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

    喜福会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殁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1949年我出世前两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


    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等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者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十分实惠中肯，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喜福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


    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


    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


    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


    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摹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


    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着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着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


    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榆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


    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


    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


    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智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


    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