她更是不停嘴地发问，迫得哈罗德只好一个劲地解释：“你看，这细木嵌花地板的做工，那可全是手工脱色的。喏，这大理石花纹的墙纸，也是手工贴上去，用海绵这么一点点揩拭的。因此，花这么些钱还是值得的。”


    她点头表示同意：“原来，脱色和用海绵揩拭，是那样花费呀！”


    就这么在我们房里兜了一圈，她已找出了一大堆的不是：那斜条花纹的地板，令她觉得自己也在一个劲往一头溜滑。而我们给她安排的客房，那简直就完完全全像个马棚，两头都是斜顶天花板。她甚至看得见躲在屋角里的蜘蛛，窜到半空的跳蚤。呸！呸！呸！就像热油不断溅出锅外，尽管妈知道，我们花费了大宗钱财来装修这幢房子，但在她眼中，这依然只是个马棚不像马棚，谷仓不像谷仓的棚棚！


    这让我很恼怒，为什么她光看见我们的缺陷和不足呢？但当我再环顾四下时，又觉得她所批评的，实在也有其道理。这令我确信，在我与哈罗德间，她也一定预感到什么了。因为我至今还记得，早在我八岁时，她所跟我说过的一些话。


    妈曾瞟了一眼我的布满米粒的碗底后，随即预言，我将嫁给一个坏男人。


    “哎呀，丽娜，”好多年前，一次晚饭后，她这么对我说，“你将来的丈夫，将是个麻子。你碗底留剩几颗饭粒，他脸上就有几颗麻子！”


    妈一边收起我的饭碗，一边又接下去说：“我就知道有这么个麻子，又粗鲁又讨厌！”


    我立时想起一个讨厌的邻家男孩，他脸上就是布满麻子，而且真的就与米粒一般大小。他约十二岁左右，叫阿诺德。


    每次我放学回家走过他家门口，他就往我腿上弹弹弓，有一次，还故意用自行车来压我的洋娃娃，把她的小小的腿都压碎了。我才不要这个凶狠的男孩子来做我丈夫。因此，我从妈手里夺回那饭碗，几筷子就把碗底的饭粒划进嘴了。然后扭过头对妈得意地一笑，相信我再也不会嫁给阿诺德了。我将要嫁给一个，脸庞像我手中瓷碗一样光洁的丈夫。


    但妈对着我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可昨天、，你也吃剩下饭粒了。”对啦，我想起还有前天，再前天……我的八岁的心，几乎无法承受，要接受这么个既定事实：我将来的丈夫，就是那个可恶的阿诺德。在我想象中，阿诺德脸上的麻子在不断扩大，最后，他整个脸庞，就变得像月球表面的陨石坑一样，坑坑洼洼的。


    这段孩提时的一幕，原应回忆起来很美好很有趣的，但事实上，每每忆起这一幕，我总有一种深沉的负疚感。我对阿诺德的憎恶发展到后来，终于导致他的死亡。


    当然，这或许仅仅是出于巧合，但我深知，当初，我确实有咒他死亡的意图。因为，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避免那个可怕的麻子丈夫。


    在妈跟我提及麻子丈夫的那个礼拜里，我在主日学校看了一部颇令人心惊肉跳的电影。只记得老师把灯光扭熄了，然后，对着我们这满场的，吃得雪白精壮、营养过剩的华裔美国孩子说：“看了这部电影，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将收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为什么，我们要为上帝工作！”


    她说：“我要你们自己算一下，每个星期，你们吞下多少薄饼，糖果，枣子……然后再跟电影里看到的比一比，再想想，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要祝愿的。看！在非洲、印度，饥饿把人折磨成怎样了……”


    接着，放映机“咋咋”转起来了，银幕上显出了奔赴非洲和印度的教会人士的身影。这些品格崇高的志愿者们，自愿为这些麻风病人服务，日夜陪伴着他们。那些四肢溃烂的病人看着好可怕，脸上布满疮疤，淌着黄水。要是妈也看了这部电影，准又有话说了：“喏，那些总喜欢剩饭菜的孩子，将来就等着和这些面目可憎的男男女女结婚吧。”


