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漂二代

    深圳是最让我百感交集的地方。如果说广州奠定了我对南方的印象，深圳恰恰是我内心深处，最能铭刻南方精神密码的处所。这个年轻快捷、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城市，让我隔膜而又着迷。我甚至一次次设想，如果不是自己太过执迷文字、书本的虚空诱惑，能够早早意识到，从事更为实在的职业，其实会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历练，我是否会在一次次的迁徙大潮中，跟随身边人南下的脚步，开始另一种人生？尽管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呈现了家人南下打工的境遇，但在我的视域中，其实还有一个和我联系更为密切的群体——一个因为抓住了机遇，人生获得极高性价比兑现的群体。我高中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或者考上了大学但没有选择内地就业的同学，因为早早加入了南下的队伍，大多获得了不错的发展。1997年，在大学毕业分配的工厂下岗后，很多和我同时失业的同事，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同样跟随南下的队伍，大多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在巨大的人生遭际的变换中，我愈发意识到，对七零后一代而言，最幸运的地方，不在于念了大学的年轻人，能够获得好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那些错过高等教育或者被下岗浪潮抛弃的同龄人，只要他们乘势而为，同样能借势获得好的发展机遇。过去的二十年光景，没有谁会意识到，自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在场者，阶层的转换，在一个成本最为低廉的时代，悄然获得了兑现，这种触目惊心的对比，总是让我忍不住结合自己的从教经历，不自觉地勾连起和我同样起点的学生。


    下面要出场的张晓霖、姚冰冰、张亚康是最典型的“深漂二代”，在我关于“广东学生”的呈现中，他们是一个客观而独特的群体。他们的父母大多和我同龄，透视他们的命运，我实际上看到了同龄人的另一种人生。


    张晓霖


    和黄晚秋一样，张晓霖同样是我辅导毕业论文的学生。晓霖性格温存，不喜欢说话。在家里的四姊妹中，她最调皮，挨打也最多。在老家上学前班时，晓霖不爱去学校，每次都逃回家，爷爷没办法，经常陪她坐在学校，很多次，送她上学的爷爷还没回到家，她便已先逃回了家。


    晓霖1995年出生于河源，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晓霖猜想，“妈妈生我的时候一定很伤心，全家都盼望生个男孩”，仿佛生为女孩是自己的错。妈妈生下她没多久，和爸爸一起去了深圳打工，在六岁以前，她一直留在爷爷、奶奶和阿太身边。一家六口人，分了三个地方：父母将大姐、弟弟带去了深圳，二姐送去了外婆家，晓霖留在出生地。因为有三位老人疼着，晓霖倒没有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反而因为在乡下，获得了放养机会，精神上面极为愉快。晓霖到现在还记得，阿太将妈妈寄回给老人吃的燕窝，总是忍不住让她多吃几口。因为和老人感情深厚，晓霖上了大学，始终惦记着人老病多的爷爷、奶奶和阿太。


    六岁时，妈妈坚持将晓霖接到深圳。因为深圳的生活压力极大，爷爷、奶奶坚决反对将晓霖带走，阿太则担心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挨打，怕他们轻看这个女孩。父母去深圳的最大目的，是想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无论老人如何反对，晓霖六岁时，还是来到了父母身边；同年，寄居外婆家的二姐也一起来到了深圳。妈妈为了大女儿获得就读学位，很早就在龙华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大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因此顺利落户深圳，但因为超生，晓霖和二姐无法落户，只得择校。晓霖承认，尽管妈妈的脾气较大，孩子挨打较多，但她还是对妈妈充满了感激，让她在上学的年龄，享受到了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


