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错过了该哭的好日子

    宋小豆吩咐恢复秩序的时候，是两点十五分。因为她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我们都听到她清晰地说，离开会还有一刻钟了，清扫一下吧。她还伸手拢了拢朱朱的刘海，她说，朱朱，不要搞得乱糟糟的。


    随后，宋小豆从手袋里掏出牛角梳子和小镜子，踱到一个角落补妆去了。朱朱带了人用湿拖帕拖去地上的汗和血，陶陶已经走掉了。只有包京生还躺在地上，他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迹，但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五官都已经区分不出来了，他的头和脸肿得比我的痛脚还要大一百倍。有几只苍蝇绕着他的大脑袋飞了几圈，很无趣地飞走了。苍蝇也许是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吧？唉，谁晓得苍蝇的事情呢。


    这场恶斗前后的时间其实也就一分把两分钟，围观的家长就像苍蝇嗡嗡地响过之后，似乎有些扫兴地走开了。我看见有一个没有尽兴的家长，当然他是谁的爸爸，他就站在包京生的旁边，用粗短的手臂做了两个拳击动作，对着空气兜底一拳，再兜底一拳，活像一个神经病。


    包京生就躺在那儿没人去过问。


    我扶着墙壁，一瘸一瘸地捱过去。我努力显得正常一些，但我实在是每捱一步都感到钻心的痛。痛是又尖又长的一根锥子，在我受伤的地方没完没了地锥。比起伊娃，她的瘸腿简直可以算连跑带飞了，我每捱一步都有汗豆子满身地滚。就在终于捱到包京生的旁边时，我一下子就倒了下去了。


    一只手从后边伸过来，把我拦腰揽住了，我这一倒，居然就没有倒在包京生的胸口上。金贵说，波，风子，你波要倒了。


    金贵的表情也是他妈的非常平静的，我发现有些男人这种时候总是平静的，好像他们就是来比赛谁比谁最没有心肝的。金贵已经变了很多了，但他还是老把“不”说成是“波”。他是可以改的，他却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当然，我们听起来，他的波已经顺理成章了，不波反而不自然了。有一次金贵问朱朱，班长，你举个例子说，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朱朱很有班长风度地笑了笑，这时候她恶心得特别就像宋小豆。她说，金贵，你说波是自然，你左撇子是自然，你处处都像我们就是不自然。金贵笑了笑，金贵说，金贵波得忘记了。


    金贵稳住了我，又躬下身子，用他的左手把包京生一抱，就抱了起来。他的劲真大啊，他把包京生抱起来顺势就把他背在了背上，也不看我，也不看别的人，什么也没有看，他背着包京生就下楼去了。


    第二天课间操的时候，我呆在教室里没出去，所有人都认定是包京生把我的脚踩成了大土司。我也懒得跟哪个去解释，一个人趴在窗口上看南河那边的风景。也没有什么风景好看，车子、人都急吼吼地往两边赶路，只有河水在慢吞吞地流，流得人心里黏乎乎地，粘了一块叮叮糖一样，越拉越长、越拉越细、越拉越乱糟糟的不舒服。这时候，一个人轻手轻脚溜到我后边，他问了我一句，你要我帮帮忙吗？我本该吓一跳的，可我没有，因为他问得太绅士了，泡中居然有男生这样问女生的！我回过头来，居然是金贵。我说，金贵，你也学着假眉假眼了。你给我说说包京生吧，他还没有断气吧？


    金贵吁口气，他说，包京生的气还长得很呢。


    金贵告诉我，他背着包京生走到校门口，就被刚进来的一个家长接到他的车上去了。那个家长文质彬彬，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了包京生的样子，也不吃惊，只是哦了一声，说，这不是我孩子的同学吗，玩过火了吧？就吩咐司机载了包京生和金贵去医院。到了医院，很多事情都是司机在做，包括化验、照片、交费，一切的事情。天还没黑，包京生就醒了，连喝了三大碗医院熬的莴笋稀饭，出了一身大汗，把身下的棉絮都湿透了，就跟尿了一床尿似的。他嚷着要回去，司机就送他和金贵上路。一路上都是包京生在指东指西，他的头和脸肿起来，把眼睛都陷在肉里边去了，可他的手指头还真指南针一样，居然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犹犹豫豫。