    电影结束后，我忽然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唯有这个办法，才能逃脱嫁给阿诺德的厄运。于是，我开始在饭碗里剩下更多的饭粒，后来，不仅米饭，我还吃剩大量的奶油玉米花，白脱三明治。一次，甚至当我咬下一口糖块，看到里面凹凸不平的黑糊糊的糖馅时，我也将它扔了。


    我考虑过，阿诺德不一定会患上麻风，而且也迁到非洲，最后死在那里。但是，心里却也隐隐地希望他会这样……


    阿诺德是在五年后死去的。那时我十三岁了，长得精瘦，厌食，倒不是因为阿诺德的缘故，我早已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之所以节食，只是出于一般十三岁的女孩子的普遍心理。经常在走出家门的转角处我就把妈给我准备好的午饭袋扔进垃圾筒了。那天早上，我在早餐桌边，等着妈给我准备我的午饭袋，正在一边用熏肉蘸着蛋黄往嘴里送，一边看报的爸，突然叫了起来：


    “哎呀，”他手里仍旧不住地把熏肉往蛋黄里蘸，他读着：“……阿诺德·雷斯门，”他抬眼说，“就是我们在奥克兰一个邻家的男孩子，死于麻疹并发症。真可惜，他刚刚在加州的海华德大学学习，他计划做个足疾大夫。


    “医生们施尽医术，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们说，这样的病例，一般只见于十岁到十二岁时得了麻疹的未成年患者。患者母亲说，阿诺德在十二岁时，曾得过麻疹。”爸又接着往下读，“这个十七岁的男孩发病时，就陷入昏迷……”


    “丽娜，你认识这个男孩子吧？”爸问我，我只是站着不出声。


    “真不像话，”妈双眼盯着我，“不像话！”


    我想，她大概把我的心思看穿了，她一定清楚，就是我致使阿诺德死的。我吓得浑身打颤。


    那晚，我从冰箱里偷了半加仑的草毒冰激凌，躲在自己房里，一匙一匙硬往嘴里塞。几小时后，我坐在卧室外的防火梯上，把它们全部吐个精光。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往肚里吞咽食物时，我感觉是那样恐惧，而呕吐过后，反而十分舒服。


    确实是我令阿诺德致死的。我一直以为，这决不是什么异想天开或神经过敏之说。或许，他确实曾命定要做我的丈夫的，否则，在这么个纷繁混沌的世界上，怎可能会有这么凑巧的事？为什么阿诺德偏偏要挑上我，来挨他的弹弓丸呢？为什么在同一年里，他患了麻疹，而又在这同一年里，我开始有意识地憎恨他？当妈一说及我要嫁个麻于丈夫，我就会首先想到阿诺德！然后，我会恨他恨得那么深。恨，是不是痛苦的爱的必然结局？


    我最后强迫自己排斥这些可笑的推测，可我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臆断：我得到了报应，我没有嫁给阿诺德，但我却嫁给了哈罗德！


    哈罗德和我，在同一个建筑公司做事。那家公司叫利伏脱尼联合公司，只是哈罗德·利伏脱尼是合股老板，而我，只是普通雇员。我们是几年前相识的，那时，他还没有筹办利伏脱尼公司。那时我廿八岁，是计划助理。他三十四，当时，我俩都在亨德凯莱·戴维斯部门，任餐馆设计。


    我们开始经常共进工作午餐，谈论我们各自的设想和心得，而且通常是平分付账。虽然通常，我只点一丁点色拉，因为我向来习惯节食。直到我们开始正式约会外出晚餐时，我们还是平分付账。


    就这样，我们一直将平分付账的形式保持下来。如果说有时略有变动的话，就是我坚持付全部：吃饭、饮料及小费，而真的，我很高兴这样。


    经过六个月的外出晚餐，五个月的饭后调情，一个星期的羞羞答答又笨拙的爱情表白之后，哈罗德对我说：“丽娜，你真是个非凡的女人。”说这话时，我们正躺在床上，躺在我为他买的紫色床单上，他原先那条床单太旧了，太不浪漫了。