    妈妈对教育的重视，有家族渊源，外公是校长，妈妈在结婚前，也当过一两年民办教师。爸爸读书极为厉害，只因家境贫寒，无法延续学业，不得不早早走向社会谋生。多年来，爸爸一直不想给别人打工，很早就在琢磨做生意。在没有去深圳以前，晓霖的父母在老家开理发店，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姑丈因为先去深圳，就建议他们换个地方，外出看看，这样，爸爸妈妈也跟随来到了深圳，他们没有听从姑丈的建议进厂，而是依然坚持以做生意为生，也就是做个体、开店子。在深圳龙华租下门面后，父母决定重操旧业，先从理发店干起。九十年代的深圳龙华区，流动人口极多，工业区内，人才市场随处可见南下打工的人员，理发店坚持了很多年，晓霖记得，自己去深圳后，父母的理发店还在经营。“我记得理发店是玻璃门，里面是红色的椅子，软软的，坐在上面挺舒服，墙上贴了一些画，整体布置比较简单。”因为流动人口多，理发店的生意极好，一些从很远地方来的人，挑着担子、被子，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理发店旁边有很多餐厅，餐厅经常发生争执，她曾目睹餐厅门口，一个人被打倒后，一辆车直接从他的手臂碾过去，这个残忍的画面，至今让她心有余悸。


    晓霖记得她所在的龙华区，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叫龙芯工厂，专门生产电器，招工极为火爆。爸爸发现开餐馆生意更好，于是转手了理发店，开始做饭馆生意。晓霖上小学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餐馆的隔间写作业，父母会随时吩咐她看一下店，店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她学习上难免分心。父母的饭馆主要做快餐，五到八块钱就有两荤一素。店里的馒头、面包都是自己做，因为太忙，父母请了很多工人，工人很少有坚持长久的，大都是临时工，忙里偷闲时，店里的员工会逗晓霖玩耍。


    父母开饭店后，忙碌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想象，爷爷、奶奶只得来到深圳，帮着照看孩子。在晓霖印象中，无论是开发廊，还是开餐馆，父母都特别累，从来没有任何放松时刻。“我们上初中后，和爸妈见面比较少，爸爸从来不回家，就住在店里。那几年人才市场火爆，店里生意特别好，总是感觉忙不过来。我记得父母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去菜市场买菜，一直忙到深夜一二点，好多年都是这样子，基本没时间休息。”


    在父母最忙、最累的日子，爷爷奶奶负责照看几个孙子的生活。父母基本没时间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晓霖感觉两个姐姐比自己更自律，成绩也比自己好很多，弟弟也很懂事，成绩也不错。爷爷奶奶为了提高晓霖的成绩，有一段时间总是炖猪脑给她吃。“每天炖，我每天都吃不下，因为是甜的，还有那个样子，我看着都要吐了。”


    餐馆开了几年后，因为实在太累，父母体力难以支撑下去，爸爸留意到了巨大流动人口背后的另一种需求：照相。于是，他们盘掉餐馆，迅速开了一家照相馆，主要经营证件照以及资料的复印业务。这家店，父母一直坚持到今天，成为一家人衣食住行的基本保障。尽管因为竞争加剧，生意比不上以前，但比之理发店和餐馆，还是能获得较好的收益，相对也轻松一些。


    从六岁来到父母身边，晓霖从小学念到高中，十二年间，见证了父母开店的数次转型。晓霖发现，爸爸懂得观察生活，特别善于发现商机，脑袋灵活，行动能力也强。“父母看起来很平凡，但他们特别坚韧，敢于接受挑战，愿意从零学起。”尽管他们没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学习，但孩子们还是从父母积极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力量和勇气。晓霖记得刚刚开照相馆时，要学打字、学电脑，爸爸、妈妈还有舅舅，尽管都四十多岁，但还是坚持买书自学，从头开始。店里的复印机、冲洗机，从修理到调试，爸爸硬是一个人仔细琢磨，将技术摸透。很多来店里打工的人，学到技术后，很快就选择离开，自己独立开店。


    当然，对晓霖而言，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家里铺位遭受的强拆。客观而言，从理发店、到饭馆、到照相馆，因为一直处在流动人口密集的龙华区，父母尽管吃了很多苦，但还是幸运地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九十年代，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可以赚两三千，所以我们家很早就买房了”。