    金贵说不出这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反正很长，很大，很凉爽，包京生躺在里边正合适。汽车在灯火里七弯八拐，终于停下来，金贵推门一看，傻了眼，原来这就是泡桐树中学的校门啊。包京生下了车，就往学校走，走了两步身子一摆，差点就要摔在地上了。金贵赶紧抱住，说，包哥，包哥，你搞错了，怎么还往学校跑呢？包京生反手给了金贵一个耳光，好在他的手软得面团似的没有劲，他说，我就是要回学校，要回学校，要回学校……。司机也来劝，说过几天回校也不迟，何必只争朝夕呢？包京生反手又打司机，可他就连这点劲也没有了，蒲扇大的手掌就像树叶一样从司机眼前飘过去了，他出了一身虚汗，再次被抱回了车里。司机小声跟金贵说，你同学是刺激受得太大了，当心一点吧。


    但是金贵说自己没有什么好当心的，就是尽一个同学的职责罢了。司机就笑，说，跟我们老板一样，时常都在学雷锋。


    后来，他们终于还是把包京生送回去了。关于包京生家里的情况，金贵都没有向我提到过，只感慨了一句，那张破沙发，大得真像他妈的一张双人床！


    我很吃惊地看了看金贵，他的样子却像是在说一句家常话。他把双手抄在裤兜里，嘴唇抿成一条曲线，脑袋一点一点地，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恍惚，金贵看起来面熟，仿佛我早就认识的某个人。


    但是，我还没有多想，金贵哼了一声，不经意似地问我，晓得那个家长是谁的家长吗？


    我默念了一下，自然心里雪亮，但我却不告诉他，我只是也哼了一声，我说，金贵，你不要自作聪明了，他是哪个的家长我都不放在心上。家长和家长还有他妈的什么区别呢！说他是你的老爹，说他是宋小豆的老爸，我都觉得不吃惊。


    我顿了一小会，觉得我碰到了自家的痛处，突然冷笑起来，我说，人要都跟狗一样势利，金贵，你早被我们咬得遍体鳞伤，从高二?一班滚出去了，是不是？


    金贵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的嘴唇哆嗦着，伸出一根指头指着我，他想诅咒我，或者想扇我一耳光，可是他没有。他脸上的表情也慢慢地变成了冷笑，他说，风子，风子，……他有些说不下去似地，但冷笑还在脸上挂着，他说风大姐，你受了什么刺激吧，你拿我一个乡巴佬来出气？


    看着金贵被逼得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忽然觉得很无聊，很没意思，我拿一个乡巴佬出什么气呢。当人人都可以冲我吐唾沫的时候，我转身朝着一个乡下佬骂x你妈，我该是多么可怜啊。我扭过头去，望着窗外。窗外刚好有风，阳光跟水一样在泡桐树的叶子上淌，软软地淌，淌得让人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有什么在淌着，淌着。


    如果是在昨天以前，我的意思是，是在昨天家长座谈会以前，我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将军的千金在发嗲呢。可现在不了，我的眼泪算什么呢，自我可怜罢了，就像那个什么成语说的，我的哭声是破罐子摔在地上砸出来的破响，是又丑又难听啊。在他们可以把我的哭声当做发嗲的那些日子里，我却从来没有发过嗲，我真是错过了该哭的好日子。


    昨天，当包京生被金贵背走之后，血腥的现场立刻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在被拖帕擦拭得发亮的走廊上，还映射出喜悦和宁静的光芒来。家长会按时举行，成年人的体味充满了教室，他们清理喉咙的声音就像流水不畅的水龙头。人基本已经到齐了，我看见爸爸最后一个走了进来。


    爸爸出现在教室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甚至都没有认出他来。我可能和所有人一样在惊讶，这老灰狗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只是当他开始询问的一瞬间，我才认出来，这是我的爸爸啊。噢，是的，爸爸是保安，身上那套制服他就跟军服一样在珍惜。我坐在家长们的最后排，隔了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我还是看出来，这千真万确是我的爸爸啊。爸爸的礼貌、谨慎、卑微，都在向别人揭穿着我撒过的谎言。那一瞬间，我明白我的好日子已经完蛋了。至少，那跟蛋糕一样的好日子被人粗暴地搅乱了，弄碎了，拿去喂麻雀或者喂狗去了。我当然不是在骂我的爸爸，怎么会呢，我爱他，可怜他，只不过他凑巧是穿着灰狗子的制服罢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来，真的，我们本来是说好他不来的，我把成绩册拿回去就可以了。可他还是赶来了，他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是气喘吁吁的，宋小豆正在清嗓子，准备讲话。我坐在最后一排，任务是随时提供服务，其实痛脚已经让我成了真正的瘸子，我躲在家长们的后边，只能跟狗一样喘息呢。朱朱还站在前边的门口，手里捏着一摞可疑的单子。那些单子真的就像本?拉丹的邀请书一样，收到单子的家长都做贼一样，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手心里。