    他用鼻子擦擦我的头颈，轻声说：“我想，我还没碰到另一个女人像你这样，与我如此协调……”当他一说到“另一个女人”时，我噎了一下，就像打冷呃的那种感觉。我即时从这引申出几打，甚至几百打的倾慕他、渴慕为他买早餐、做晚饭的，愿意闻到他身上的气息的女人。


    他自顾轻咬着我颈脖，颤声地说：“……像你这般温柔，甜甜的，可人意的……”


    那些轻怜蜜爱的话语将我灌得痴迷迷的，这一次的爱情，令我完全栽进去了。


    我当时就很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像哈罗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也会认为我是出众的。反正，那时的我，很有点神魂颠倒，情思绵绵。


    不过如今，我却再也不觉得哈罗德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现在，我对他很生气。


    尽管我相信他确实是十分出类拔革的，否则，我是不会爱上他的，而且最后答应嫁给他。我至今还记得，当他向我求婚时，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幸运，因而我也十分担心，所有这一切原本不该让我消受的福气，有一天会从我身边偷偷溜走。当我一想到我将搬去与他一起生活时，内心深处更是升起一层担忧：他会不喜欢我的体味？我对音乐和电视，有自己的品位和癖好，他会认同吗？……我真害怕，有朝一日，他会戴上一副全新的镜片来上下仔细打量我，最后说：“天哪，你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的女孩子。你到底是不是？”


    那种担心，那种不踏实感和惧怕，从未离开过我，我真害伯有一天，会被他看作一个女骗子拎出来。不过最近，我的朋友露丝，因为婚姻破裂，正在接受心理治疗，跟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有这种担心，是很普遍的。


    露丝这样说：“最初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是在这种充满中国式的谦虚的环境中长大的。换句话说，生为中国人，很自然地就容易接受道家的种种观念。但我的心理治疗医生却不同意，他说我不应该责备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己的民族。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有关一个小小探险家的故事，他来到荒岛上，先满足了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后来不满足了，又要寻觅更好的生存条件……人总是这样，东西一到自己手，就已经开始贬值了，希望的总要比得到的更好。”


    与露丝谈话以后，我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平心而论，哈罗德和我，还是可谓旗鼓相当的。细观他各方面，算不得标准美男子。当然，他的皮肤细腻白皙，顾长结实的躯体，真的是十分迷人。而我，也实在不是什么倾国倾城之貌，但许多我的女朋友，都说我很有一种异国情调的气质，很醒目。她们还妒忌我的高耸结实的胸部，而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优美的形体。此外，我的一个客户，说我蕴藏着一股撩人的活力，生动迷人。


    因此我想，我完全配得上哈罗德。我漂亮，有见解。而且，我很早就凭直觉感到，哈罗德具有足够的条件去开办他自己的公司。


    早在我们还在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共事时，我就向哈罗德建议：“哈罗德，你已为这家公司挣了好多钱了，你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如果你现在开办自己的公司，你会从这里带走起码一半以上的客户。”


    “带走一半？那太妙了！”他呵呵笑着。


    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起码一半呢！你是那样的出色。你对餐馆设计和发展，有你独特的见解。你我都知道，这是经营餐馆业的必备条件。”


    “努力争取。”他把嘴一抿，用了这样四个字，恰恰是我最讨厌的。从前我在银行里做事时，行方就老用这四个字来激励雇员参加各种业务竞赛。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哈罗德说：“哈罗德，我也要和你一起‘努力争取’。我的意思是……你或许需要一笔钱投资……”


    他听都不愿听有关钱的事，不论是出于情分，或者借贷、投资、甚至合股。他说他大珍视我们间的感情，以至不愿用金钱玷污它。他向我解释道：“我一丁点也不需要你的援助，真的，我想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各自在金钱上的独立，我们互相的爱，即会得到最大的保障。”


