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拎包和对劈

    钟雷投来的热度，我真的把它化成了动力。但没想到，他人的不爽，突然迎面而至，他们在背后送给我一个绰号——“小拎包”。


    下半年？


    我正想调侃他这次“副主任”有戏了，没想到他嘴角掠过一道高深的笑意，他说：我没骗你，你没看见张富贵这阵子往人力资源部裘主任家跑的样子，你没看见张富贵这阵子紧跟钟老大屁股后面那猴急的样子，整个就一小拎包的……


    很多人在活动——他眼睛里浮上来一丝洞悉的神色，突然没头没脑地评价起我来——你啊，就知道整天做文案搞统计你啊是像一头牛一样在做了按理说应该有用但又有什么用呢你啊别像一头牛一样做死了……


    我不知道他没头没脑地说这话是因为他自己情绪很乱，还是底气很足，还是怜悯我，还是反讽张富贵，还是他自我感觉太好了。反正在一刹那，他击中了我的不爽。他这种通透的语气，其实是具有攻击性的，它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很傻。


    我和丁宁一起捧着饭碗往大楼里走，矮壮个子、大脑袋的他叮咚叮咚地晃着饭碗在前面走，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只牛B的蝌蚪。


    而我，满眼闪烁着“像牛一样做死也没用”、“没用”等字眼。我承认，确实没用，在这幢楼的评价体系中，埋首于各种文案只是会码几个字而已，在这里有没有本事不看这些。


    我往楼梯上走。心里堆积着郁闷。


    我听到有人在叫我。我回头一看，是钟主任。


    钟雷脸上含笑，对我说，有好消息。


    他平时很少有这种明亮的笑容。现在他笑吟吟地告诉我：你做的文化企业海外拓市方案，在这次省里论证时，被列入了政府项目，有望拿到一百万元拨款。


    站在楼梯上，钟雷笑着从上向下、从下向上打量着我，好似夸张地表示重新认识了我的存在。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丁宁一眼，我听见身体里有突然松懈的声音。我还看到钟主任也瞥了丁宁一眼，他说：小丁，我们对鼎柱有点有眼无珠，他这是厚积薄发啊。


    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多少给了我一点舒气的余地。


    钟主任由此对我器重起来，并以迅猛的热度，将我托了起来。


    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我为部门挣了面子，也可能是他发现了我可以为他向上汇报时整理概念。当然，也可以敲打一下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他越来越频繁地表扬我，他去外面开会带我前往，他越来越习惯把一堆资料放在我的桌上，说：周五要去省科技厅汇报，最好能体现一些互联网思维。


    他甚至还让我代他去开了许多个无关紧要的会。


    他投来的热度，我真的把它化为了动力。我由此投入各种文案的汪洋大海。我甚至开始琢磨“一个层面，两个阶段、四个提升”等等汇报材料的逻辑，我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有一套学问，它的最高境界不是独特和优美，而是合适，即，把一句话说得合适而不一定是准确。只要你肯花心思琢磨，总有更合适的说法等着你去调整。我在其中甚至琢磨出了乐趣，但没想到，他人的不爽，突然迎面而至。


    我发现他们在背后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小拎包”。


    我想，这至于吗，我怎么就成了“小拎包”？


    不就是钟雷让我写了几篇材料？


    不就是进出他的办公室修改了几回文稿？


    钟雷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哪，要给他拎包，我还火候未到哪，紧张什么呀？


    虽然如此劝慰自己，但这绰号却给了我结结实实的暗示，使我怀疑这阵子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很可笑。


    于是，当我憋着气在电脑上敲打又一篇文案时，我认定这绰号是丁宁起的。


    可笑，谁是小拎包？你才是，你才是。


    丁宁在那一头突然说：鼎柱，你打稿子像弹琴，十个指头岔开，手势太大劲，噼噼啪啪，满房间都是你的声音了，我脑子就堵塞了。


    汤丽娟咯咯地笑起来，说：我觉得像打机关枪，其实不用使这么大的劲的，不过你那架势，真的很有派头哦。


    我理解丁宁的不快，但我诧异汤丽娟的情绪。


    隔了两天，我就洞悉了她的不快。钟雷主任让我写总结，我怎么可以不向她讨教，而让她这个副主任有游离在外的感觉呢？换言之，老大给了你一个脸，你就真的翘尾巴了？这不是与丁宁直攀老乡虞总犯了一样的忌？