    算起来，父母买下第一套住房，是在1998年。2003年非典期间，龙华区的商品房只要每平米三四千元，父亲准备再投资一套更大的房产；但在妈妈看来，三四千元的单价也已很贵，考虑到四个孩子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择校费、学费，妈妈没有支持爸爸购买第二套住房。但面对房东无法预期的涨租，为了减少铺租，父母选择在龙华区大浪街道附近，买了一个铺位。家里的照相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开在自家购买的门面里。随着深圳房价的飞涨，所买的铺位也获得了极大的增值。“我记得2005年左右，龙华的房价大约每平米五六千，到2011年，大概涨到七千左右，又过一两年，很快就涨到一两万了，到现在，已经五六万了，算起来，那间商铺，现在要上千万才能买到。”让他们一家措手不及的是，就在晓霖临近毕业的2016年，因为市政修路，政府要进行拆迁，算起来，却只能补助一百万左右。晓霖的父母极为伤心，也进行过一些抗争，“但政府部门的那些人一直过来劝说父母，说这个是法定的，他们拿着过去两年的评估价，说是九十万都不到。父母不服，他们答应重新请评估公司，就变成了一百万，然后还答应加上一些补贴，可以增加一点点，但也增加不了多少。然后就告诉父母给个日期，强调一定要在日期内答复他们，不答复就没有任何补贴，而且也不会有人再过来理会他们”。父母的心血，原本以为搭上了房价飙升的快车，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没想到，遭受的却是最无奈、最绝望的强拆。权衡之下，父母选择了屈服，“做不了钉子户，之前深圳北站，也是因为拆迁出现了钉子户，最后还是被强拆了。父母拿着补助的一百万，买一间厕所都困难”。妈妈接受了结果，拿到补贴后，决定在偏僻一点的地方，去按揭一套更大的房子，孩子们已逐渐长大，一家人需要更大的空间。


    回想起来，父母在深圳的日子，就是开店、赚钱，为了几个孩子，像机器一样昼夜不停地运转。尽管因为忙于生计，父母平时没有时间管孩子们的学习，但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总是在关键时刻得以体现。晓霖至今记得，回到父母身边后，为了让她得到中心小学的学位，妈妈凌晨三点就过去排队，并最后通过熟人，将自己的学位解决。也正因为创业、守业过程中所经历的苦楚，妈妈期待孩子们念完大学后，“能够做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不要去开店做生意，不要过太忙、太累的生活”。四个孩子也极为争气，大姐从深圳最好的中学毕业后，考到了北京上大学，随后又保送了研究生；二姐高考考砸，原本可以上一本，最后进了广东F学院；晓霖坦言自己懂事迟，没人管，没有像姐姐很小就学习奥英、奥数，学习上并不突出，高考成绩出来后，刚好压线广东F学院，于是就来到了二姐身边。“二姐的事，一直都是爸妈做决定，她时常后悔；我的事，一直自己做主，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如今，父母的经济压力，比之以前，已经小了很多。二姐在深圳当教师，同时在深圳大学念英语专业的硕士，大姐研究生毕业后，也决定回深圳，弟弟也已经考上大学。晓霖毕业前，回深圳找了一家会计中心的工作。尽管从高中开始，晓霖一直企图摆脱生活了多年的龙华区，以至念大学，发誓一定要离开深圳，但最后，兄弟姐妹还是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龙华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对一直在此长大的孩子而言，已经有了家的味道，也有了具体的情感牵绊。在对自己整个家庭进行审视时，晓霖坦言读书对自己的改变极大，“我有想做的事情，想先定一个小目标，等工作稳定下来后，再学一些东西，我感到真正的学习才刚刚开始”。


    而目前，最令晓霖担忧的是，父母在多年的打拼中，透支了健康，人到中年，后遗症已逐渐显现。2017年，临近毕业之际，爸爸做了一个加急的脑瘤手术，而妈妈因为操心太多，总是心跳过快。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晓霖想了很多，“虽然我们四个都很大了，但是我爸妈很辛苦，从没享受过生活”。也正是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通过和父亲交流，她才知道，现实房价的严峻和疯狂。“我以前都不太懂，爸爸和我说，才了解了一点情况。”晓霖知道，凭借自己的工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深圳买得起住房，面对马上走向社会的现实，她内心笼罩了另一重担忧，她的目标，是在离父母较近的东莞，找到一个安居之所。


    在独立之前，晓霖突然意识到，父母给予她的家庭如此重要，而一家人的关系，其实弥漫着她此前很少体会到的温馨。


    姚冰冰


    和晓霖一样，姚冰冰的父母来到深圳，也是因为姑姑、姑父先在深圳打拼，随后鼓励待在四川的哥哥嫂子南下。和最先来深圳的第一代“深漂”一样，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姑姑、姑父的眼光，没有局限于深圳，为了两个女儿的教育，他们早早布局香港，及时在港置业，随后将两个女儿带过去念书，一家人深圳、香港两边跑。冰冰有四个姑姑，除了一个在香港，还有一个在成都，一个在绵阳。