    不，我从心里发出抗议。我想大声对他说：“不要这样。实在我并不满意我们目前这种对钱财上的‘井水不犯河水’，分得一清二楚的做法。我真的很想为我们的爱情奉献一部分，让我觉得，我也在奉献，也在操心，也在奔波……”但这些话都给哽在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只是怔怔地看着他，真想问问，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曾经如此深深地伤害了他，竟令他今天以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方法，来接受爱情。不过接下来，我终于听他说了我期待了好久的话。


    “其实，你只要搬过来与我一起住，就可以大大助我一臂之力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就此有了一笔收入……我这是指，你付我的五百元房租……”


    “那太好了！”我立时说，深知他在提这个问题时，是多么的窘迫和万不得已。


    我高兴得不能自制。虽说我现在的工作室一个月的月租才四百三十五元。但哈罗德的住处确实是相当不错的。那是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面对着大海湾，五百元的房钱应当说还是很合理的，不论与谁共租，都得这个价。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哈罗德和我都辞去了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的工作，他投资了利伏脱尼公司，而我，就在他投资的这家公司里任设计公关。不过，他未能赢得亨德凯莱·戴维斯的一半客户。事实上，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早已警告他了，只要他争夺去他们的一个客户，他们便要去法庭控告他。夜深人静时，我便安慰他鼓励他，给他出主意。我对他说：只要他做出一个标新立异的，有他自己独特风格的餐馆设计主题，不要说亨德凯莱·戴维斯没有任何理由控告他，他还可以在众多公司商号中脱颖而出，打出自己的牌子。


    “而今，人们已看厌了那种带钢扣的栋术门栅的店铺大门，还有那千篇一律的意大利薄饼的店铺。老实说，我们这个城市已挤满了各种餐馆，哪怕用警车去撞，也撞不完那么多餐馆。但是，那些只不过是一大堆设计雷同、主题陈旧的复制品。


    你要搞一个自己的橱窗。在这里，每次都要推出一套全新的、出其不意的设想。你可以设法吸收一些香港投资者，他们是最愿意将美元用以投资美国式的独创。”


    他给了我一个敬慕的微笑：“我就爱你这份天真。”而我敬慕的，就是他那样看我的目光。


    我继续嘟嘟味浓地，向他倾诉着我的爱意，那丝丝爱意，已全融成对他事业的一份关切，一份生死与共的关切。“你……可以就吃这个字眼，大做所谓主题食物的文章。比如……设计一个家庭炉灶，全是居家品位；女侍们围着方格布围裙，就像家里的妈妈样，伏在你桌上，教诲着你不能在盆里剩食物…··、


    “……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特色餐馆：专门经营文学小说里的食品，如劳伦斯、山德士暗杀小说里的三明治；诺拉·埃弗朗的《妒忌》中的点心，种种其他读者熟知而又从未亲口品尝过的吃食。食品的名称要取得奇特，幽默诙谐，或者吉祥讨口彩，反正要有勉力……”


    事实上，哈罗德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将这一切经过一番筛选整理，将其略加变化地体现出来，可我从中还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原始设想和基本格调。


    现在，利伏脱尼公司，已雇有十二个正式雇员，他们都搞主题餐馆设计，即我最初向哈罗德建议的“主题食物”。哈罗德是把关人，总体规划的制订人，通常与新客户的合约签定，在他这儿是最后一环，由他拍板定音。而我，则是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设计员。因为，正如哈罗德说的，以免其他雇员说他任人唯亲，以避嫌疑嘛——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我们在他投资利伏脱尼公司的第二年就结婚了。其实即使做了老板太太，我想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由于我的出色的工作而得到提升。


    事实上，我干得确实十分出色。虽说我在这方面并未受过什么正式训练，我在大学里主修亚美文化时，我只选修了一门剧院设计，并担任了学校里的《蝴蝶夫人》演出的舞台设计。


    在利伏脱尼公司，我接受了一次餐馆主题设计。有家叫“捕鱼者笔记”的餐馆，我为其设计一只黄色青漆木质船，搂花的模板上，刻出“征服号”几个字眼。每张餐桌上置着一根小型钓鱼竿，菜单就悬在钓竿上，而餐巾上，印着尺度的标记及尺寸的变换。这个设计得到众人的很高嘉奖。后来，我又接受了一家命名为“图雷谢克”的阿拉泊餐馆的设计，我想，这里应该有点阿拉伯集市的效果，因此，我设计了在一圆石上，置上一条迎面扑上的眼镜蛇的标本。