    爸爸进来的时候，朱朱拦了他一下，她说，您，是谁的家长呢？宋小豆也别过头来，脸上带着点儿愠怒。对，是愠怒，我刚好上学期在补考时遇到过这个词，愠怒，就是不失风度地表达生气，就像宋小豆面对着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爸爸没有回答朱朱的提问，他已经越过朱朱的肩膀，看到了宋小豆的愠怒。他大概准确地判断出，她才是这儿真正的首长吧。爸爸把右手伸到帽檐下，隔着美丽小巧的朱朱，给宋小豆敬了一个军礼。他那么瘦弱，却穿着臃肿的灰狗子服装，汗水跟虫子似地爬满了他的脸膛，他敬军礼的时候，身子像旗杆一样在衣服里边不住地哆嗦着。家长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还拍了桌子，大叫真他妈好耍啊！这真是高二?一班的教室啊，连家长起哄的时候，也多么像他们自家的宝贝。还有那些拿到单子的人，他们都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爸爸，如释重负，很阳光地笑了。


    宋小豆也笑了，她用英语问了一声我爸爸，大致相当于笑问客从何处来吧，因为她的语调显得相当客气。我爸爸自然是听不懂了，台下所有的家长也听不懂，听懂了他们的孩子还读什么泡中呢！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在等着宋小豆的下文。宋小豆把笑藏起来，她换了中文，中文从她嘴里出来就变得冷冰冰了，她说，你走错门了吧？


    爸爸的眼里闪着迷惑，他说，是高二?一班吧？我找高二?一班呢。


    宋小豆不看我爸爸，她转过头对着大家，她说，高二?一班有这个家长吗？


    所有的家长都在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做出很夸张的惊讶、茫然，有的人还跟美国佬似地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眼前这个人等于是一团空气。


    我躲在那些中老年人的脑勺后边，远远地望着爸爸，爸爸真的像在站在一团白气当中，他的脸、眼睛、嘴巴，就连他的手都充满了谦恭和谦卑的笑，他把灰狗子的大盖帽摘下来，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揩着额头的汗水、帽子里的汗水，他说，我是我女儿的家长。


    但是，教室里闹哄哄的，没有人听清爸爸的声音。我看见朱朱走到宋小豆的跟前，小声嘘了几句什么话。在闹哄哄的教室里，只有朱朱一个人看起来心中有数。谁也不晓得她嘘了些什么，宋小豆点点头，朱朱就过来搀扶着我爸爸的胳膊，她说，伯伯，我带您去别处找吧？


    但是爸爸没动，他虽然很瘦削，可瘦削到了像一根棍子，插在土里也是不容易搬动的。他就当旁边没有朱朱这个人，只是伸长了脖子往一片脑袋中间寻找着。他说，应该就是这儿呢，我女儿说过的，是高二?一班的。


    我把头埋下来，又抬起来。我这样来来回回做了好几次，然后我唬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了。


    麦麦德曾经搀扶一个乞丐去财主的帐篷讨还公道，麦麦德说，你把你欠他的骆驼还他，欠他的草料还他，欠他的大饼还他，欠他的女人和孩子也还他。财主说，他是谁呢？麦麦德说，他是我父亲。财主就笑了，你又是谁呢？麦麦德把刀子拿出来搭在他的肩上，麦麦德说，我就是这把刀子，老爷。财主软下来，说，我知道了，你是爷。


    我也随身带着刀子，就是那把我想象成麦麦德用过的弯刀。但我的手在书包里握住刀把，只是为了让我出汗的手变得凉爽一些来。我站起来，大声地说：


    他是我爸爸！


    家长会结束以后，是朱朱搀扶着我爸爸离开的。其实爸爸还没有老到需要别人来搀扶，何况他还曾经是军人呢，穿了灰狗子的服装也没忘记了敬军礼。可朱朱还是从我身边把爸爸搀扶走了，她说，风子，风子你帮着收拾教室吧。我哪能收拾教室呢，我的脚还在像狗嘴一样，撕咬着要把我的肉咬下来，我痛得动都不能再动了。朱朱跟我眨眨眼睛，就和爸爸出了门，下了楼，走过干巴巴的操场，走过浓荫蔽天的泡桐树，出了有灰狗子把守的栅栏门。