    冰冰的父母都是大学生。外公外婆五六十年代时候，因为国家三线建设，来到新疆工作定居，妈妈出生在新疆，随后一直念到大学，选择了热门的财会专业。爸爸在成都读的大学，念的电子专业。爸爸的选择和爷爷有关，爷爷很早就在老家打理了一个电器铺，经常帮街里乡亲修电器，爸爸受爷爷影响极深，到念大学，很自然就选择了从小熟悉的本行。


    冰冰1995年在成都龙泉驿出生不久，父母就南下深圳，将她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偶尔，爷爷、奶奶会带冰冰来到深圳，和父母短暂见面，而父母则会抽空带冰冰回新疆，去看外公外婆。一直到五六岁，冰冰才回到父母身边。


    父母来深圳后，决定自己创业。爸爸因为一直对电器、电子行业情有独钟，很自然地选择了与此相关的行当。一直到冰冰念高中以前，爸爸工厂做的产品，都专注于备份器，研发出来后，开始几年卖得还不错，但很快，产品就被抄版，被各种厂家抄版，根本做不下去，只得改行。“没有办法，爸爸的版权得不到保护，盗版卖得比正版还好，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后工厂被迫改做灯管，也就是相当于开了一家LED。”


    爸爸是一个执着、有闯劲的读书人，执行能力强，凡事喜欢自己来，钟情创业，内心始终被实业的梦想所牵引。妈妈看准了爸爸的专业水平，一直建议他去更大的平台打工，这样不但少操心，而且工作稳定，薪水也不低。但爸爸觉得那样没意思，一心想做自己的事，无论发生什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动摇做实业的决心。妈妈为了支持爸爸的事业，一直在他的公司负责财务工作。


    冰冰曾经去过父亲的工厂，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那边，厂子比较简陋，共分为三个区：一个是办公区，有几张办公桌；一个是生产灯管的流水线作业区；一个是负责研发、修理的实验区。厂子规模不大，大约有二三十个工人。在冰冰印象中，她念高中时，厂子生意还不错，尽管公司的运营分为淡季和旺季，但整体而言，在深圳实体经济形势好的阶段，哪怕父亲从事的是制造业，依然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事实上，她并不清楚家里具体的经济状况，她只记得父母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专心读书，其他的事不用操心”。但近两年，从大三开始，冰冰明显感到厂子的经营比以前艰难。首先是招工困难，沙井那边的工厂，到处都挂满横幅，常年招男女普工，但很少有人去；就算好不容易招一个年轻人，要求特别多，要包吃、包住，还不能加班，哪怕发加班工资，他们宁愿休假，也不会答应加班；更让人手足无措的是，稍稍干得不爽，动不动就提出辞职。冰冰明显感到，和她同龄的打工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她还观察到，年龄稍大的工人，随着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生活压力剧增，也越来越不愿留下。爸爸工厂有一个叔叔，在厂子里干了七八年，因为深圳物价太贵，房租猛涨，他攒不下余钱，也只得回到了老家。除了招工难，工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爸爸告诉她，以前工厂效益好的时候，利润比现在高很多，赚钱要容易很多。但近几年，不但利润下降很快，成本支出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接单比以前困难了很多。“爸爸刚刚转型做LED灯管时，头一两年订单不断，根本做不过来；但现在，同类厂家越来越多，接单都要靠抢，而且还要注重差异竞争，要尽量做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没有放弃经营多年的工厂。“爸爸很务实，他明明知道制造业越来越难，他也为此头疼，但就是舍不得放弃。”在深圳，很多人像晓霖父母一样，抓住流动人口带来的商机，通过辛苦劳动，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同样，在深圳，在珠三角密密麻麻的工业区，也有很多人像冰冰父母那样，心怀做实业的愿望，一心想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在特区的开放环境中，变成看得见的产品，并参与国际竞争和流通。在社会转型的经济发展大潮中，他们开办的工厂，吸纳了无数流动人口的就业，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人的生活。


