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那时候的未来就是现在

    后来的事情？噢，我真的不想多说了。我们有多少后来呢？后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吧，未来就是理想的意思吧？如果任主任的侄儿还活着，他再让我们写“我未来着我未来的未来”，我就连那些字也码不出来了。因为，我的后来，不就是我的现在吗，你都看到了，就是这样的。


    我们班很多人没有念到高中毕业就散了。也就是说，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教室里的学生已经稀稀罗罗了，教室里冷冷清清的。宋小豆上课的时候，还是习惯用英文和中文重复一句话。她说，冷冷清清，正是这个季节奢侈的享受啊。


    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了，甚至更老。细密的皱纹像括号一样，从她的眼角一丝丝地牵进了嘴角。她还是那么昂着头，但长长的辫子再没有拖到她的右边屁股上了。她保持着前一年英语节上的发式，从此没有改变。她结了婚，丈夫就是我们从前的蒋校长，今天的教育局蒋局长。蒋局长应该比宋小豆年长30岁吧，他为她离了婚，还为她染了发，焗了油，黑黝黝的，看起来他年轻了十岁，他和她的差距就缩小了二十岁。宋小豆没有担任教务主任，是她主动拒绝的。每晚她都在计算机上敲打一部书稿，而且始终都没有完成，有人说是一部小说，也有人说是一部回忆录，谁知道呢？她敲打的时候从不回避丈夫，因为她是用英文敲打的，蒋局长看了等于没看。清脆的键盘声在安静的蒋家响起来，把蒋家弄得更加安静了。


    这些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在金贵和陶陶的小街决斗之后，我很快就离开泡中了。我觉得无聊，发腻，在学校呆上一个小时都成了疲惫的折磨，好像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肉。有一天我逃课去了瓦罐寺，就是我说过的，南桥那头那座小小的寺庙。寺庙的红墙、黄瓦被绿树林遮挡着，又被四周的高楼覆盖着，真是隐蔽得不能再隐蔽了。伊娃曾经写过，隐蔽的地方必有高人。我相信伊娃是对的，伊娃的长相、才华，就是上帝派到世上来发妙论的。对我来说，瓦罐寺就是隐蔽的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瓦罐寺其实要比我想像的大很多，山门很狭窄，进去了照样宝殿三重，回廊四合。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说瓦罐里头有名堂呢？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也可能是五点多，寺庙里人很少，除了葡萄架下坐了几个茶客，就是回廊里有一些小贩在卖仿古的小玩意。我听到花木后边有敲木鱼的声音，敲到得意处，敲了一遍又一遍，却看不到和尚在哪里。反正没有事，我就胡乱地走走。


    西边有一间厢房，也许就是厢房吧，我看见这个词在课本里边出现过，就是侧边的房子，侧室的意思吧？谁晓得呢。厢房的门口写了两个字，测字。这两个字我明白，就是算命的意思了。


    我站在门口呆看着，厢房很长，长得就像是长长的地道，光线暗得人眼睛发痛。一个先生坐在藤椅上，正在给另一个先生测字。我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却听得清他们的声音。你在空空如也的剧场里说过话吗，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也会像翅膀一样飞遍每个角落呢。其实他们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测字先生正在作概括，就像蒋校长讲话总要作总结。他说，合者，合也。合吧，好合就合。


    来测字的先生就问，真的好合？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但是不该有这么多的不踏实。


    测字先生就说，嗯、嗯，好合、好合，当合就合。


    那我就合了？


    合吧、合吧，合者合也。


    那人交了钱，就出来了。


    我侧身让了让。他戴着墨镜，却遮不住他的儒雅、派头，还有喜气洋洋。我认出他，他就是我们的蒋校长和蒋局长。他倒是认不出我，不过认出我又会怎么样呢？认出了我，他也当做认不出，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测字先生的问答很好耍，就像春节晚会上两个人说相声，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当然他不是去说相声的，他是为了一件事情去找一个答案的。后来我在别的城市里看见迎娶新娘的车队，车牌号上都贴着百年好合、百年好合，我哦了一声，才晓得蒋局长是多么认真和痴情啊。


    那天我也测了一个字。我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抠了底，抠出一堆角票和硬币，堆在测字先生的桌子上。我说，老爷爷，我也要测一个字。


    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子，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既像一个和尚，也像一个教授。他说，测什么字呢，姑娘儿？


    我一下子哑了，嗯了一会儿，说，合的反意词是什么？


    测字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


    我说，那就测分吧，老爷爷。


    测字先生在阴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看了又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他把桌子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然后送到我的面前。他说，走吧，姑娘儿。


    我说，什么，老爷爷你说什么呢？


    走吧，他说，走吧。他挥挥手，朝着门外。门外的光线亮得耀眼，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洞，当然，是从里边往外边拍。


    我说，你要我走吗？你是说，走者，走也吗？


    测字先生摇摇头，又嘿嘿地笑，他说，这个姑娘儿有意思，有意思。走吧，啊？


    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我不念书了。爸爸说，走吧，你走吧。你也不容易啊。


    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子，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爸爸那么软弱，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我现在才晓得，男人身上最摧不垮的东西，不就是软弱嘛。


