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对我不好，不把我当人待；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我现在是人民教师，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我除了学历高，长得也比较高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缺点倒是特别多，譬如表达很差，五音不全，中气不足，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听我讲课，不听还清楚，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一上课，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尽管如此，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一周安排八天。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我从不讳言，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当然是被迫的。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说白了就是看小说，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那时校长不叫校长，叫处长。我找处长报到，处长说，来了好来了好。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像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七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七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的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州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绝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朱镇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像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朱镇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意，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忽略了，这样说来就显得我的心胸很狭隘，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这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在大学里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使我后来面对党的优秀儿女时感到很惭愧。刘老太每次开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对我这种人能够混进党的组织感到很愤怒，对此我也毫无办法。我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是我的老乡，他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党的队伍。我后来一直想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譬如说领导上让我教书，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会按时去上课，学生不听我讲课，自己在下面安排节目，只要不影响他人，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而且我绝对会把课时上满，连半分钟的水都不会缩。这一点领导上派人考察过，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实际上本质并不坏，只是有时难免会放纵一下自己。刘老太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她看来，我每项活动都是针对她的。这样我的处境相对其他人来说就要悲惨得多。譬如说我有个脱痔的怪毛病，三天两头，这位痔兄就要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每次大解难免会花点时间来敷衍它，蹲厕所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有时长，有时短，最长超过三小时，站起来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这个悲惨的故事不能老挂在嘴边逢人就说，不知底细的同事对我老占着茅坑就有些意见，心地好点的人说我有恋厕癖，心地坏的人说我偷懒。刘老太就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她恨不得杀了我。这老太婆泌尿系统有毛病，她那尿不受小脑控制，有时一上午拉不了一泡尿，有时一小时要拉几泡，我占着茅坑就等于戕害她的身体，对此我深以为歉，但我也没有办法。刘老太是管吃喝拉撒的，她都没办法，我连吃喝拉撒都摊不上管，更没办法了。我也找领导闹过，要领导再建一个茅坑。领导说，我们是在人家的地头上，建不建茅坑由人家说了算。领导说，人家未必愿意多建一个茅坑呢。说得也是，我们天天拆人家的邮件，而且还扣你没商量，害得邮局天天有收件人来找麻烦。如果我是邮局的领导，我就让海关把屎尿憋回家里去。可惜我不是邮局的领导，我只是一个新入关的海关干部，整天给刘老太追得屁滚尿流，连拉屎都给她监视。


    上班对我来说真是活受罪。我一见到刘老太就双腿发软，我特别怕她拿眼看我，她眼睛又大，眼神又足，两道眼光就像两把无影剑。一想到她两眼在看我，我就背脊发凉，把跟师傅在一起的一点欣喜劲也丢了。师傅年纪是大一点，但有气质，洁净、素雅、漂亮、大方，跟她在一起，我才有点精神劲儿。两人整天面对，又看些五颜六色的东西，难免心猿意马，我的眼神就老往师傅的敏感部位上走。那些天，一出办公室，眼圈发黑，四肢酸软，眼里就只见女人的Rx房和大腿，有好几次差点给汽车撞死，幸亏师傅跟在后面，拉我一把，救了我的小命。师傅怕我走火入魔，很是担心，叫我晚上去找点节目。那时我还不知道晚上找节目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节目。


    托刘老太的福，她把我的病治好了。我整天背脊发凉，心火就上不来，走在马路上，也不会把汽车当女人。在办公室，眼神还免不了往师傅身上走，但次数没那么多。师傅还能忍受。


    我在拆印刷品的时候，一不小心拆了一封信，拆开了才发现是美国领事馆的。在海关，这就叫出了事，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交信函是免验的。我一个堂堂的研究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自然是不可原谅的。领导批评我，叫我停下手里的活，让师傅带着去一趟公安局，让公安同志把这封信复原。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还没干过，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公安局，因此觉得撕一封领事馆的信，挨一回批还是蛮值得的。再说可以跟师傅单独外出，又避开了刘老太，真可谓一石数鸟。所以我后来一看到领事馆的信，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阿联酋的，都忍不住产生撕信的冲动，之所以没撕，一是不能老出事，二是怕见公安局的阿双。阿双是打字员，兼传达，譬如我们的信要送到技术部门去修复，就得通过她的玉手转过去。这样她也算是小有职权，如今有点职权的人都会用权，连小孩子都会，所以师傅就得对她低眉浅笑，我也陪着笑。师傅乐意做的事我都乐意做，何况是笑。师傅对阿双说，以后就由小江跟你打交道，小江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呢。这话让我很惭愧，高才生犯低级错误，这是其一，其二是师傅认为我还会继续犯错误，所以要经常跟阿双打交道。阿双说好啊好啊，多交个朋友。