    因为爸爸对实业的执念，在家里经济条件最好，同时也是深圳房价最低时，爸爸并没有选择投资房地产，“他觉得投资不动产没什么意思，又不能产生新的价值，他总觉得投入生产，做出产品，才是实实在在地在做事”。直到近两年，面临工厂经营的困境和资产的严重缩水，目睹房价的飞涨，父亲为了给家人一个安居之所，才在宝安区买了一套房子，“尽管在深圳浓厚的炒房环境中，爸爸没说什么，但房价的飞涨，还是让他措手不及，他很后悔在十几年前，手头现金充裕的时候，没去买房、买铺，没有给家庭留下更多的保障”。对爸爸而言，工厂面对的困境，固然让他难熬，而房价非理性飙升对他财富的吞噬，更是从根本上，彻底瓦解了他坚守多年的实业梦想。冰冰面对爸爸精神的变化，也不得不承认，“不知道怎么回事，深圳这几年变了，变味了”。


    冰冰始终记得父母对自己说得最多的话，“我们没法给你提供多少人脉，你得靠自己”。这种价值认同，显然渗透了两人南下打拼的人生体验。相比内地，深圳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拼搏的价值和生命的活力。尽管对父母一辈来说，深圳并不具备故乡的意味，但对六岁就随家人定居深圳的冰冰而言，和晓霖一样，她对深圳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归宿感。在冰冰眼中，出生地成都，就像一个养老的地方，年轻人长期待在成都，容易丧失斗志。她早已习惯深圳的快节奏，习惯了深圳的创业氛围和包容性，习惯了满眼看过去都是年轻人的身影，习惯了年轻人扎堆滋生的敢想敢干的勇气。“深圳就是这样，只要有点子，就会有人欣赏。”


    但妈妈却不希望冰冰去做企业，在女儿的人生规划中，父母期待着一条最稳妥的路：支持女儿去香港念硕士，然后留在香港读博士，或者回内地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希望女儿可以找一个大学教书。在妈妈眼中，要在深圳创业已经越来越难。“现在对产品要求越来越高，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各项技术太发达了，什么东西都被人做尽，要弄个新的很难。”事实上，相比父母刚刚到深圳创办工厂的日子，爸爸的工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确实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教师这个职业，在妈妈看来，“教育会永远存在，总要有人教书，对女孩而言，做个教师，稳稳当当，对家庭也好”。更重要的是，父母看重深圳的教育前景，明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重视教育的趋势。在他们熟悉的龙岗区，越来越多的内地高校，准备在龙岗建分校，他们希望女儿能够提早做好应对，以便抓住深圳教育发展的新一波红利。尽管当下教育机构火爆，冰冰很容易实现当教师的梦想，但父母坚决反对她大学毕业后选择教育机构，而是希望女儿能够按部就班地念完学位，为以后的发展做铺垫。事实上，冰冰也一直按父母的设想在行动，从进大学开始，就着手准备考雅思、找中介，为出境求学做准备。


    和晓霖因为父母太忙，几乎没有时间、精力去管孩子相比，冰冰作为独生女，父母尽管工作也忙，但妈妈还是会在工作之余，将女儿的学习、生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冰冰记得爸爸没这么操劳、公司相对好做一点时，一家人会利用假期，去广东周边的地方游玩。父母和她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没有任何来自家长的威压。面对长大的女儿，父母有时会谈起对未来女婿的要求：妈妈希望女儿找一个体贴人、心疼人的男人，有没有钱不是最重要的标准；爸爸的要求更简单，只要对方没有太大的毛病，诸如赌博、吸毒之类的恶习，两人能和谐相处就行。而在冰冰看来，父母抽象的标准都过于理想化，还停留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根本就不知当下年轻人所面临的具体境况。“我当然知道两人价值观相同很重要，但我理解同龄人找对象对经济的要求，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生活太难了。”


    冰冰去香港念书，是自己去办的贷款，她能感受父母砸锅卖铁也要送她念书的决心，但对于家里真实的经济状况，她无从了解。就像父母告诉她的，“你得靠自己”，这句话铭刻在她内心，早已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父母一辈来深圳的打拼，姑姑、姑父香港、深圳两地的奔波，早已成为冰冰眼中，“深漂一代”的生活常态。