    在情境中，没人会来及时点拨你逻辑。首先向我涌过来的就是各种情绪。于是，一点点琐事都让我陷入了感觉的泥潭。


    被视为钟雷的“小拎包”之后，我遭到了“一号种子”丁宁的阻击。


    单位派我和丁宁去马岭市谈一个项目。我们跑了当地的一家著名民营企业。晚上在宾馆，我与丁宁商量明天是否还可以去下面几个镇的中小企业看看。


    他支吾着：再说吧，如果去还得找车，得开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呢。


    丁宁打开电视机，不停地换着频道，我去楼下买烟。


    我买了烟和方便面上来，在门口听到丁宁在房间里打电话。他在说：我明天还想去一下前潜镇，那里有几个中小企业可能会有合作意向，鼎柱好像有点不想去，他说那里太远……


    我站在门口，肺差点气炸，我知道他在给钟雷打电话。


    方便面掉在地上了，我没捡，我往楼下走，心想，尼玛你要给自己贴金，你贴就是了，但无中生有把我说成是落后的对立面，奶奶个熊。


    我气愤地站在楼下的街道上，心里的烦恼铺天盖地。不就是给领导拎个包吗，还搞得这般竞争上岗？！


    呸，我往马岭的街道上吐了一口口水，掏出手机，也给钟雷打过去。可是手机没电了。于是，我就奔向那家正在拉卷闸门的路边小店，我对看店的老头说：打个电话，很急很急。他打了一个哈欠，点点头，然后就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外地人。我拨通了钟雷的电话，说：钟主任，我是陈鼎柱，今天我们在马岭收获还是有的，明天我想去下面几个中小企业看看……


    他在那头说：好的好的。


    我说：丁宁在担心明天没有车，我叫他别担心……我拿着电话，小店门外是灰红色的夜空，我想象电话那头钟主任耳畔鸡毛飘飞，一会儿你来这么说一会儿他又来那么说，如果我是他会疯了的。


    但他却呵呵地笑着。这乐呵呵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外面，你们要培养自己的协调能力。


    我舒了一口气，给了一直好奇地看着我的老人两块钱电话费。


    他说：你们上班人真忙，这么晚了还要谈工作。


    我说：忙或者不忙都是自找的。


    我回到宾馆，推开房门，丁宁在看电视，他笑着问我：这么久，你在下面逛？我说：我在看风景。


    丁宁视我为竞争者，他发力了。


    他一发力，众人的视线就从我身上移向了他。


    他们说，这阵子老大在赶一个年度预算方案，常加班到深晚。于是，丁宁也在办公室里磨蹭到半夜。


    他们说，他加班的重点就是陪聊，以及教老大做表格，手把手地教呢。


    林娜捂嘴笑道：我还以为他们在下棋呢，原来是电脑教练啊。


    张野说：下棋、电脑小菜一碟，你们知道吗，他还在学吹箫呢。


    见我们没听明白，张野脸上就有些飘飘然。原来，单位老大虞总一向风雅，爱弹古琴，总经办的小伙们都弄了个琴在拨，丁宁与众不同，选定学箫。张野说：这就对了，学琴难道你要盖过领导不成，学得不好，他又嫌你笨，所以吹箫就对了，除了同为雅人，还能在单位联欢会上与他配上一曲。


    一屋人静默了两秒钟，接着笑声像水花涌向了不在场的丁宁。背后议人欢乐多，可见憋屈有多深。退伍军人张富贵在一旁忍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终于说出来了：现在的小孩真是能干啊，我有天中午去楼上的泳池，游好了出来，在洗澡区看见丁宁在给老大搓背……


