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绝诗浅释 七
3个月前 作者： 沈祖棻
赤壁
杜牧</a>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a>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会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担承的命运。如果曹操</a>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的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a>》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抗议。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的社稷（政权）和生灵（人民）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a>《历代诗话</a>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a>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a>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可以和《赤壁》比较的，有钱珝的《春恨》：
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
高台爱妾魂销尽，凭仗丘迟为一招。
这首诗也是即小见大，以和政治斗争毫不相干的女子来揭示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
陈伯之本是南北朝时代梁国的一位将军，梁武帝</a>天监元年（502），担任江州刺史。他是一个文盲，又爱任用私人，因而把事情办得一团糟，后来朝廷对他加以告戒，又派人前往整顿吏治，他害怕了，就举兵叛变，失败以后，逃往北朝魏国，被封为平南将军。天监五年，梁魏交战。梁临川王萧宏是梁方统帅，命令著名文士丘迟写信给他，劝他弃北归南。这封信晓以大义，戒以利害，动以感情，指出梁国对他非常宽大，在他叛变以后，对他的祖宗坟墓、亲戚家人、私人财产，都一律加以保护，毫未触动（“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又指出江南风光美丽，令人怀念，如果他回想自己值得珍重和留恋的过去，一定感到难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念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希望他早日回来。这封信写得合理合情，叩人心弦，连这位不识字的将军也深受感动，因此就回到了梁国。它就是梁昭明太子</a>萧统</a>收入《文选</a>》中的《与陈伯之书》，是一篇一直传诵人口的优秀作品。
这首诗就是歌咏这件历史事实的。首句叙事，写陈伯之奔魏。由于他叛变投敌，是有罪的，所以称为负罪将军。次句写南都春色，是《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诸句的改写，同时暗用《楚辞</a>》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维</a>《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隐含陈伯之思归之意。这一句所写景物，是陈伯之眼中所望，心中所想。一位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人，一旦犯罪，逃往北方，到了春天，想到故国南京秦淮河畔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芳草又呈现了一片碧绿，而自己却千里迢迢，远在魏国，怎么能够不动思归之情呢？这就为事件的结局和下面的文章安排了伏线。第三句以《与陈伯之书》中“高台未倾，爱妾尚在”两句为素材，而发挥诗人的想象力。在陈伯之旧居的高台之上，他的爱妾们该是日日登临，凝眸北望，盼望他的归来，以至于连心魂都为之销耗殆尽了吧。第四句写陈的归来，而兼致对于丘迟的赞美。
这首诗写陈伯之悔罪南归，不从民族、国家的大义立言，也不从政治、军事的形势发论，而以与这些重大事物无关的妇女作为中心来写，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小中见大，与杜牧《赤壁》相同，不过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赤壁》虽然只说二乔，但由于她们的命运能够反映出东吴的存亡，故其意义仍在显示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而《春恨》完全抛开了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而只就私人生活，而且是私人生活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发挥，好像陈伯之的南归，其意义就只限于免于高台爱妾之销魂，立言就非常不得体了。丘迟原信，写得很全面，谈到陈伯之家庭之受到保护，也不过梁国宽大政策之一端，而钱珝却恰恰发挥了原书中并非重要的这一点，虽然也有情致，但是并无眼光。故此诗从艺术标准看，容有可取之处，而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就比《赤壁》差得远了。借用刘知幾《史通</a>·模拟篇》的一句话来说，二诗可谓“貌同心异”。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录一）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华清宫是杜牧爱写的题材，在他的诗集中，有五言排律《华清宫三十韵》一首，又七言绝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华清宫》一首。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此诗的主题思想是揭露荒淫无道的唐玄宗</a>及其宠妃杨玉环的奢侈生活所加于人民的苦难，与杜甫</a>《解闷》中“侧生两岸”一首同意，但写法完全不同。前诗侧重于以“翠眉”与“布衣”对比，以见玄宗之轻才重色，劳人害马，是以议论为主。此诗则主要的是揣摹杨贵妃看到进贡的荔枝来到时的满意心情。画龙点睛，而统治阶级之作威作福，人民之被压迫被剥削，都可想见，是以描写为主。杜牧是非常敬佩杜甫这位伟大前辈的，但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出息的诗人。而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家，除了应当谦逊地向前辈学习之外，还应当勇敢地向前辈挑战，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出或多或少的前所未有的实绩，发出一些新的光彩来。否则，文学艺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为人民提供新的精神食粮了。我们以老杜与小杜的这两诗相比较，不能不承认，后者是青胜于蓝，冰寒于水。
诗从临潼到长安的途中着笔。已过骊山的华清宫，快到长安了，而犹回头眺望，足见感触之深。绣成堆，是形容骊山风物之美。《雍大记》云：“东绣岭在骊山右，西绣岭在骊山左。唐玄宗时植林木花卉如锦绣，故名。”故此三字也就是后来小说中常说的花团锦簇。长安离临潼已远，事实上是望不见的，所以这头一句也和以下三句一样，无非是回忆想象之词。次句山顶千门，是写宫殿的宏伟深邃，用张衡</a>《西京赋》“门千户万，重闺幽闼，转相逾延”之意。为了迎接进贡荔枝的使者，而宫殿门户，一重重地依着次序打开，说明使者之被重视，也正是说明唐玄宗、杨贵妃对私人生活享受之重视。这一句是后面的主要场面即第三句的前奏。第三句正写。这时，在远处大路之上，尘土飞扬，一位使者，鞭马急驰而来，正向骊山顶上的华清宫前进。因为千门万户，都已打开，深居宫中的妃子也就看得见她即时可以到口的家乡爱物了，于是，不禁嫣然一笑。结句不但点明一骑红尘是为了进贡荔枝，而且说出无人知道。这也就是说，这班寄生虫的奢侈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人们看到这位使者拼命地奔驰，还有可能认为是呈递什么有关国家大事的紧急情报哩。上一句写得极热，这一句却写得极冷，相形之下，这些最高统治阶级的丑恶形象就更加清晰了。洪昇</a>在剧本《长生殿</a>》的《进果》一出中，也写了这个场面。他利用了戏剧那种样式的特长，对此作了更广阔的描绘和更细致的刻画，值得参看。