    应该说，我很喜欢我的这个职业，只是我付出了这样的精力，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报酬。我做得那样努力，可哈罗德对人人都按劳付酬，唯独我不是，这令我很是不快。


    事实上，我和他为利伏脱尼公司付出的努力是相等的，但哈罗德的工资，却是我的七倍。他对此应该十分清楚，因为每个月我的工资，都是经他签字后转入我名下的支票。


    近来，有关这些烦恼，总蔡绕在我心头。起先，我自己还没有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只是觉得心里不大自在。直到最近一星期前，自己才突然明白过来了，究竟是为什么烦躁和不安。这工夫，我在收拾早餐桌，而哈罗德正把车开出车房，我们要准备上班去了。只见厨房桌上，摊着今天的报纸，上面搁着哈罗德的眼镜，他的那把专用的断柄的咖啡杯，就搁在报纸边。不知为什么，这些细微的生活小景，居家气息，搅得我万箭钻心。这种只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弥散着哈罗德的气息的感觉，让我又看到第一次与他做爱时的自己。那时的我，听到，看到和感到的，就只有哈罗德。他是那样肆意不羁地、完完全全地俘虏了我，我任凭他恣意地，放纵地在我身上寻觅欢快，却一点不计较，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可直到今天，我得到些什么呢？


    我带着这种灼热的滚烫的回忆坐上车，那股突来的激情竟一时平息不下来。


    “哈罗德，我爱你！”我禁不住热烈地抚摸一下他的手。而他只是专心地注视着反光镜，一边倒着车，一边顺口敷衍着：“我也爱你。呃，你锁上门了吗？”还是这句话，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他给我的，太不够了。


    哈罗德在外边，把汽车钥匙甩得锵锵响：“我开车下去买点牛排之类，还要些什么吗？”


    “我们的米吃完了，”我说着，小心地瞟了一眼背朝我，正在专心观望窗外的灌木棚的母亲，再向哈罗德使了个眼色，表示妈妈要吃米饭。然后，只听见哈罗德发动了汽车，嘎嘎地碾过砂砾小路。


    家里就我们母女俩。我开始浇花，妈却踮起脚尖，仔细察看一份贴在冰箱门上的账目单。


    账目单两边分别写着“丽娜”和“哈罗德”，然后罗列着各自的账目：


    丽娜哈罗德


    鸡、蔬菜面包、甘蓝、汽车房工业25.35元


    洗发香波、啤酒19.63元浴至用料5.41元


    玛丽亚（清洁费十小账）汽车用料6.57元


    65元灯火装置87.26元


    杂货（视发票）马路砂砾9.99元


    55.15元汽油22.00元


    牵牛花、罐头、泥土汽车烟雾检查35.00元


    14.11元电影和晚餐65.00元


    照相扩影13.81元冰激凌4.50元


    从这星期的账目看，哈罗德比我多付了一百多元的账，所以，我还欠他伍拾元。


    “这写的是什么呀！”妈用中国话问道。


    “哦，也没什么，只是我们需合付的一些账目。”我尽量将一切说得轻描淡写。


    但妈只是疑惑地看了看我，皱皱眉，什么也没说，又扭头去细看那份账单，这次可更仔细了，只见她用手指逐个核对忖度着。


    我觉得很是窘迫。从这张账单上，妈已十分明白了。令我颇觉侥幸的是，她幸亏只看见我们的一半，还有一半：那无数次的商洽，一次一次的辩解和纠正那些不属“共享”的概念：如睫毛油和剃须水，头发喷雾剂或剃须刀，假发垫或香港脚粉……我们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商洽，才最后确定它们不属共享的范畴。