    办完事已经十二点，阿双说，吃饭时间到了，一起吃饭吧。师傅的脸色有点勉强，她嘴角动了动，还没说出话，我就说，好哇，我请你和师傅吃饭。我这叫拖时间，宁愿花钱也不想太早回去面对刘老太。


    阿双带我们去一家小酒店。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所谓请人吃饭，就是请吃大排档，我还没在酒店吃过饭呢，就是吃大排档，也是师傅带出来的。我以前就吃点面馆饺子馆之类的，师傅见我整天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就带我去大排档，叫我多吃点肉，还叫我有空多煲点汤喝。我看吃大排档比饺子馆贵不了多少，吃得又舒服，就吃开了大排档，有时是自己吃，有时是跟朋友一起吃，更多的时候是涎着脸要师傅请吃。吃酒店我还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所以一进酒店我就双腿发虚，坐下后就全身出汗。我粗粗看了一下菜牌，一个青菜二十几，一个煲仔三十几，点三菜一汤我就要出洋相。我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块钱呢，除了发工资那天。


    这是有生以来吃得最没滋没味的一餐饭，鱼呀肉呀塞进嘴里就像嚼木材。师傅说，看你一脸难受的样子，是不是没钱买单？阿双说，不是吧？第一次请我吃饭就想逃数。我说哪里哪里，这点钱还出得起。心里却在为这出戏如何收场发愁。我很后悔没有及时办一张牡丹卡。朱镇上个月办了张牡丹卡，他劝我也办一张，说是万一没钱了还可以向银行透支。我说这玩意儿太麻烦，要去银行存钱，还要交管理费，不办。我正一筹莫展，左肩给人重重拍了一掌，我一头火起，就想找人晦气，扭头一看，拍我的是位阿Sir，看起来还很面善。这人在哪里见过，就是想不起来。阿双开始骂他了，阿双说，死大伟，手脚这么重，你想把他的肩膀卸下来呀。说着就摸我的胳膊，问疼不疼。我的胳膊本来很疼，这时就不觉得疼了。她一摸一问，我脸上的颜色就挂不住，红了。师傅看到这里，抿着嘴偷笑。


    大伟就是那个片警，我当盲流的时候，他介绍我去一家酒店打工，尽管酒店老板恶心我，我还是很感谢他，只是我一不小心把他的呼机号码丢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失了踪。我说伟哥，好久没见，怪挂念你的。大伟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挂念我，也挂念双儿。双儿立即叫了起来，她说，死大伟，一双臭嘴没遮没拦，我跟小江可是才认识。大伟啧啧连声，他啧完了说，谁不知道谁呀！双儿又要跟他急。他说，别闹，别闹，叫酒，我要跟我兄弟喝酒。说着招手叫部长。大伟叫了支XO，又加了几个菜，末了吩咐部长，把数入到玫瑰房。


    我倒满酒，连敬大伟三杯，我是真心感谢他，他总是在我困难的时候救我于水火，尽管这次不是救命，是救面子。在我看来，面子还大过命呢。大伟和师傅也很熟，他说，琳姐，又出事了？这次是得罪了哪国领事馆？师傅抿着嘴笑，眼神却往我身上开小差。大伟从玫瑰房出来时已经有七八成醉，连饮几杯，已经醉到九成了，但人还清醒。他说，知道了，找机会跟双儿见面，拿领事馆出气，小兄弟你可真有出息。