    张富贵站在办公室中央做着搓背的动作。喧笑中，我耳边飘过一句：农村来的小孩都是这样的，看到目标学不会掩饰，就精神抖擞地直奔过去了。正笑到高峰，丁宁和汤丽娟突然从老大办公室回来了，大家赶紧闭嘴。丁宁噔噔地从我桌边走过去，精神抖擞，仿佛带回来了一支鸡毛令箭。群众真的具有可怕的洞察力。


    当丁宁一马当先之后，林娜、张野和我就走得很近了。


    林娜对我说：不就是个副主任的位置吗，值得这样豁出去吗？我看丁宁也未必有戏。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豁出去了，就树敌了；你树敌了，就容易被别人撬掉。


    张野告诉我，张富贵就是一个撬边的人，我早就觉得他和丁宁不对劲了。


    他压低声音，把嘴凑近我耳边：你知道吗，我们下班后，他俩天天在办公室里“对劈”？


    为目睹“对劈”，下班后我依然泡在电脑前。丁宁一直在煲电话粥，到晚上八点，他搁下电话，踅进隔壁钟主任办公室聊天，拿回来了些什么，在电脑上打起来。他一边打一边对我说：你看不出来吧，老大在研究民营企业融资风险的问题，他在写这样一篇论文，我帮他梳理一下。


    到晚上九点，张富贵像一阵疾风进来了，他向我打了个招呼：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去？我说：家里电脑这两天坏了，把文案处理完再走，你这么晚了还来？


    他说：我在家没事，过来转一圈。


    到九点半左右，我看见张富贵出去了，他拿着车钥匙，拎着两只保温饭盒，说买夜宵去了。


    到十点，他又回来了，他向我递过来一盒热呼呼的煎饺，说：吃夜宵啊，从东方酒楼买的，这一盒送给老钟了。


    他就转身去了隔壁。他进去后，我就看见丁宁出来了。丁宁见我在吃煎饺，就走过来，拿起一个往嘴里放，笑道：咱沾沾老大的光。


    丁宁在我身边转了两圈，突然打了个喷嚏，说：张富贵真是好玩，每天晚上来这里转一圈，好像就是为了给老大买夜宵，然后等到十一点，开车送他回家。


    接着，他哈哈笑起来，说：我们这些大学生怎么和他们这些当过兵的比。这个老张，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是领导的司机，还是保镖，还是保姆？


    他说：你发现没有，在这幢楼里，那些在社会上待过的人，比我们大学生兜得转。在领导面前，他们比我们伏得低，而在我们面前他们又能利索而不露痕迹地踩你。


    在晚上十点日光灯照耀的办公室里，丁宁手拿一根烟说着这些，让我突然间对张富贵生出了些许肃杀的感觉。


    加班的人多起来了。


    有一天，钟主任喊我过去，我以为他又将派什么任务给我了，没想到他说：你让我失望了。


    他指着我说了一通，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有人告状了，说钟主任让我牵头的新项目，我派活时全派给了林娜、朱瑛倩这几个女人。


    老大脸上掠过一丝挖苦的笑意：你这是想做洪常青呢，还是对别人不够大气？


    我摸不着北了，因为最初我是派活给丁宁和张野的。记得张野当时一边往手机里输电话号码，一边告诉我这阵子他正在攻职称英语考试，可能没空。而丁宁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告诉我最好别拉上他，现在大家相处好好的，而在一起做一桩事就有可能翻脸。他这么说得出口，我都傻眼了。


    我对钟主任说：我找过他们的。


    他说：当然，我也不会全听他的，但问题是这么点小事，让你牵个头，把几个年轻人组成个团队，就这么点事，你都弄得七零八落的。


    我一声不吭地郁闷着。这是谁告的状啊，丁宁吧？


    从钟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坐在位子上发愣。我突然就看见一顶小乌纱帽在空中晃荡起来，飘到了天花板上。你们谁想戴就戴去吧，你们谁想拎包就去拎吧，我求求你们别来烦我。


    一个下午，我都心不在焉。下班后，许多人都走了，副主任李瑞见我还坐在电脑前，就问：项目文案还没做好吗？


    我没回过神来，居然脱口而出：单位是不是都是很复杂的？


    他瞥了我一眼，目光里没有一丝觉得突兀的感觉。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如果不复杂，就不叫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