这篇名作中也存在一个虽然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原谅，甚至可以容许的错误，应当指出。原来，华清宫是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南骊山上的一座离宫，山有温泉，气候和暖，因而每年十月，以玄宗为首的大贵族们才迁到那里避寒，春暖之时，再回长安。但荔枝成熟是在夏天。所以在华清宫看到进贡荔枝，是不可能的。白居易</a>在《长恨歌</a>》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之句，长生殿即在华清宫中。天气还很热的七夕，玄宗、贵妃也不会住在那里。《歌》中还有“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玄宗一行从陕西进入四川，到了成都，就停止南进，而峨嵋在成都之南又几百里，玄宗等根本没有走过此山。像这些地方，或是由于诗人创作时不曾细考，随情涉笔，以致出现错误，然而它们并无损于整个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另外，这也有可能是作者想将作品的人物和环境典型化，使作品中呈现的艺术真实更高于生活真实，因而把某些最有代表性事物集中起来，写在一起，以加强艺术的感染力，而不管其在实际上是否可能出现。如玄宗、贵妃冬天要洗温泉，夏天要吃荔枝，诗人将场面写为在华清宫收到荔枝，便将他们无论冬夏都要享受，集中体现出来了，这就更加突出了其生活的腐朽性，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所以说，这是可以容许的。
唐人绝句中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好诗还不少，我们再选读两家，比较一下诗人们对于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这对于欣赏和创作，都是不无益处的。
吴融</a>《华清宫》云：
四郊飞雪暗云端，惟此宫中落旋干。
绿树碧帘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与表现手法都与杜牧前诗相同，即借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揭露阶级矛盾，但形象则完全不一样。
起句写大雪，一“飞”字写出风的威势。北风驱使着雪花，到处飞舞，遍野漫天，望上去，连天空的层云都显得阴暗了；而在这座离宫范围内，却落下不久就干（旋，随即），连树叶也不枯黄，常年青绿。一面是地有温泉，温度较高，另一面则是宫殿建筑坚实，设备完善。所以在这样的严寒季节里，住在宫中的人，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垂下的碧帘与宫外的绿树互相掩映而已。冬天的大地换上了妆饰，他们都看不见，又怎么会知道外边的寒冷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不会知道了。连这都不知道，又怎么能体察国家兴衰和人民苦乐呢？就在这糊里糊涂之中，安禄山就打进来了。
全诗以宫内宫外对比，以起句和结句写宫外之情，中间两句写宫内之景，与一般绝句诗两两相对的写法不同，显得用意更为融合贯通，手法更为灵活自然，结构更为错综变化，虽然就语言来说，它的魅力较差。
以上两首是写华清盛时。崔橹也写过三首《华清宫》，现在选其中写华清衰时的两首来作对照。其一云：
草遮回磴绝鸣鸾，云树深深碧殿寒。
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
又一云：
门横金锁悄无人，落日秋声渭水滨。
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
两诗都极写天宝之乱以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而其作意则在于缅怀唐帝国先朝的隆盛，感叹现在的衰败，有很浓重的感伤情绪，与杜、赵两诗之以讽刺为主的不同。
前一首起句写骊山磴道。用石头修得非常工致整齐的回环磴道，也就是当日皇帝来时乘坐御辇经过的地方。御辇既不重来，辇上鸾铃的鸣声也就绝响了。鸣鸾既经绝响，磴道自然也就荒草丛生。次句写山中宫殿。皇帝不来，宫殿当然空着。树木长得更高了，高入云端，故称“云树”，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这深深云树包围起来的皇宫，虽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现一片碧绿，也许还更碧绿了，但由于空着，就充满了寒冷的气氛。只这一“寒”字，就把宫中富贵繁华，珠歌翠舞，锦衣玉食一扫而空。后半转入夜景，写人事更变之后，多情明月，虽然依旧出没其间，但空山寒殿，已经无人玩赏。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骊山盟誓，“愿世世为夫妇”。诗人想象他们一定也曾如同元稹</a>在《连昌宫词》中所写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楼，太真（杨妃）同凭阑干立”一样，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阑干，但现在却只余明月，自去自来，而先帝贵妃，俱归寂寞，玉阑纵存，却更无人倚了。
后一首起句点明空山宫殿，门户闭锁，悄然无人（这当然不是连看守房子的人也没有，而只是说没有享受它的“正经主子”而已。在这些地方，不可呆看。以词害意，就说不通），以下三句，都就此生发，写离宫荒凉寥落的景色。宫在渭水之滨，由于宫中悄然无人，故诗人经过，所见惟有落日，所闻惟有秋声（秋声，指被秋风吹动的一切东西所发生的音响）。而山头红叶，也由于气候的变冷，飘落到了山下，带来了寂静的寒意。“红”与上“落日”配色，“叶”与上“秋声”和声。而夕阳西沉之后，却又下起雨来。含雨的云浮游天际，像梦一般迷离，而云端飘落的雨丝，却又像灰尘一般四处随风飘散。绘声绘色，极为逼真。
《文心雕龙</a>·隐秀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崔橹这两首诗，纯属描写，而能“状溢目前”，不着议论，自然“情在词外”，可以算得上隐秀之作。
杜牧别有《过勤政楼》一首，其表现方法之即小见大，与“长安回望”及“四郊飞雪”两首相同，而所反映情调之低沉伤感，又和“草遮回磴”及“门横金锁”两首相近，今录如下：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据史，玄宗在兴庆宫西南建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位皇帝常常和他的兄弟们在楼头欢宴游玩。可见勤政楼即花萼楼，虽有二名，楼实一座。
诗的前半由今思昔。八月五日是玄宗生日，开元十七年（729），由宰相奏请，定为千秋节，布告天下。“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唐会要</a>》）。成为一个上下同欢的佳节。但由于玄宗晚年非常昏聩，口头上说要“勤政务本”，事实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安禄山一反，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从那时以后，唐帝国就一直走着下坡路，情形愈来愈不妙。连社会风俗，也有了许多变迁。千秋节虽然还有一个空名，可是人们早已不在这一天用承露囊互相赠送，连承露囊这种东西也没有了。就在这一百年左右，变化该是多么大啊！后半感昔伤今。现在，诗人经过这座还侥幸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回想当日帝国极盛时代，玄宗在这座楼上做生日，楼前杂陈百戏，举国欢腾，而今天则只见一片荒凉，连宫门上的金铺都长满青紫色的霉苔了（金铺，铜制门饰，用以衔环，上作兽头或其他形状）。不说游人在雨中经过其地，看到凄凉衰败的前朝宫殿而伤情，却说惟有霉苔因雨到处滋长，竟然由地面长到了宫门的铜铺之上，好像称心如意的样子，则不但空存佳节之名，不见丝囊之赠，而且宫门深闭，从不打开，也不待言了。诗从民间露囊与宫门紫苔见意，以见废兴，与“长安回望”一首中之从荔枝见意，“四郊飞雪”一首中之从雪花见意，笔墨相同，而情调有异。
不同的作家，对于相同的或近似的题材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处理，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另外一种现象，即同一作家，对于相同的或近似的题材也一样可以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处理来。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作家思想感情的复杂性这样两种客观和主观条件所规定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作家的主观感受对同一客观事物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任何客观事物本身原来也就具有使人产生各种主观感受的许多侧面。因此，呈现于作品的思想、感情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十分复杂了。就杜牧《过华清宫》与《过勤政楼》来说，前者以辛辣的讽刺揭露玄宗的荒淫，后者以感伤的情调咏叹唐朝的衰落，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矛盾。但我们今天读时，显然认为前者是更可取的，虽然后者也并非全无可取。以吴融与崔橹之作相较，也是如此。