    如果请人吃饭就要惹火烧身，那么绝对不会有人请吃了。问题是有人捞到盒满钵满，不请人吃几顿他心里不舒服。我是属于没挣到钱又要摆谱的那种人，师傅说我惹一身骚是活该。她是拿我和阿双的事开心呢。自从那次饭后，阿双隔三差五就给我挂电话，她说，你出来吧，最多我请你吃饭。这样她一打电话我就得请她吃饭，害得我下个月的工资这个月就花光了，我只好在约会完了再深夜加班加点爬格子，然后求我的同学给我留点版面好登垃圾。我的同学都怕接我的电话，他们相互联系时有一句口头禅，喂！垃圾大王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如果不请阿双吃饭，我就会面临很多困难。首先阿双会不断给我打电话，我每接一个阿双的电话，就发现师傅的嘴角变得更像蒙娜丽莎；其次我去公安局办事就没那么方便，有些事是很难保证的，譬如说难保哪一天又会一不小心拆开领事馆的邮包，就算我不拆，我的同事难保哪天会心血来潮，拆一个邮包让我跑跑公安局。万一阿双心情不好，不给我传达，问题就会显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领事馆的东西是拖不得的。我每跑一回公安局，师傅的脸色就会阴晴不定，难免对我耍点小脾气。我尽管是学文学的，也看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可对生活中的女人还是摸不准，你很难猜到她们什么时候要发脾气。我宁愿得罪师傅也不能得罪阿双。得罪师傅她顶多就不睬我，或者做脸色给我看。不睬我就不睬我吧，我也不睬她，她做脸色给我看我可以不看。但阿双不睬我我就办不了事，她给我脸色看我就得看。


    我一收到家书就特别难受。我老爸特别爱给我写家书，一个月要写两封。尽管说的也就是家长里短，可我看了就心烦。我爸是个老实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一无所嗜，他的另一个特点是没用。说他没用也就是说我没用，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本来就应该在家里跟着他耙地，我这身骨架子就是生来耙地的，他偏要让我去读书，而且苦拔苦挣供我读完研究生，让我到城里来当干部，害得我空有一身骨架子，没一点力，还给人骂成林黛玉。我老爸有个观念，他认为把儿子供了出来就得顾家，要先把家里拾掇好，迟一点再谈婚论嫁，所以对我工作大半年没怎么往家里寄钱很有看法。这种观念在我乡下很行得通，家乡的父母官说，供一个大学生就是脱贫一个家庭。对此我也有同感，问题是我在大学里欠了不少钱，毕业后就拼命还钱，后来还遇上个双儿，害得我连自己的肚皮都填不饱，只好把家里先搁一边了。再说我始终觉得家里有吃有穿，什么都有，就缺个钱。没钱也能活下去，有钱当然会活得好一点。老爸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我再不寄钱回去，他就要过来看看。他以为我在城里三妻四妾呢。


    老爸觉得结婚是件简单的事，城里的姑娘花心，又看不起乡下人，不如在乡里找一个。他说石留就是一个好姑娘，找她就行。他把石留当成了未过门的儿媳妇，在街上碰到了就要拉到家里去吃饭。石留没有像别人家的未来儿媳妇那样，不时到未来婆婆家拾掇拾掇，他倍觉伤感。他对洪玫不仅没有好印象，而且没有好脸色。洪玫是石留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大家都觉得石留比洪玫漂亮，清纯，可爱，可我就是喜欢洪玫，因为她艳。直到今天我对娇艳的女人总是怦然心动，这是我的致命弱点。譬如说双儿，尽管我很烦她，可我还是给她迷住了。她还破坏了我和师傅的美好关系。我刚对师傅有点精神劲儿，就给她搅得一塌糊涂。


    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说我不理智，常把心思用歪。他指的是我上课看小说，高考前谈恋爱，而且恋爱又不恋石留，去恋洪玫。简直不可理喻。就该当头棒喝。他现在给我写信还是这样批评我，还叫我吸取教训。班主任老师对我用心良苦，他比我老爸还关心我，而且他年纪又老了，刚评了个特级教师就要病退，所以我不会和他较真。但如果说以前那叫犯错误，我就准备再犯错误。我是指处理师傅和双儿的关系。师傅是个可爱的女人，如果她愿意嫁给我，我立马就跟她去办手续，尽管她比我大几岁，这可能会贻人口实。问题是师傅一直对我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此前她的笑也不明朗，害得我惶惑、疲累，老做噩梦，梦里给汽车撞死。因为我老把汽车当做师傅来拥抱。我想就算假以时日，我也未必有机会亲到她的香腮。大概师傅这个年纪的女人都是这副德性，我真是又怕又爱。双儿就不同，她笑起来格格连声，你要亲她的香腮，她还会凑上雪白的脖颈。只要不把她的肚子弄大，你让她干什么都行。我毕竟处在提倡市场经济的时代，急功近利是人的缺点，也是人的特点。何况我还是个乡下佬，乡下佬就爱贪个小便宜。