    我从此没有再上学，没有再进过一次泡中的门。噢，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和你粘得那么紧，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可是后来掰开了，说掰开就掰开，除了含含糊糊的记忆，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开始找地方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花店，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头。后来，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再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去过外地，外省，外国，在东北、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我随身带着刀子，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我带着刀子，只是像随身带着一个朋友。晚上摸着刀子睡觉，我不会感到太孤独。


    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她是警察的女儿，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肥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娇弱了，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她拥抱了我，还用纸巾擦了擦我的眼睛。其实我一点没有泪水，倒是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衣服。她说，别忘了我。我笑起来，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我说，天，怎么会呢？


    朱朱破涕为笑，她说，因为你没心没肺啊。


    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说那里阳光如何强烈，美人蕉如何鲜艳，而日子如何寂寞。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来看看我吧，风子？


    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我回家的时候，信已经有一大堆了，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干的铁盒里，迷彩色的盒子让人联想到云南。读着她的信，我会觉得很安宁。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还有朱朱记得我。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写什么，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于是我就干脆不写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噢，朱朱，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对不对？


    陶陶被金贵出其不意打败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至少，没有人见他白天出现在学校。后来，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像尼斯太太说的，担任大堂经理，或者是大堂助理。我再没有看到过他，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朱朱在来信中说，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他去了哈尔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负责开门和关门。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几天我在一份《过路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居然是伊娃写的。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子。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确切地说，是翻到的，我读什么书呢，随便翻翻而已，翻翻照片、漫画，等等等等。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鹰钩大鼻子，虽然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伊娃看着我嘻嘻地笑着，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表情，比在学校时不知开心了多少倍。接下来，我看到了她的下身，下身仍然穿着拖地的长裙，她依在一棵巨大的雪松下，看不出她的瘸腿是不是已经痊愈。她的文章叫做《我的生活》，其实她写的仅仅是她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这座城市只字未提，倒是说到过一句泡中，但却很奇怪地写成了泡xx中学。之所以要提到泡xx，是由于实在避不开，因为她写到了她的男友，就是从前泡xx的同学。现在他和她居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里，呼吸同一种北方空气，她爱他，就像他也爱她一样。他像雪松一样挺拔，她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想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像雪松那么站立着，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保持站立的姿态。而她呢，最后她谈到了她的身体。她在手术中确实被割错了一条神经，但是她没有成为瞎子，却成为了一个哑巴。她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哑巴，她对成为哑巴抱着深深的感恩，她不需要再说废话了，却可以地清晰地看到男友的容貌和身体，而他也越来越不需要说话了。她要写作的时候，就用手，要示爱的时候，也用手。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手在说话呢。伊娃最后写到，“世界是多么的安静啊。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啊，不是吗？”就这一句话，我都能嗅出伊娃的味道来。当然，文章真正结尾的那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一段简历，或者，是以别人的口气写出的文字，谁知道呢？——伊娃，原名不详，俄罗斯族，自由作家，发表作品xx万字。


    我说xx，是因为我忘了具体的数字。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相信伊娃的男友就是陶陶，虽然我没有多少依据。伊娃从那本杂志里向我微笑着，我却流出了泪水来。真的，离开泡xx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流眼泪呢。不晓得是为自己流泪，还是为伊娃流泪，至少，不是为伊娃难过吧？可怜的伊娃，她甚至都不能发出哭声和笑声了，可她觉得她的幸福是多么的真实啊！


    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吧，阿利和金贵在高二?一班坚持念到了毕业。我不晓得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只记得在小街决斗之后，金贵就和阿利就形影不离了。他们总是在同一场合出现，阿利在前，金贵在后，阿利自作主张，金贵适当补充。金贵处处向别人显示，从没有想过要去当陶陶或者包京生。他总是把自己安置在阿利的身后或者侧边，阿利说什么他都接受，（而他建议什么，阿利也都点头。）我和朱朱离校，都是金贵安排在白果饯别的，请谁不请谁，金贵定了，给阿利说，阿利说，行啊。事情就成了。金贵有时还是自称乡巴佬，但他已经不再用左手握筷子、握笔了，他的右手的确比左手更利索。有一回高三毕业班有个学生不知水深水浅，要找阿利借钱吃烧烤，金贵一耳光就把他扇到地上去了。当然他用的是右手。


    还有一回，阿利一边进校门一边在开可乐，汽水突然澎地一声喷出来，溅了灰狗子一脸。灰狗子是刚来的复员兵，一耳光就扇到了阿利的脸上。阿利给扇懵了，看看金贵，金贵却不动手，只是双手揪住那灰狗子的衣领，大叫保安打人了，保安打人了！灰狗子挣红了脸，却哪里挣得脱。结果弄得校门口人山人海的，一直闹到校长出面，金贵才松了手。三天之后，那灰狗子卷着铺盖卷就走人了。他走到河边发呆的时候，据说被人一掌掀到了水里去，灌了一肚皮的臭河水。


