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圻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会，“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下传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超过“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姻愠，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跃地”虽像麻缕（细）棉絮（组）般的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把“万物”赋予生命。～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我们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实物的遗留。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价么样子，在陈仁涛的检匾论古初集》（页六，图初一、①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五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鏊餐的、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可以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样，也不例外的崇拜过这个玩艺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少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做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妄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位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式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侦，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纪元前六百年）这段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谷梁传》中记为“或农其衣，或衷其儒”，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吴！”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义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是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一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一种性开放的景象……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好、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好、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的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庞”姐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斌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榜；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及，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母忘在营；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跳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俱：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fatigue）是由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扈”了，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了，什么是“妇道”、“女诫”了，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了，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了，什么“去势”、“幽闭”了，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了


    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不出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扶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劫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的“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阔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认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的，起码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旧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nation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的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威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式的；《诗经》“寨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一殖器八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promlscu－ity）；（老子）中的“元扎”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遽《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种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环文集》中“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唐*笔记）中“入相奇缘”里写和坤“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所有的大量历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专家的一双法网，用这种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很多。性质近的像泰勒（G．RattrayTalor）的“SexinHistory”（一九五三伦敦Thames＆Hudson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上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又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相对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屡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好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所谓“礼义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足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的护符，都更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实在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