    爸爸的表情，充满了满足和幸福，他连嘴唇都在幸福地哆嗦着。他没有想到朱朱会像自家女儿一样，当着那么多家长对自己那么亲热。爸爸已经知道，宋小豆是班主任，而朱朱是班长，也就是说，朱朱是全班最漂亮的女孩子，也是最了不起的女同学，而朱朱却对自己那么好。爸爸一定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女儿争气吧？朱朱把爸爸搀扶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爸爸笑得满脸皱纹，把眼睛、鼻子都笑得发红了。


    朱朱的妈妈也来开了家长会，散会的时候她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感谢话，她说谢谢我那么护着朱朱，不然朱朱会让她多么担心啊。我连连说，哪里哪里，应该的啊。可我心里觉得自己真是个伪君子。我太过分了，是不是，可这些是我的错吗，我不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后，就连我也是被朱朱搀扶着离开学校的。我们磨磨蹭蹭地走过滨河路，在南河的堤岸上坐下来。这个时候街上汽车如潮，而河边的游人正少，一个戴绿色口罩的清洁工用竹耙子把落叶和纸屑耙成一堆，点火焚烧。落叶都还青着，那火就不怎么烧得起来，倒是青色的烟雾跟古代的狼烟似地滚滚而起，清洁工被青烟呛得连连地咳嗽。青烟传到我们这儿，就已经有些稀薄了，青烟中夹着草青的味道。朱朱说，草烟的味道很好闻啊。这是她搀扶我离校后说的第一句话。


    好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哼了一声，其实也就是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来，我说，朱朱，我只觉得脚痛。我现在觉得脚痛也不错啊，脚痛我就能只想着脚痛，把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抛开去。真的，我还想它再痛一点呢。不信的话，你再踩我一脚试一试？


    朱朱自然是不肯踩的，她侧脸看着我，定定地看着我，也不说话，眼睛里湿湿的，像一头从草丛里钻出来的受惊的小鹿子。噢，这就是女孩子对女孩子的心疼吗，你受到过这样的心疼吗？我倒不觉得不自在，更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我只是不愿被女孩子的眼睛一直那么看着，湿湿的，水光盈盈的，含着什么脉脉的……我突然把嗓门提高了，我说，朱朱，你不相信吗？我撑起身子，用伤脚对着我们坐的水泥树桩狠狠地踢了一脚。


    朱朱尖叫了一声，幸好我的脚上没有什么气力了，我的靴子一碰到树桩就发软了。我蹲在地上，汗水、泪水密密麻麻跟蚂蚁似地在我脸上钻出来，我从来没有这么畅快地流过泪水和流过汗水。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借口，我尽情地哭着，因为我的脚是那么的痛啊！


    朱朱把手放到我的头上，反复地摸着，还把手指插进去，跟梳子一样梳着我的头发。她细声细气地说，哭吧，哭吧，风子，想哭就哭吧，朱朱叹口气，接着又叹口气，不住地长吁短叹，她说，反正你头发也长长了，见识也越来越短了，哭吧哭吧，哭吧。


    我还没有收住泪，就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你怎么变得和他妈任主任一个腔调呢！


    朱朱说，我们都在长大，就你一个人在一天天变小。连任主任都要哄着你，我还敢对你怎么样呢？


    我说，朱朱，你可怜我吗？我要没脸见人了。


    朱朱笑了起来，这一回不是婉尔一笑，而是夹在长吁短叹中，老气横秋的。她说，我不可以可怜你吗？


    我瞪着朱朱，狠狠地瞪着她。朱朱把那张白晰娇弱的脸朝着我，一点也不避开，她的又长又细的眉毛，又湿又亮的眼睛，都让我觉得心里发酸，哦，我是为我自己心里在发酸。


    我说，你可怜我，就给我弄点吃的来吧，我肚子都快饿瘪了。


    有风吹过，烧落叶和青草的青烟都向着河上飘去了。我和朱朱都看见一个挑红木桶的人从青烟里走过来。有一小会，他头上的草帽被夕阳照着，好象是浮在水面上旋转。近了，就看清楚，这是卖豆腐脑的，他的木桶擦拭得亮闪闪的，还用黑漆勾了边线，桶盖上搁着十几种作料。朱朱喊了一声，卖豆腐脑的。但那人没有听见，只管呆望着河那边，一路走过去。我接着喊了一声，卖豆腐脑的！那人吃了一惊，把担子一转，刚好搁在我们面前。