江南春绝句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前人评画，对于具很大的容量的小品，常常誉之为“尺幅千里”。我们读了这首诗，也有这种感觉。这寥寥二十八字，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江南春景的长卷，情调愉快，笔触生动，色彩鲜明，使我们如置身于无边春色之中。
全诗四句，都是写景：处处柳绿花红，莺歌燕舞。临水有村庄，依山有城郭。而在郭边村上临风招展的，则是酒店用来招徕顾客的旗帜。在这怡红快绿之中，水秀山明之处，还有南朝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壮丽宏伟的佛寺。它们既是统治阶级剥削和愚弄广大人民的见证，又是建筑工人和艺术家的智慧、才能和辛勤的见证。这些寺庙中的崇楼杰阁，若隐若现地峙立在朦胧烟雨之中，更增添了无限风光。
在这二十八个字中，诗人描绘的景物，既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又不具体于一地，而是形象化地概括了整个江南地区。因此题曰《江南春绝句》，而以“千里”两字开头。
但是，如此好诗，也曾经遇到过糊涂的读者。明朝有个杨慎</a>，在他的《升庵诗话</a>》中曾认为千里的“千”字，应改为“十”，理由是：“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位博学能文的人，但对于这首诗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却完全没有理解。他既不懂得艺术形象可以而且应当从个别中见一般，一般即存在于个别之中，同时，又将想象排斥于创作手段之外，认为凡属诗中所写，必须目见耳闻。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异义。所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a>》反驳他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这个论述虽然没有能够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解决问题，但还是善于体会诗旨的。
赠别（二首录一）
杜牧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这是作者在扬州和一位妓女分别时赠送给她的诗。在古代社会中，婚姻的基础不是两位当事者的爱情，而是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或不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是先结婚，后恋爱。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所说的爱情关系，在古代仅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在说明什么是“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时，恩格斯首先指出的是艺妓，即歌女舞女之类。
杜牧立朝刚正，很有气节，论政谈兵，也有见解，但在私生活上，却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在扬州淮南节度使府掌书记时，经常流连妓院，也为其中某些人写过诗，其中有许多写得很出色，很有感情，因为他确是真诚地爱她们。
《赠别》一共两首。第一首赞美那位年轻姑娘娇艳出众，其他的扬州妓女都比不上她。这第二首则写别夜离筵的惆怅情怀。前半赋情。回想过去欢聚，感觉非常多情，不是多情，怎么会常在一起呢？而今不能不分别，却又似乎无情，不是无情，怎么会终于离开呢？究竟是多情，还是无情，想来想去，真使人迷惘了。然而在酒杯前面，想如同以前那样，纵情欢笑，但怎么也笑不出来，可见多情是真，无情是假。虽然多情，仍要离别，可见万不得已，无可奈何。这样一衬托，一腾挪，就显示出彼此都难舍难分，有多少委婉曲折的心思在内。后半赋物，即以比情。蜡烛有心（芯），烛心燃烧，则蜡泪下流。蜡烛通夜不灭，则蜡泪也就流到天亮了。不说这一对就要分开的情侣，珍惜良宵，流着眼泪，绵绵话别，彻夜无眠，而说蜡烛因为有心，所以也知道惜别，因而替人垂泪，直到天明。烛本无知，就算有心，也不过是旁观者，犹且如此，则这一对情侣本人又该如何难受呢？简直无法形容了。前半以无情衬托多情，深情幽怨，全从侧面显示；后半以烛为喻，语意极其新鲜而又巧妙，所以一直为人传诵。与这后两句可以匹敌的，有李商隐</a>在《无题》中所写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它们都同样富于创造性。
这种使无知之物人格化，以衬托人的感情的方法，古典诗歌中常见，前面我们已经读过几篇。这里，再举温庭筠</a>《过分水岭》一首，它也写别情，有与杜诗相似之处，正可合读。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
分水岭在今陕西省略阳县东南八十里，岭下水分东西流，故名。首句点出溪水本属无情之物，但又似乎有情，说明想法，总挈全篇，以下都由此生发。次句写以溪水为有情之由。山中独行，踽踽无伴，要不是这条溪水相随同行，那就更孤独了。分明是人缘溪走，却说溪随人行，分明是人对溪有情，却说溪对人有情，实质上都是为了描摹旅途中内心的寂寞。后两句是次句的发展。到了岭头，便要和溪水分头而行了。在分头的前夜，却听到它潺湲的声音，通夜不停，这不正是它在表示惜别吗？静夜深山，难以入睡，所以整晚都听到溪声，更引起了旅人独行无侣，念远思乡之情，但不说自己心中的感触，而只说溪水有情，溪水惜别，这实质上又是对内心寂寞的进一步描摹，即由于非常寂寞，就连同行了三天的临时伴侣也觉得很可留恋。但不从自己方面来写，而从对面无知无情的溪水来写，就显得格外有情致了。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a>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商隐曾在四川东部住过。其时，他的妻子王氏留在长安。这首诗就是他收到王氏来信后回答她的。夜雨，点明作诗的时间。北，指位于巴山之北的长安。寄北，即寄给住在北方的人，以北作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词。
起句从妻子来信说起，信中当然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但重点却在于“问归期”。这就突出了妻子对于丈夫的怀念（从作者写的其他怀念王氏的诗篇，特别是王氏死后悼念她的诗篇看来，他们夫妻的感情是很好的）。而现在要告诉她的，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事，但重点却在于“归期未有期”。诗人这时正离开了桂林郑亚的幕府，留滞东川，一时没有适当工作，如何能够就回去呢？所以这“未有期”三字，包含了多少宦途失意，羁旅穷愁，有家归不得的抑郁难堪之情在内，然而写得很平淡。这当然是为了减轻妻子精神上的负担。次句忽然宕开，完全描写作诗时当前景色。巴山之畔，旅舍独居，已到摇落的秋天，又遭连绵的夜雨。秋雨不停，秋池已涨。遥夜难眠，孤灯听雨，客怀离绪，不问可知。所以这一句虽是写景，而实质上是借写萧瑟之景以抒离索之情，与上句是连非断。
但光是不提自己的客况和离情，还是不足以安慰“问归期”的妻子的，所以后半就由今天的离别和悲哀，写到盼望他日的会合和欢乐。何当，即何时。什么时候能和你在家中的西窗之下，剪烛夜谈，拿我现在的处境作话题呢？那就好了。在这里，诗人写出了自己的盼望，也代妻子写出了她共有的盼望。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已经摆脱了使自己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事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一方面，在回忆中，不能不想起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则那些终究是属于过去的了，现在的愉快才是主要的。李商隐的这首诗，正是极其深刻地体会了，表现了这种情景。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极富特色。任何文学作品，不可能不涉及时间和空间。精确而形象地描摹生活中的空间与时间及其相关变化，则是作家们所必须拥有的手段。但在七绝诗中，由于篇幅的限制，往往是就一时而写空间之殊异，就一地而写时间之变迁，来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他的心情。至于将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交织起来，以更其复杂错综的地点时间来布局的，却很少见。此诗先写今夜分居巴山之自己与长安之妻子，写自己念长安、妻子念巴山；后写想象中他日两人同在长安，共话巴山夜雨时自己的生活，既写出了空间之殊异，又写出了时间之变迁；更重要的和主要的，还从空间时间的相关变化中写出了人的悲欢离合。这就别开生面，更其丰富地展示了今日彼此相思之意。