    对于理想中的生活，冰冰有具体的期待：除了工作，她认为一定要有自己的闲暇；阅读、健身、旅游、弹钢琴、接触新生事物，过一种真正丰富多彩的生活，都是她的小目标；除此以外，“多陪伴父母”，也是她未来最大的心愿。她知道妈妈来到深圳后，一直因为工作太忙，未能尽孝而愧疚，她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遗憾。


    和晓霖一样，冰冰希望学业结束后，能够回到深圳工作。


    对别人是他乡，对冰冰而言，深圳就是故乡。


    张亚康


    张亚康是1516045班学生，我是他大学的班主任。和晓霖、冰冰不同的是，他1997年在深圳出生后，父母始终将他带在身边，尽管户口依然落在化州，但他对故乡没有任何记忆，所有的印象只停留在过年回家时，父母带他们兄弟俩一路奔波。每年春节，在深圳打工的叔叔、伯伯、姑姑都会回去，人很多，热闹异常。


    爸爸1970年出生，四姊妹，三兄弟，一个妹妹。因为家境困难，爸爸参加完中考后，就外出打工，到达工厂后，竟然收到了高中的入学通知书；权衡了很久，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最后爸爸放弃了上高中，就在工厂待了下来。妈妈比爸爸小一岁，来自邻镇，通过相亲认识后，跟随爸爸一起外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在南方，很多经营小生意的，大都来自同一地方，他们互相抱团，信息共享，加上血缘关系的亲近，极容易将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大。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很多来自湖南攸县，广州的打印店，多是湖南邵阳人，在亚康化州老家的村庄，则有很多菜市场的摊贩。亚康的姑姑、姑丈干这行，叔叔也干这一行，很自然，跟随家中的亲人，亚康父母来到深圳龙岗后，也选择了这一行。


    亚康六岁那年，爸爸经过菜市场多年的摸索，决定放弃贩卖蔬菜，准备从事屠宰行业卖猪肉。亚康印象深刻的是，爸爸决定转型后，经常将他带去一个地方练车。拿到驾照，成为爸爸的第一个职业准备，毕竟拉货、送货，此后会成为他屠宰工作的一个重点。摊位很快确定下来，猪肉贩卖，只要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倒是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和技术准备。一旦进入正常运转，比之贩卖蔬菜，因为流程更为复杂，父母工作的劳累，完全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和晓霖家一样，父母忙不过来，远在故乡的老人，只能离开村庄，来到深圳帮忙。亚康远在化州的奶奶，立即被请到深圳帮忙照看孙子，妈妈也放下了一切事情，开始和爸爸共同经营猪肉档口。从2003年开始，一家人以屠宰、贩卖猪肉为生，此后再也没有变更过行当，从此在深圳定居下来。


    父亲在贩卖猪肉的同时，还要屠宰生猪。在市场不甚规范时，他只能从事私宰，直到市场逐渐规范，才变成工厂的统一行动，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屠宰场所。但工厂机械化能承担的任务，也无非是猪肉分边，真正宰杀生猪的程序，还得人工完成。在亚康心目中，父母的工作，就是典型的夜班，不但在作息时间上，和正常人完全错开，而且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生活中没有任何休闲和享受。父母一天的劳作，基本流程如下：


    晚上十点起床，吃完饭就开工。爸爸先去屠宰工厂，将订好的生猪屠宰好，然后将猪肉运回来，送去档口。妈妈则负责去档口打理各类装备，同时将爸爸从工厂运回的猪肉分边、拆分。由于贩卖猪肉分类极为精确，不但要分清猪肉、下水及内脏，同时还要将所有骨头剔除出来，肥瘦也要分开。光猪骨就分为排骨、大骨、脊骨、颈骨头；瘦肉更麻烦，在南方，由于注重炖汤，瘦肉的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丝毫不得混乱，除了常见的肉眼、梅柳，还有猪手附近的猪展和脊柱旁边的里脊。这些琐碎的拆分，工作量极大，需要三四个工人帮忙，拆分最后完成，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拆分好后，父母会去吃点夜宵，然后从早上五点多开始，兵分两路。妈妈回到档口，开始贩卖猪肉。除了零售，父母的客源，很大一部分来自饭店，饭店的人起床早，天还没亮，就会到档口拿货。大约从六点多开始，菜市场人流逐渐增多，妈妈会一直忙着给散客卖货，要到上午十点多，才能将猪肉卖完，收拾好档口回家。爸爸在猪肉拆分后，会稍稍休息一下，然后赶在天亮前，将工厂宰好的生猪，继续送往各个约定的档口。送货完毕，从上午七八点开始，爸爸要赶回统一的屠宰工厂，挑好第二天要宰的生猪。若工厂货源不够，拿不到供货，则会立即奔往深圳周边东莞、汕尾的生猪养殖基地，以保证第二天的货源。生猪价格波动大，对市场反应极为灵敏，爸爸为了价格合适的货源，要跑好几个地方，往往要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家。