    豆腐脑娇嫩得怎么都扶不起来，那人就用白铁皮作的小铲给我们铲了两大纸碗，上边浇满了作料，红油辣椒和脆花生瓣在豆腐脑上不住地颤抖。我吞了一大口唾沫，一下子就倒了一碗下肚子。看看朱朱，她却还没有动调羹呢。她对那人说，再铲一碗吧。


    我一连吃了四碗。最后一碗我才吃出一点味道来，豆腐脑里也掺和着一点草青的味道，花生瓣则被牙齿磨出焦糊的油脂香，它们搅拌着让我的脑子晕眩起来，我觉得自己就像喝醉了酒。我说，朱朱，我不行了。


    朱朱说，不行就放下吧，别逞能了，好不好？


    我说，朱朱，你觉得我一直都在逞能吧？明明是个可怜人，却硬要撑出一点门面来？


    朱朱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她说，有人早就给我说过，你爸爸的将军是假货。


    我再次瞪着朱朱，辣椒油和豆腐沫糊满了我的嘴巴，而朱朱端着的碗还没有动过一调羹。我说，你为什么不戳穿我呢，你等着要看我的笑话，对不对？


    朱朱说，我给菩萨烧过香，希望你永远都不要被戳穿，希望你永远不要闹笑话。只有我才会这样子，你不相信吗，我是真的，风子。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四碗豆腐脑和辣椒油在我的肚子里发胀，翻腾，烧灼，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学议论我的事情，他们昨天对我怎么样，今天对我也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已经知道一切的。当他们三五个人聚在一块说笑时，我怀疑他们说的正是我。他们一边从远处瞅着我，一边说得真是开心死了。我瞥一眼他们，他们就会把嗓门压下来，还相互挤一挤眼睛。有一回，我撑起来，一瘸一瘸挪过去，我跟他们说，说吧，也说给我听听，我也和着你们乐一乐啊。那些人笑嘻嘻地望着我，说，刚刚才说完呢，还说什么呢说？


    我自然是十分无趣的。但我还是得撑着，既然我已经撑着站起来了，我就得一直撑下去，是不是？我说，那你们就再随便说说吧。


    他们都不吭声。过了半天，有一个女生吞吞吐吐的，当然，也可以理解她是满不在乎的，她问我，你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差一点把痰喷在她的脸上了，我说，我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们在说x啊！


    不过，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把这句话咽下肚子里去了。


    我很感激朱朱，她并没有黏黏乎乎表现对我深切的关怀，或者什么有难同当的姐妹亲情。你想想吧，当我把自己从人群中孤立出来后，她跟个影子似地跟着我，只能显得我更孤立、更可怜啊。朱朱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经常远远地给我一个眼神，让我的心情变得安静下来。她的眼睛在说，别在意，别在意，有我呢。


    阿利倒是常在课间陪我说说话，不过这时候又有什么话好说的呢，没话找话罢了。有时候他到小卖部给我买来可乐、酸奶，我们就趴在窗台上寻找钉在泡桐树上的蝉子，也虚着眼睛望一望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鸽群，我们啪搭啪搭地喝着。有一回，也就是我的痛脚已经可以自如行走的时候，我们正啪搭啪搭喝着，阿利忽然说，我请你和陶陶吃麦当劳吧。


    我立刻明白了阿利的意思，只有陶陶才能把我从眼下的处境里拖出来。而阿利自己，除了钱和心意，似乎已经无能为力。阿利说，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就去约陶陶，朱朱，再加上金贵吧，从前这几个人天天都在吃烧烤。


    噢，如果是天天吃烧烤，那还有一个人阿利忘记了，那就是包京生。他没有提起包京生，那就是这个人已经蒸发了。我说，好吧，阿利，你去安排吧。


    除朱朱之外，所有人都很爽快地答应了。陶陶说，吃吧。金贵说，去吧。但是朱朱说，我不去，我闻到麦当劳的味道就发呕。朱朱还对我笑了笑，她说，你该学聪明一些了吧，当心再被别人踩一脚。