用这种别开生面的、富有特色的构思写的七绝并不多见。就我们所读过的来说，则前于李商隐的刘皂，后于李商隐的王安石</a>，也曾经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写出过成功的作品。
刘皂《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a>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a>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定其为刘作。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桑乾河在今河北、山西境内。诗人由河北返回陕西，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a>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在自己的心中，已经成为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惟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
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每一个有久客还乡的生活经验的人，读到这首诗，请想一想吧，难道自己不曾有过这种非常微妙同时又非常真实的心情吗？
王安石《州桥》：
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
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这是作者晚年退居金陵回念开封（又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旧游而作。前两句写昔日在开封赏月，忆及金陵。州桥是开封城中汴河上的一座桥。山椒，山顶，这里指距作者在金陵住宅不远的锺山（今名紫金山）。过去在州桥之上，踏着月光散步的时候，想到披上了一层银白月光的锺山，想到在山畔发出凄切的声音急速地流过的溪声（湍，急流），似乎近在耳际目前，并不遥远。后两句写今日在金陵赏月，忆及开封。过去那如在耳际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今晚又听到了，并且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同时，也在玩赏明月，然而却不是想山椒，而是话州桥，即身在金陵而将开封生活当作话题了。只言时地之不同，而人事变迁，不言而喻。
这首诗也是以空间与时间交织布局。但李商隐一首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的长安，刘皂一首是由现在的桑乾想到过去的并州，同时也想到将来的咸阳，这一首则只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开封；又李诗及此诗都以景物点染，而刘诗侧重写情。这都是同中之异。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
李商隐
暂凭尊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
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
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在读到《闺意献张水部》及《酬朱庆馀》时，我们曾以两诗为例，说明赠答之体。那是赠答体的最基本的也是其最原始的形式。此外，诗人们还在那个基础上，花样翻新，创造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表现方式。现在，分别举例加以说明。
这两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伤离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离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申其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无憀，即无聊。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劝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松弛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地绷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还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的呢？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多么沉痛的感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又怎么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呢？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应。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譬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然如此多情，难道它就只管送去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为可悲，而迎归岂不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一句双关语上去了。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来的，何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呢？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又何必将它一齐折光呢？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岂不更好！
第一首先是用暗喻的方式教人莫折，然后转到明明白白地说出非折不可，把话说得斩钉截铁，充满悲观情调。但第二首又再来一个大翻腾，认为要折也只能折一半，把话说得宛转缠绵，富有乐观气息。于文为针锋相对，于情为绝处逢生。情之曲折深刻，文之腾挪变化，真使人惊叹。而这种两首诗用意一正一反，一悲一乐互相针对的写法，实从赠答体演化而来。它是赠答体最灵活的应用，最不着痕迹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是其最高形式。李集中还有《北齐》二首，作法也与此略同。
赠答体常见的一种变体是诗人代甲赠乙，又代乙答甲，以所揣摩到的甲乙双方的情意为内容，以所体察到的当时当地的状况为背景，当然也加上一些艺术创作中所容许的想象和虚构。这种诗，在实质上，还是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不过通过他人说了出来罢了。试仍举李商隐诗为例。
《代魏宫私赠》云：
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
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
又《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云：
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
荆王枕上原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
曹操的儿子、曹丕</a>的弟弟曹植</a>，是汉、魏之际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写过一篇《洛神赋</a>》，是以宋玉</a>的《高唐、神女赋</a>》为模式，写他遇见洛水女神的情事的。但后人却对这篇赋捏造了一个荒唐的传说，说这是曹植为了他和他的嫂嫂，即曹丕的妻子甄后相爱不能遂心而作。无论就历史事实或当时情势而论，这都是绝不可信的。李商隐这两首诗，就是写这件事。但在他笔下，却是甄后有情，曹植无意，也与传说不符。这可能是诗人借这一传说来记述他自己曾经拒绝过某一位女性施舍给他的爱情的事。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已经无可考证了。现在，我们只就诗论诗，以说明代为赠答这种方式。