    阿利的父亲曾经请过两个人去谈话，一个是金贵，另一个就是我。


    他和金贵的谈话，也是朱朱信里说的，天晓得她是怎么晓得的？他说，金贵，大家都小看你了。你欺骗了所有人，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左撇子。


    金贵说，波，伯伯，我波是左撇子，我没有承认过我是左撇子。金贵说着，就看看阿利。


    阿利就坐在一边，阿利说，爸爸，金贵从没有承认过他是左撇子，真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阿利的父亲笑起来，他说，金贵，金贵……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他说，好吧，金贵，你现在怎么对待我儿子，你今后也怎么对待他。


    金贵点点头。他又问，你晓得为什么他上泡中而不是一中、二十四中吗？


    金贵点点头，金贵说，需要我来回答吗，伯伯？


    他说不了，你们走吧。


    他和我的见面又过了很久，是我从外边回家之后阿利来约的。就在红泡沫，就在那个我熟悉的小包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他，包京生说他是活雷锋，而我猜到了他就是阿利的父亲，一个温文尔雅的生意人。


    他还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和蔼，平静，还多了一些亲切。他在微笑，看得出他虽然和蔼，却是很少微笑的。他说，风子，我们有缘分，对吧？


    我说，是啊，叔叔，阿利一直是我的好兄弟。


    是好弟弟，对吧？他点点头，作了一点点的补充。我承认，他补充得很得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看上去那么温文尔雅，可我知道他应该是多么强大。我说，叔叔，你找我来，就是说我们的缘分吗？


    是啊，他还微笑着，他说，从前和阿利的缘分，今后，加上和我的，我们的缘分。你留下来吧，你从前怎么对阿利，今后还怎么对待他，啊？


    阿利不在这间包间里。我说，叔叔，让我考虑一下吧，啊？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把答案交给他，我再没有去找过他。他的和蔼和阿利的和蔼不一样，他让我有些吃不准，是的，他让我害怕。我又走了，一直在走，到处走走，反正我还不老，还走得动，是不是？


    上个月我回家的时候，阿利和金贵找到了我，请我去红泡沫吃了一顿饭。就三个人，忽然觉得没有话可说。对他父亲见我的事情，阿利只字不提，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我对红泡沫的记忆已经很少了，记住的只是包京生在包间里说的几句话，阿利父亲说的几句话。包京生还在监狱里，也许已经出来了，总之他没有和我联系过。我问阿利，那个用红酒洗澡的女老板还在吗？阿利笑笑，说，哪有这么个女人啊？他笑得很狡黠，如果有，也早就卷着被子走人了。


    阿利依然穿着字码奇怪的休闲服，而金贵是全身黑色的套装，很合身、很得体，就连宝蓝色的领带也很适当地歪着点儿。他更不爱说话了，只是拿点头和微笑来示意。到要走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红泡沫的老板是阿利，金贵是他的总经理。


    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尾。结尾就是一个小结吧，就像有的人轰轰烈烈了一辈子，写成一个小结，装进一部辞典，他也就是几十百把字吧？当然，这个你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更有文化，读的书更多，对不对？你瞧，我给你讲了那么多人，到了最后，几句话你就把他们了解了，真是简单得不得了。只有对于我自己，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哦，我还没有告诉你，我都打过一些什么工？我不想说，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没意思透顶极了呢？


    后来阿利曾经打来电话，请我到红泡沫去当调酒师，他说，风子，你会喜欢这份工作的。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阿利是了解我的。是的，我会喜欢这份工作的。站在灯光黯淡的柜台后边，把闪着黯淡光芒的杯子、瓶子弄来弄去，波地一声开瓶声，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同酒水的奇怪味道和颜色，都从我的手上流过去，这是很安逸的事情啊。不过，我还没有答应他。我要是答应他了，我该早就答应他父亲了，对不对？


    我最想见到的人是我的妈妈，而实际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了，我觉得她没有勇气见我，我也没有勇气去见她。她很可怜，我呢，可能也可怜吧？她所在的那些地方，阳光很炙热。爸爸鼓励我去云南找朱朱玩一玩，他说，云南的阳光也是很炙热，明亮得让人眼睛都发黑。爸爸曾经在那儿驻过防，他说，云南的阳光把各种东西都晒出味道来，空气中什么味道都有呢，你去玩玩吧。爸爸很平静，像灰色的影子一样平静地生活着。


    我也许真的会到云南去的，找到朱朱，也可能找到一份工作。朱朱在边境的一所武警医院作了护士，她说，她的屋前屋后都是芭蕉树和凤凰竹。


    麦麦德说，灼热的太阳让沙子晒出沙子的味道，让刀子晒出刀子的味道，让人晒出人的味道。麦麦德后来死了，在被撕破的那几十、百把页里死掉了。不死的麦麦德死掉了，我也会在哪一天把他忘掉吧？


    我也许明天就去寻找朱朱。谁知道呢？


    嗯，我最后还想告诉你，我还是一个女孩子。嗯，这是真的，我到现在还都是一个女孩子。你可能不相信吧，不相信也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