    在市礼拜堂举行婚礼，他坚持付了婚礼费，我则请了朋友罗伯特来为我们照了相，作为抵消他的支出。婚礼后，我们在自己公寓里开了次聚会，每个应邀的朋友都带来了香摈，因而也不存在谁付这笔聚会费。当我们决定购置现在这幢房子时，我们达成协议，决定我只需付抵押数的某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根据我的收入与他的收入差额两制定的。因此根据我所出的这个百分比，我可对这幢房子拥有一个相当百分比的所有权。由于哈罗德付的金额较大，因此他拥有该房的支配权，决定装修的风格：与众不同，典雅，又可多功能使用。一旦他制定了这个原则，那就一锤定音，改变不过来了。至于度假的费用，我们选择了平摊付费。其他的比如生日礼或圣诞礼、还有结婚纪念日礼物，都由哈罗德付。


    还有些界线混淆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概念模糊的，那就争论不清了。比如我的避孕丸，或者如果我们宴请的客人，他们确实是他的客户，可同时又是我大学里的老朋友。再有，我出面订阅的食品烹饪杂志，但他自己也常找出来翻阅解闷的。


    还有，那只猫米勒格，也常成为我们争执不休的题目。米勒格不属我们的猫，只是我的猫，那是去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什么！这一项，你们是不能平摊付账的！”妈神色骇然地大声问我。我一惊，以为她已窥探到了，有关米勒格的种种奥妙。但后来我发现，她的手指，正停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一栏里。我想，妈一定还记得，当初我怎样将一盒冰激凌全吞下去，结果坐在安全梯上全部呕光的事。从那以后，我一见冰激凌就害怕了，碰也不碰一下。但后来我又一次震惊了：哈罗德竟然毫无党察，他按例每周五晚上买回的冰激凌，我一丁点都不碰。


    “为什么要这样！”


    妈的嗓音中带着抑制下去的呻吟。好像这张账目单刺痛了她。我想着如何向她解释这一切，一下子就冒出哈罗德和我互相间常用的那句话：“……唯如此，我们才能排除一切错觉，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相互间的真正的平等尊重，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但是，这些话对妈来说，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只好这样对妈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是早在我们结婚前就开始遵循着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哈罗德回来了；从车上提下买来的木炭，我则卸下食品等杂货，然后开始腌泡牛肉，煮饭，安排晚餐桌。妈则坐在花岗石铺面的厨房桌边，嚼着咖啡，一边不住地用藏在袖子里的软纸，揩拭着杯子底。


    晚餐时，哈罗德不时制造着谈话气氛，一边谈论着有关房子的装修计划：屋顶安上天窗，扩大平台，铺上种植郁金香的花坛，将有毒的砾树砍掉，再辟一个侧厅，然后修建一个日本式的浴室，反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晚饭后，他便收拾了餐桌，一边把脏盆子都堆在洗碗机内。


    “要吃甜食吗？”他问着，一边去开启冰箱。


    “我已经饱了。”我说。


    “丽娜可是不吃冰激凌的。”妈接着说。


    “好像有那么回事。她总是节食。”


    “不，不是节食。她从来不吃冰激凌，她不爱吃。”


    哈罗德笑了，迷惑地看看我，希望我能向他解释一下我妈的意思。


    “妈说得对，”我只是冷冷地说，“我几乎一直讨厌冰激凌！”


    哈罗德显得更迷茫了，好像我说的也是他不懂的中国话似的。


    “我想……你这是因为要减肥吧？”


    “难道你没看见，她现在已经瘦成这副样子，”我妈在一边叫了起来，“她已经瘦得像个鬼了，再减肥，连人都要没有了。”


    “是的，上帝。她可真伟大，真有毅力。”哈罗德这才松了口气似的，还以为我的妈存心给他找个台阶下。


    晚上，我把干净毛巾送到客房里，妈正坐在床沿上沉思。这间小客房，哈罗德向来不怎么上心，因此陈设极简单，一对覆着白床罩的床，裸露着的没有地毯的地板，斜顶的墙面上光溜溜的，一点装饰都没有。