第一首是代甄后的宫人私下写来送给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附近）王曹植的。据史，曹植于魏文帝</a>黄初四年（223）到洛阳来朝见，文帝最初却对这位弟弟加以斥责，将他安排在西馆居住，拒绝接受他的敬意。起句即由此事生发，说曹植来到京城，由于被阻隔在西馆，以致无法与甄后相会（佳期，犹言好时光，古人用来偏指互爱的男女相会的日子或婚期），次句承起句。曹丕在没有代汉为帝之前，袭封魏王。魏都在邺，为漳河所经。由于来京未能相会，所以离开魏都以后，加上漳河之阻隔，连梦中怀想都很难了。这两句极写甄后对曹植的爱慕相思之情。《洛神赋》云：“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形容宓妃的体态仪容说：“荣曜秋日，华茂春松。”后两句即取自赋语，但只用其词，不用其意。这句的意思只是说如果曹植能够体会到甄后对他多么钟情，那么，本来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秋菊春松也是可能同时出现的。这就是说，爱情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接受它。
第二首是代曹植的朋友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令吴质暗中回答甄后的宫人的。《洛神赋》起头几句是：“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山名，即龙门，在洛阳南），越辕（坂名，在河南省巩县西南），……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曹植自述见到了洛神，和她欢会之后，又匆匆分别的。前两句也是就赋语改写。后两句反用《高唐、神女赋》意。赋述楚怀王在高唐梦见一位神女前来和他欢会，临别时，这位神女自我介绍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而诗却说：荆王（即楚王）本来就不曾做梦，高唐神女也就不必枉费心思，朝云暮雨地来引诱他了。上首言“隔梦思”，故下首言“无梦”。这是对第一首后两句的回答。
我们细看李商隐这两首诗，就可以发现无论在立意、用典、措词各方面，都有许多与事实和传说矛盾的地方。关于甄后与曹植之间有暧昧关系的传说本来就纯属臆造，但诗人却又把这个传说加以改动，将男女双方互爱，变为女方单恋，这就与《洛神赋》的主题全然无关了，虽然诗中还是沿用了赋中一些语言和形象。同样，他也把《高唐、神女赋》中楚怀王与巫山神女故事说成是女方一厢情愿。其次，魏代汉后，魏都已由邺迁洛阳，甄后当然也住在洛阳，而诗却说“漳河隔梦思”，既与事实不符，也与上句“西馆阻佳期”对不上号。再如赋以春松秋菊形容洛神，意在说明她无时不美艳动人，而诗则侧重于两者之“可同时”。赋中伊阙，本是山名，而诗则同时用作宫阙、城阙之意。背阙，即曹植《赠白马王彪》中“顾瞻恋城阙”。这都只用其字面，而没有用其本意。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两首诗，并非如某些注家所说，是为了批驳那个荒诞的传说，而是借题发挥，来记录自己生活中一段不适宜于十分公开的经历。因此，诗人对于史实、传说、地理以及原作中的形象和语言都任意加以灵活运用，不甚顾到它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
诗本身上的矛盾既然如此，再看题目，也有同样情形。赠诗托为魏宫中的宫人，亦即甄后的贴身侍女，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她们是可能知道她的心事的。至于答诗托为吴质，就完全不可能了。曹植和吴质私交无论多么亲密，他也不至于将自己和亲嫂这种不名誉的事向他公开的（即令实有其事），怎么能谈得上吴质又主动向宫人暗中作答呢？但就代为赠答而用意又针锋相对来说，这两首诗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
李商隐很爱用这种方式写诗，在其集中，以五言写的《追代卢家人嘲堂内》及《代应》二首，《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及《代贵公主》二首，又《百果嘲樱桃》及《樱桃答》二首，都可参看。
《百果嘲樱桃》、《樱桃答》已经由代人赠答发展到代物赠答。而其后又有人与物互相赠答的作品，也是一种新的发展。在王安石集中，有《嘲白发》及《代白发答》二首，又有《戏长安岭石》及《代答》二首，都是人赠而物答。今举后者为例。
《戏长安岭石》云：
附凭崖岂易跻，无心应合与云齐。
横身势欲填沧海，肯为行人惜马蹄！
《代答》云：
破车伤马亦天成，所托虽高岂自营？
四海不无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这两首诗虽似咏物之作，实质上则是政治抒情诗。
第一首写人和长安山岭上巨大的石头开玩笑。前两句形容岭石位置之高。大山上的小山叫做，山边高峻处叫做崖。跻是登上高处。这块巨石由于造山运动，上升到山上很高的地方，没想到简直到云端了。后两句写其横亘道中，妨碍交通。古代神话，炎帝</a>有个女儿在东海里淹死了，她就化成精卫鸟，常常衔西山木石，投入东海，希望将海填平。在古典文学中，精卫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富有毅力的形象。巨石横在道中，已经使行人的马蹄感到不便，可是它那副架势还似乎想把沧海填满，哪里顾得上什么交通阻隔的问题呢？
此诗是作者代自己的政敌写来嘲弄自己的。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信任，推行新法，打击了大官僚地主特权阶级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对中小地主的兼并。所以诗中比之为一块在高山顶上妨碍交通的大石头，并且还耽心它不仅现在阻隔山路，将来还会填平沧海，即对于他们有更大的不利。
第二首是石头对这种嘲弄的针对性的回答。起句写石质坚硬，出于自然，谁和它碰，都会吃亏。次句写它位于高山道上，乃是大自然的安排，也并非自己要求所得。以“高”与上首“与云齐”对应，又以“岂自营”与上首“无心”对应。后两句说，四海之内，可以放下一双脚的地方还多着呢，那么，行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朝这条路上走呢？
此诗是这位政治家对其政敌的义正辞严的驳斥。他认为，要变法，要改革，那是我不可改变的主张，即使对于你们既“伤”且“破”，那也没有办法回避。至于担任宰相，主持新政，是神宗皇帝的信任和委托，并非出自自己的钻营。只能由你们改变自己的政治道路，由反对而拥护，或者至少不反对新政，至于我的主张，那是不可改变的。李壁注云：“此诗殆亦自况，可见公之自与素高，不浮言之意。”虽然说得很简略，却是对的。
总括以上所举各例，我们可以知道，赠答诗有几种形式。一是两个作者，一赠一答。这是最基本的形式，如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及张籍</a>《酬朱庆馀》。二是一人代两人赠答，如李商隐《代魏宫私赠》及《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三是代物赠答，如李商隐《百果嘲樱桃》及《樱桃答》。四是代人与物赠答，如王安石《戏长安岭石》及《代答》。五是暗用赠答体而不明言，如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至于《左传</a>》中所载列国大夫在聘问的时候，互用古人旧作代抒自己的情志，即所谓“赋诗”，则另是一种情况，不在我们这里所说的赠答诗体之内。
嫦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商隐习惯于用比兴手法写诗，曲折隐微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因此，其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使读者难以捉摸。古代神话，后羿向西王母讨到了一些不死之药，他的妻子嫦娥偷来吃了，奔往月宫，就在那儿永远住下去了。诗人采用这个题材，写下这首诗。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测。我们反复体味诗意，认为纪昀</a>“此悼亡之诗，非咏嫦娥”的说法，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在封建社会中，虽说夫妻之间的爱情只是婚姻的附加物，但爱情也是可以培养的。一对少男少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支配下，最初多少带有强制性地过着共同生活，但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变得互相爱慕、怜惜和关切起来。一旦死别，也必然感到悲痛。在古典诗歌中，有所谓悼亡的作品，就是专指诗人为悼念自己亡故的配偶而写的。但古代妇女能诗者不多，所以悼亡之亡，又往往偏指女方，即作者的妻子（写诗悼念死去的妾、婢，不能称为悼亡）。