    我心情好的时候就请双儿吃饭，心情不好时就不请。如果她还来聒噪我，我就在电话里说，你得了吧。这样双儿就会在那头哭鼻子，还会说，你没良心。女人说男人没良心实际上就是说男人不道德。说这种话时男女关系至少发展到了床上。对此我也不想讳言。我就被她勾搭上了床。问题是双儿不是处女我还是处男，对此我不太在乎，双儿倒很来劲。她认为我生是她的人，死是她的鬼，不能占了便宜就卖乖，跟她玩沙扬娜拉。而且是不是处男又没法证实。对此侮辱我实在难以忍受。我们乡下人最老实，说话当真。但我也犯不着为这事较真，如今满世界找不到处女了，我还去求证处男，岂不贻笑天下。


    我有时会请师傅吃饭。师傅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答应我。我们在大排档吃。吃饭时师傅老爱问我跟双儿在一起干什么。这时我就觉得师傅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像其他女人一样，有点蠢。有些话不问比问了好，听了只会更难受。可女人偏要问，听过了心里不舒服，就跟你使性子，让你也跟着难受。我对师傅说，不干什么，就数马路。师傅说是吗，然后一个劲喝水。那几天师傅心情不好，她的第一个徒弟给海关清理了门户。就算不出这事，我也不会跟她讲跟双儿的事。那不是什么光彩的经历。


    师傅的首徒收了两千块钱，放了个邮包。收件人出了邮局就去政治部告状。这位同志七十年代就犯过类似的错误，收了人家两百块钱，结果给劳教三年。当年安排劳教人员的政策是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所以他又回到了海关。有人犯了错误，对单位来说就叫出事。如果这事具有轰动效应或者曝了光，就叫出了大事。领导是个文化人，也是个老实人，在他打理的这块旱地上也会出点带“水”的事让他脸上无光，尽管党组还算给面子，大会小会上都避免提及，领导的心情还是欠佳。还有一件烦人事，邮局落井下石，把饭堂给撤了，害得同志们没地方吃饭。为解决吃饭问题，领导带我去找邮局谈判，领导说全单位就我书读得多，还有同学在律师界，该派上用场。我对邮局领导说，你们有义务有责任给海关安排工作、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这是《海关法》明文规定的。邮局领导说，是吗？知道了。就不再睬我们，只顾着自己喝茶。他喝了两壶茶，才对我们说，不好意思，局党组要开会，以后再谈吧。


    吃饭问题终于没有解决，我后来对谈判也失去了信心，领导再找我，我就去跟刘老太争茅坑。领导后来终于也放弃了，他说，没饭吃还是件小事，与邮局的关系搞不好才是大事。后来邮局搞了个特快专递，故名思义，特快专递就在于快，而快不快关键在海关，所以邮局主动起了个新饭堂，建了几个茅坑。当然这时我和领导早已不在邮局了，不提也罢。


    没饭堂的日子里，我和师傅就去吃大排档。吃完了大排档，我们就逛马路。有一天，我和师傅在逛马路，有个叫贾四等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这人穿了双破拖鞋，满头乱发。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本来应该在海南省委宣传部当部长秘书的。我和师傅在大排档请他吃饭，他说海口那乡下地方真寒伧，白天停水，晚上停电，最难受的是没肉吃。他说，肉可是我的命哪。师傅说，那你就多吃点肉。说着拿了双公筷往他碗里夹菜。吃完饭，贾四等说一分钱路费也没有，要赞助。我口袋空空，他就把师傅身上的七百块钱搜走了。他走时说，你女朋友不错，气质好，就是看起来显老。然后他就在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后来有个词语叫杀熟，意思就是拿熟人开刀。我在南州的头几年，经常给人当“熟”杀，始作俑者就是贾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