    朱朱不去，我本来有点犹豫了，可她这句话偏偏把我往麦当劳那边推了一把，为什么不去呢，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个机会踩回来呢。


    一开始我给你说过吧，麦当劳，或者肯得基、德克士，那种地方是分不清四季的，永远温暖如春，服务生穿着粗条纹的体恤，影子一样忙进忙出。每一天，人们都像在过一个延期的情人节，或者是愚人节，谁知道呢，反正店堂里人多得不得了，到处悬挂的彩球比春节的香肠、腊肉还要多。也许我们去的时间不对，那天麦当劳里简直是人挤人，没办法，我们只得改了靠窗而坐的老习惯，在角落里围着一根柱子摆了半个圆。从我的右边数过去，依次是陶陶、阿利、金贵。店堂里闹哄哄的，喇叭里还在播放美国的乡村音乐。大家都埋了头吃东西，不说话。这种坐法不好说话，也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要说。我们的背都快抵着墙壁了，把人隐蔽在了这儿，把噪音也隐蔽在了这儿，至少我心里是有八分焦躁的。我侧身看看他们，陶陶在啃着一块双层的巨无霸，夹心里的奶油穿过生菜滴下来，滴得桌上一片肮脏。陶陶也不管，只是张着嘴又咬又啃。阿利在专心对付一份香草冰激淋，金贵还跟往常一样，一边用左手去纸袋子里取土豆条，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百事可乐。炸过了一点，金贵咕哝了一声，但这一声在乱哄哄的店堂里，那么微弱，没有人去搭理他。


    我在用牙齿和舌头剔一根鸡翅，把它骨缝里的肉和筋，还有骨汁，都咂得干干净净，最后，鸡翅膀就剩下了一副完美的骨架，很轻盈地搁在了我的面前。当这种骨架已经在我的面前摆放了五具之后，我的心情变得安宁下来了。说什么废话呢，我对自己说，不说废话，我们也可以吃得很舒服呢。我们只需要吃就可以了，对不对？我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忽然觉得校服的后摆被一根指头轻轻撩了起来。


    进了五月，我们的校服都换成了天蓝色的体恤。说是纯棉的，其实混了大半多的涤纶，贴身穿着，肉是肉，衣是衣，一点都不服帖，而且动一动就出汗。涤纶不透气，汗水就在下边跟盐水似地，把我们的肉都腌起来了。你不信可以咬一口，看是不是咸得像块腊肉呢？现在，我的后摆被撩开一条缝隙，凉风吹进去，有一点说不出的安逸呢。我也不管是谁的手指头，我依旧埋了头去剔第六副鸡翅膀。翅膀上撒了盐和辣椒粉，把我的舌尖弄得痒痒的，烧乎乎的。


    那根手指头的动作很慢，却不是胆怯，更不是犹豫。敢做这种事情，你想都想得到，他是一个老将和狠将。那根手指头找到了我的脊骨，轻轻敲了几敲，就仿佛一个买牲口的人在敲着它的背梁。突然手指头使劲地顶住我，顺着脊骨往上边走了好一段，一直走到了我乳罩的带子下。带子是松紧的，那指头挑了挑，带子就在体恤下面啪啪地响了响。然后，那手指头就退了下来了。


    我拍了一下桌子，一连叫了几声阿利！阿利！阿利！金贵别过脸瞟瞟我，脸上漾起笑意来。阿利吃了一惊，说，风子，你干什么呢？


    我说，再来十副鸡爪子。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真他妈的不过瘾！


    阿利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那根手指头变成了一只摊开的巨爪，鸡爪或者是鹰爪，五指插进我的后背，狠狠地抓了一大把。我的皮是结实的，紧紧粘着我的肉和骨。但是，这一抓，就像把它们抓橡皮似地抓了起来，撕裂般的疼痛穿过了我的身子，刺入我的胸脯。我哎呀一声，呻吟起来。阿利的声音都颤抖了，他说，风子，你没事吧？


    没事，我哽咽着说，我的喉咙，让鸡骨头扎了一下子。


    我悄悄提起我的右脚，用陆战靴对着另一只陆战靴，猛地踩了下去。


    什么动静也没有。过了一小会，陶陶在说，阿利，请给我再来一个双层牛柳汉堡，还有一大杯可乐。


    阿利说，好的，好的。他站起身来。


    金贵说，也请给我来一份吧，就是和陶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