李商隐二十七岁和王茂元的女儿结婚，在他四十岁的时候，王氏就死了。从前面读过的《夜雨寄北》一诗中，我们看得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所以王氏死后，他写过许多悼亡的诗篇，《嫦娥》则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写作者的死别之恨，相思之情。前半从自己着笔，后半从王氏着笔。首句是室内景物，在云母石嵌镶的屏风之上，蜡烛投射的影子已经很深暗了。古人的屏风放在床前，而在天明以前的一段时间，则是夜色最深的时候，由于夜色之深，更见烛影之深。这就暗示了合欢床上的独眠人一夜无眠的情况。次句是室外景物。拂晓时分，长长的银河已经渐渐西斜，灿烂的繁星也已沉落，时间由深夜而黎明了。室内屏风上的烛影，用一“深”字形容，窗外银河的落下，用一“渐”字形容，都是诗人在失眠之夜的细微的体察。
后两句接写死别相思之情，也就是对为什么一夜无眠的解答。但不从生者如何思念死者，如何痛苦悲伤来写，却从死者如何牵挂生者，如何凄凉寂寞来写。古代迷信，认为好人死了，可以升天，而将美貌的女子比作神仙，又是古典诗歌中的一种传统。全诗的布局是由景及情，由实而虚。第二句写了长河晓星，是当夜的生活实际。而由星、河想到月，想到月里嫦娥，想到她的孤独，也极自然近情。所以便以嫦娥之奔月，比王氏之死亡。在这三、四两句诗中，作者放纵了自己的想象。他想到，嫦娥到了月宫以后，虽然长生不老，永驻青春，成为一个“万年年少女”（见曹唐《小游仙诗》），但月球每夜从碧海中升起，经历青天，又向碧海中沉落，上彻青天，下穷碧海，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因而她所看到的，也就是无边空阔，一片苍茫。她惟一的伴侣，就是自己的影子。这是多么孤独，多么冷清。在这种环境和心情之下，她应该对于偷吃灵药，虽然变成了不死不老的仙人，却要以永恒地过着单身生活为代价这一行为，感到后悔吧。说“碧海青天”，见空间之无限，说“夜夜”，见时间之无穷。这种无边无际的凄凉，无穷无尽的寂寞，本是生者即自己所感，却推而及于死者，这显然是受到杜甫《月夜》的启发。诗以妻子比为月里嫦娥，以“碧海青天夜夜心”写她的环境和心情，就有人间天上，永无见期之感，更增加了死别的伤痛。写一夜相思之情，而表现得如此曲折、深刻、丰富、新奇，这是李商隐的独特成就，也显示了诗到晚唐，有向更深更细的方向发展的一面。
作者在另一首题为《月夕》的诗中，也写到了嫦娥的孤独之感。
草下阴虫叶上霜，朱栏迢递压湖光。
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
此诗大致和《嫦娥》相近。但前两句纯属写景，其中没有暗含深刻的感情，如前诗所表现的一夜无眠之境。虽然也写得不差，像“压湖光”的压字，就炼得很新颖，而且很有分量。后两句与前诗同意，然第三句虽以神话中的月中三物点染凄清之景，也还不及“碧海青天”之阔大概括，而“夜夜心”又比“此夜”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差别，还在于后者缺少了“悔偷灵药”这一奇妙的设想来体现人物空虚的精神状态，就不免显得单薄了。
陆龟蒙</a>的杂诗《自遣》二十二首，是他晚年退居家乡所作，其中也有几首悼亡诗</a>，如下面一首，显然是有意学步《嫦娥》的：
古往天高事渺茫，争知灵媛不凄凉？
月娥如有相思泪，只待方诸寄两行。
灵媛，美丽的仙女，指嫦娥。方诸，一种类似铜镜的器具，古人用它在月下承取露水。此诗想象从方诸上取得的露水，乃是嫦娥的相思之泪，用意也很新奇。但灵媛凄凉，是沿袭而非创造；全诗结构也比较浅直，读后缺乏余味，所以也不能与《嫦娥》比美。
真正使人读来能够感到荡气回肠如《嫦娥》一样的，以七言绝句写的悼亡诗，是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他的《遣悲怀》七律三首，是古典诗歌中悼亡诗的名篇。这八首绝句也写得很好。和《嫦娥》等之出以比兴不同，《遣怀》全用赋体，用白描，而语浅情深，特别使人感动。其中一首写道：
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
自言并食寻常事，惟念山深驿路长。
又一首写道：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
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诗题六年，指元和六年（811）。元稹的妻子韦丛是元和四年七月死去的。写诗时，已有一年半了。
这组诗所写，都是家庭中的一些琐事。从一些琐事的回忆及叙述中，诗人写出了从爱妻死后，生活中和心情中的一些深刻的变化，表达了他无法摆脱的痛苦心情。
前一首写他在清检东西时，发现了韦丛给他的几页信。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字写得不好，或高或低，或宽或窄，不过大体上能够写成一行一行罢了。信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呢？关于她自己，是说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并食（即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粮）是很寻常的事了。但她又告诉他，这并没有什么，所挂念的，只是在深山之中，驿路之上，劳苦奔波的丈夫而已。她向丈夫陈述</a>了自己的辛苦，可是更加挂念比自己更辛苦的丈夫。这样就极其简洁而又生动地画出了这位虽然出身高门，却能安于贫贱的贤淑女子的形象。这首诗纯粹是客观描写，但读者自然可以触及诗人十分激动的感情的脉搏。
后一首写他借酒浇愁，沉醉以后，倒也真把爱妻的死亡从记忆中抹去了，以至于竟然问起她来（比如说，问她上哪里去了），可是，这样一来，倒引起了家中旁人深沉的感伤，以至于在他酒醒以后，反而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在哭泣了。连旁人都无法抑制住由于这场悲剧而流出的眼泪，他又怎么能真正抹去对于她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呢？
同是悼亡诗，李商隐用比兴，元稹用赋体，都写得非常出色，可见比兴和赋，并无高下，唯人善用。钟嵘</a>在《诗品</a>》的序文中曾指出：“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又说明三者各有利弊，而兴利除弊，则看诗人本身的造诣。李、元这些诗篇，可算是用比兴而不深踬，用赋体而不浮散的佳作。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将讽刺与议论融合成为一体，即借议论进行讽刺，或以讽刺发为议论这样一种艺术手段，在杜甫的七言绝句中已经出现，到了刘禹锡</a>，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而李商隐则比刘禹锡更加突出。他的一些咏史之作，就曾运用这种手法，借古喻今，对中晚唐时代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奢侈荒淫，进行了一系列尖锐、辛辣的揭露和抨击。这些作品，既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上也非常成功。施补华《岘傭说诗》曾指出，他的这些绝句，具有“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的风格特色。这一评价，我们是同意的。《贾生》正是其中名篇之一。
贾生，指贾谊</a>。生，在这里是先生的省称，古人有将先生这样一个敬称拆开，简称为先或生的习惯。贾谊在汉文帝的朝廷中担任官职的时候，还很年轻，业已表现出对政治现实深邃的洞察力和处理具体问题的卓越见解，因此虽是一位洛阳少年，却被尊称为贾生。他对皇帝的许多建议无可避免地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周勃、灌婴之流，因此被放逐出外。在长沙住了几年之后，他又被召回长安。文帝在宣室（未央宫的正殿）受厘（接受祭过神的祭肉，即接受神的福祐，是一种宗教仪式）之后，接见了他。因为刚祭过神，所以就问贾谊以鬼神的本源，贾谊说得头头是道，到了夜半，文帝前席（古人坐在铺地面的席子上，坐的方式是双膝跪下，以臀部安放在脚跟上。当谈话或听话很入神的时候，两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叫做前席）。谈完以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贾先生，自以为懂得比他多了。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这首诗所咏，就是《史记</a>》及《汉书</a>》贾传中所载之事。