    房里唯一的摆设，是床边一个很古怪的茶几，由细脚伶仃的黑漆木质支架支着一块不对称的大理石板。妈刚把手提包往上面一搁，那茶几上的一只圆筒形黑花瓶，便开始摇晃了，连带花瓶里的阿利斯花，也一阵颤曳。


    “当心，这张茶几不大稳。”我说。这张设计造型实在不怎样的小茶几，还是哈罗德学生时代的杰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它如此引以为做，这只茶几线条笨拙，没有一点哈罗德所讲究的“流畅”和“动感”。


    “这有什么用？”妈用手轻轻摇摇那张茶几，“上面什么都搁不上，‘唇亡齿寒’。”


    我给妈道了晚安，下了楼，哈罗德正在开窗让空气流通一下，这是他每晚必做的。


    “我觉得冷。”我说。


    “什么？”


    “请把窗关上行吗？”


    他看看我，无奈地一笑，关上窗，然后盘着双脚在地板上坐下，随便找了一本杂志翻阅着。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让这种无意识的、无益的烦乱，搅得闷闷不乐。


    这不管哈罗德的事，他什么也没错，哈罗德就是哈罗德，就是这个样。


    在我决定这一行动之前，我明白，我正在掀起一场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最后该怎么收场，远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无论如何不能了。我腾一下起身走到冰箱前，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上，打了个“X”。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不该把冰激凌的账上在这里。”


    他耸耸肩，贼忒嘻嘻地说：“我爱吃。”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斤斤计较！”我对着他大吼着。


    哈罗德放下杂志，咧咧嘴，有点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呀？到底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讨厌斤斤计较，什么该平摊，什么不该平摊，什么得自己一个人付，什么又要加起来，再减过去，再一分为二……我讨厌，讨厌！”


    “可当初是你，要这只猫的。”


    “你说什么？”


    “好，算啦。假如你以为我对灭虫剂的建议不公平，那我俩平摊这份账好啦。”


    “那不是主要的。”


    “那请劳驾告诉我，什么是主要的？”


    我开始哭了，我知道，哈罗德最恨我哭，这经常令他不自在，恼怒。他认为这是在要挟他，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要求哈罗德资助点钱给我？还是要求付得再少一点，比一半再少一点？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停止这种平摊付账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清算一下各自脑子里的货色？这一来，会不会让哈罗德赌气，干脆故意坚持付大部分账，反而令我更难堪了？或许当初，我们根本不该结婚？或许哈罗德根本是个坏蛋，而或许，是我使他变成这样的？


    这种攒动纷纭的思绪，纠缠得我无法摆脱。看来，它们中没一个是成立得了，而且毫无意义。我自己一个也解答不了，我完全失望了。


    待我觉得可以控制住自己时，便呜咽着，迸出几句：“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婚姻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根本不是这种账单，不是谁该付给谁多少，谁又该找回他多少……”


    “胡说！”哈罗德话一出口，即将身于往后一倚，这工夫，他似真的在思考，然后，他以一种受伤的嗓音接着说：“嗯，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基础，要远比这些账单要多得多……但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你还要些什么呢？在你改变主意以前？”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相对无言，似乎连空气都沉重得凝滞住了。我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峦，隐约在一片夏日的云雾中，接着，我听见头顶上有玻璃碎裂的声音，紧接着，一张椅子跌倒了。


    哈罗德刚欲起身，我拦住了他：“让我去。”


    楼上门敞开着，房里黑魆魆的，没有点灯。我不禁喊了一声：“妈！”


    我立时发现，大理石茶几倒塌了，那只圆筒形黑花瓶给跌为两爿，花瓣散了一地。


    然后我才看见窗台边的妈，那投在夜幕下的身影，寂孤又清晰。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脸庞依旧隐在幽寂的夜色中，因此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它掉下来了。”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毫无歉意。


    “没有关系，”我说，并俯身将碎片拾起，“我知道早晚要打碎的。”


    “那你怎么不想个办法制止它？”妈问。


    而这，竟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