此诗的主题显然是借史事以讽刺统治者不知用人。首句从反面说起，写汉文帝求贤的真诚和迫切，连已放逐远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访求，召他回朝，似乎这位皇帝真是励精图治、爱才如渴了。次句承上，正写贾谊。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面被召回的逐臣贾谊又确有无与伦比的才情，那么文帝必然虚心询问贾谊，而且其所询问的内容又必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说得了。这两句事实上是欲抑先扬，但在行文上，却很平顺，使读者看不出下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转到反面的过脉。“夜半前席”四字，是用《史记》原文，仍写君臣际遇，谈得投机，听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觉前席，但在这四字之前，却安上“可怜”（可惜）二字，同时，在“夜半”与“前席”之间，又安上“虚”（空）字，就陡然翻了一个边，化赞赏为慨叹，化歌颂为讽刺了。结句申明“可怜”和“虚”之理，在于不问苍生（人民）而问鬼神，结出正意。古代儒家哲学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诗人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明他是接受这种进步思想的。这两句主要是说明事实，而以“可怜”二字及“虚”字点出事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多发议论，但它却给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这辛辣之中，又还掺和着一点幽默，使人苦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这首诗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它所讽刺的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和不知道如何任用贤才，它所惋惜的许多“才调更无伦”的人，在那个时代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番事业，都是符合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的。通过它，读者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可笑的面目和近于麻痹的精神状态。同样，这篇作品也感动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因为诗人也正是借题发挥自己这种感情的。就这些情况说，它无疑地是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真实情况，因而具有一个作品应当具有的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此诗所反映的内容却并不完全符合汉代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贾谊少年出仕，很受文帝重视，不次升迁，一年之中，就做到大中大夫。文帝还准备将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他的政治主张，也被文帝所接受，有的并已付诸实行。不过由于他的主张中某些部分触犯了豪强大族的利益，所以受到排挤，贬逐长沙，没有几年，仍由文帝召还。后来再次被排挤出京，不久就死了，只活了三十三岁。但在他死了以后，文帝还是继续采用他的主张，而到武帝时代，他所计划的许多措施就都付之实施了。这位短命的政治家、文学家，个人的遭遇带有悲剧性，然而他对汉帝国的贡献却是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辉煌的。所以，文帝和贾谊之间关系，并不是像李商隐所写的那样。就以问鬼神之道于宣室这件事而论，文帝刚刚虔诚地进行了祭祀，接着就接见贾谊，而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因此问及，也很自然。在宣室受厘之后问鬼神，绝不排斥在其他的地点时间问苍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写诗不是写历史，为了艺术的需要，甚至不妨对某些史实进行必要的改动或另作解释，这也是文艺学上的常识。所以，即使此诗有与史实不全然相符的一面，也无损于它的价值。
完全依据汉代历史情况来咏叹贾谊，并借以发抒自己的君臣知遇之感的，则有王安石的同题之作：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司马迁</a>作《史记》，以贾谊与屈原</a>同传，用意在于显示两人都有忠君爱国之志，经邦济世之才，但生不逢时，无以展其抱负，具有共同之处。班固</a>作《汉书·贾谊传》，后于《史记》一百多年。他对于贾谊的政治理论及具体建议在西汉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看得更为分明，所以在《传赞》中指出：“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又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提出了与司马迁不同的看法。王安石这首诗，就是以班固的论点为依据而写的。
唐人在自己贬官作诗自慰，或朋友贬官作诗相慰时，往往以贾谊之贬长沙为比，而诗句之中，总不免提到汉文帝薄恩，贾谊不遇的意思。如刘长卿</a>《长沙过贾谊宅》：“汉文有道恩犹薄。”《自夏口至鹦鹉洲</a>望岳阳寄阮中丞》：“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李白</a>《巴陵赠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都是其例。但王安石此诗，却一方面接受了班固的论点，另一方面按照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实际遭遇，写出了翻案文章。
起句全用《汉书》原话，申明主旨。次句以驳诘的口吻反衬出正面的意思。后两句是《汉书》文字的改写。班固说贾谊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但政治主张已被施行，不能算是不遇，是就贾谊立论。此诗说自古以来，虽然许多人做到了公卿，可是他们获得的只是爵位，而其政治主张却被皇帝搁置一旁，并不付之实施，这才真是对臣子的薄恩，是就古人泛论。前人多以为由皇帝赐与臣子以很高的爵位，就是恩深，否则就是恩薄；而王安石则认为，皇帝对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于所赐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采纳他们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政治主张。如果言听计从，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爵位再高，也只能算是恩薄。这种看法，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见识。
这首诗是王安石发自内心深处的政治抒情。他受到宋神宗的赏识、提拔和支持，在保守、顽固分子的围攻之中，坚决地推行新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神宗对他付托之重，信任之专且久，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君臣之间罕见的相知相得，使他对神宗充满感激，以这种知遇之恩和在改革中取得的实绩自豪，因而对汉文帝和贾谊这些历史人物的关系也有超出常人的深刻体会，能够对他们作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以上两首诗同样是以贾谊这位历史人物为题材，但由于李商隐和王安石的时代、身世、见识、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两位诗人就在处理同一题材时，表现了完全不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李诗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历史情况，王诗则更深刻地发掘了古代君臣知遇的实质。李诗用笔曲折，出之咏叹，以韵味见长。王诗用笔奔放，纯是议论，以见解取胜。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议论，当它用得恰当的时候，决不排斥诗歌的形象性，反之，它还有助于形象性，使之更为丰富。当我们读到“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何止）万公卿”这种充满激情而又非常深刻的议论的时候，难道从字里行间看不见王安石这位杰出的政治革新家的形象吗？难道这种议论不就是诗人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吗？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并不曾隔着一座万里长城，要想在创作过程中将两者完全加以区别和隔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吕温</a>的《刘郎浦口号》也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咏史诗</a>。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
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
在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据了荆州，又派兵攻占了位于今湖南省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势力逐渐大了起来，引起孙吴方面的畏忌。周瑜认为，刘备是枭雄，又有关羽</a>、张飞等人作为羽翼，决不肯屈为人用，应当想办法将他迁居东吴，用豪华的宫殿、美丽的女子等等去引诱他，腐蚀他，消磨他的雄心壮志。孙权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在今湖北省石首县沙步成亲。后人因名其地为刘郎浦。如我们在史书上所看到的，周瑜这条美人计并未成功，刘备终于还是在成都当上了皇帝，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三分天下。
诗人经过刘郎浦，凭吊古迹，随口吟成了这首诗（口号，即随口吟诗之意）。起句叙事。浔，水边，这里是指长江边上。次句写东吴嫁奁之盛。步障（古代贵族出行时用来遮蔽风尘的幕布）缀以明珠，帷幄饰以黄金，极形容奢华富丽。也就是史籍上周瑜所说盛筑宫室，多其玩好之意。第三、四两句是议论：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古人称做皇帝为得天下。这里“将一女轻天下”，就是清人陈子玉《题孔东塘〈桃花扇</a>〉传奇》中“不爱江山爱美人’之意）？而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心愿，难道不是妄想吗？
在古代社会中，国家、民族以及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婚姻，都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缔结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其与双方政治利益都符合时，这种婚姻是巩固的，起作用的，否则，它往往就变为女方个人的悲剧了。就是这位“明珠步障幄黄金”的贵妇人，到头来也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后来她回到娘家，等于被遗弃了。诗人在这里，连用两个问句，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顿挫之势，摇曳之姿，增加了诗篇的情致。
这首诗的风调近于李商隐，而识见同于王安石，与《贾生》两篇合读，自见异同。
瑶池
李商隐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范文澜</a>《中国通史简编</a>》在叙述唐代宗教情况时，曾经指出：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企图如何，求长生吃药都是一样的。自宪宗起，许多皇帝是贪生怕死的愚夫，贪生便信奉道教，大吃长生药，……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吃长生药丧命的。武宗灭佛，以为可得老君的欢心。宣宗兴佛，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长生药，以为太医非道也非佛，结果还是中毒死了。至于大臣名人因服长生药而死的为数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统治阶级中人，这就是统治阶级提倡道教的一点成绩。范氏这一记叙基本符合事实。显然，皇帝以及大臣名人们之所以求长生，是为了永久保持其尊荣富贵和饮食男女的享受，和他们贪婪无厌的剥削阶级本性分不开的。
李商隐生于宪宗时代，死于宣宗时代，他看到好几位皇帝为求长生反而短命，因此便写了不少讽刺求仙服药的诗。这些诗，都是借古讽今，揭露方术的妖妄，皇帝的昏庸，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今选录三首。
据《穆天子传</a>》等书的记载，周穆王爱好旅游，他有八匹骏马，每天能走三万里路，因此什么地方都能去。他曾到瑶池与仙人西王母相会。临别之时，西王母作歌相送，有“将（愿）子毋死，尚能复来”的话。穆王作歌相答，也表示三年之后，一定再来。还有一次，穆王经过黄竹，天气很冷，遇到很多受冻的人，他就作了三章《黄竹歌》，表示哀怜。这首诗即根据这些素材写成。
起句写住在瑶池的西王母敞开了雕刻着花纹的窗户，在等候周穆王的再度光临。次句宕开，写西王母在眺望之中，并没有看到马迹车尘，而只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震撼着大地的《黄竹歌》的哀音。这就暗示了，在大地上，受冻受苦的人还多得很，与统治阶级之求长生、贪享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三、四句承起句而以疑问的口气指出，西王母希望周穆王不死，能够重来，可是这个希望终于落空了。西王母是求长生者所最向往的仙人，传说只要吃了她的一个桃子，就可以长生不老，但周穆王虽然会见过她，还吃过她送的万岁冰桃，可是仍然不免一死，何况那些根本还没有见过她的人呢？纪昀评此二句云：“尽言尽意矣，而以诘问之词吞吐出之，故尽而不尽。”很能说明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匠心。
《汉宫词》云：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在《山海经</a>》、《汉武故事</a>》等书中，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汉武帝有一年七月七日看见青鸟从西方来到他的宫廷，东方朔</a>便告诉这位皇帝，西王母要来了，一会儿，她果然来了。汉武帝为了求仙，曾建造了集灵宫、集仙宫、存仙殿、望仙台等，又用铜铸成仙人像，安放在殿前高处，手捧铜盘，盘中放个玉杯，来承接云端的露水（这也就是诗中所说的金茎露），将这露水和玉屑吃下，以求长生。唐玄宗建集灵台，武宗也筑望仙台。李商隐这首诗以汉比唐，讽刺当时皇帝之求仙，用意很是明显。
宋人罗大经</a>《鹤林玉露</a>》说此诗：“讥（汉）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晤，犹徘徊台上，庶几见之。且胡不以一物验其真妄乎？金盘承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长生，此方士之说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司马相如</a>有消渴病，见《史记》本传。消渴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谓糖尿病），何不以一杯赐之？若服之而愈，则方士之说，犹可信也。不然，则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间，委婉曲折，含不尽之意。”分析得很透辟。宪宗吃了方士柳泌制的所谓金丹，反而生病，裴潾曾上疏劝谏，其中写道：“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可见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又《汉宫》云：
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
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这首诗也是以汉武帝的故事为题材，极言求仙之荒谬的。
前两句写这位皇帝求仙之虔诚。为了要和仙人相见，他整夜都在祭祀，一直达到清晨。而由于到了清晨，太阳出来了，承露盘中玉杯里的露水都晒干了，同时，甲帐之中，因为一直在进行各种宗教仪式，却仍然温暖如春（武帝以各种最名贵的珍宝作成帷帐，称为甲帐，以较次的珍宝作成帷帐，称为乙帐。甲帐留给下凡的神仙居住，乙帐自己住）。后两句写求仙之无益，结出本意，又分两层说。第三句是说，西王母终于不来，传说是因为偷了王母的桃子而逃下凡尘的仙人东方朔也终于死了。第四句进一步说，那么，李夫人死后，难道还会真有鬼魂，须要和她相见吗（这句诗中的更字，作岂字讲）？李夫人是武帝的爱妾，她死后，武帝很伤心，有一位方士名叫少翁的，说能够把她的魂魄召来。方士作法那天晚上，武帝在很远的地方望到一个美女，很像她，可是又不能靠近去看，因此更加相思悲感。这两句是揭露仙鬼之说，无非妄诞。
这后两首诗也都是以疑问的口气作结，让读者反复吟味，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纪昀评《瑶池》的一段话，对于这两篇也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