    妈妈十点多从菜市场档口回家后，并不意味着能休息，而是要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开始准备两个孩子的午饭，等到安顿好中午放学回来的孩子，自己洗漱完毕，已到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候，妈妈必须抓紧睡觉，到晚饭时间，则要立即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晚餐，往往等到收拾完毕，安顿好家人，已到晚上七八点。妈妈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这个空当，继续睡觉休息，等到晚上十点，她一天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天天如此，从无周末。爸爸因为下午三四点才能回来，休息时间比妈妈更少。“父母非常累，从无喘息的机会，他们从年头忙到年尾，只有过年时才能休息一下。”亚康记得，爸爸过年时，经常昏睡一天，仿佛一年的劳累，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得到排解。


    父母经营的档口，生意时好时坏。一般情况下，一天可以屠宰并贩卖十头生猪，最好的情况，如果和厂家合作顺利，一天可以达到三十多头。在亚康看来，父母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工人越来越难请，珠三角这几年的用工荒，竟然直接波及自己的家庭，这一点，和姚冰冰爸爸的工厂如出一辙。因为是家庭式档口，仅仅凭借父母的体力，根本忙不过来，但现在工人难找，哪怕工钱开到八千到一万，还是难以招到稳定的工人。弟弟从中专毕业后，没有去找别的工作，一直跟随父母经营档口，亚康每到假期，也会去档口帮忙。


    对亚康一家而言，真正改变家庭走向的事情，是父母2007年左右，在龙岗平湖买了一栋六层高的楼房。那一年，他读小学四年级，父母考虑到养育的两个儿子，将多年打工累计的积蓄，一次性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居之所。房子买来之后，随着平湖流动人口的增多，很快全部出租：一二楼租给一家饭店做生意，四楼租给姑姑和叔叔住，五楼租给一起做生意的熟人，六楼租给打工的人，自己一家几口住三楼。在随后深圳的房价飙升中，全家人恍如梦中，尽管房子升值巨大，每月的出租收入可观，但父母依然恪守一种最朴实的生活方式，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档口卖猪肉的营生，从未有过任何改变。亚康直到上了大学，才意识到父母十年前的举动，早已暗中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其他舍友“坚决不留大城市”的共识中，回到深圳是他内心最坚定的声音。他当然知道，这种底气，来自父母十年前的一个决定。时代戏剧性的一幕，落在了这个家庭身上，悄然改变了一对普普通通打工者的人生，也改变了亚康的命运。亚康目睹大学周边龙洞房价的飙升，想到远在深圳龙岗的家，他内心响起一种真实的声音，“特别庆幸爸爸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突然认识到，啊，我爸好厉害”。


    父母的付出，毫无疑问给家人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对于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父母的期待，恰恰和自己的生活相反，他们希望儿子不要过起早贪黑的生活，以奶奶的话说，希望孙子能“当个白领，在办公室吹吹空调，有口饭吃就行了”。亚康坦言自己的性格、价值观受父母影响大，但对于未来的生活，他也不希望像爸爸妈妈那么劳累，不喜欢上夜班，他看重正常的人际交往，希望有正常的作息时间。假日里，在档口帮父母做生意，亚康坦言，直到今天，他都无法适应父母的工作环境，也不喜欢做生意。他希望自己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去当教师，哪怕小学、中学都可以。


    宿舍的八个男孩，有四个来自1516045班。面对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就业形势，八人中间，有四人选择考研，两人选择考公务员，两人想找银行。“秋招结束后，很少有人成功上岸，大部分待在宿舍很咸鱼，小伙伴要么等待考研的结果，要么等待考公的结果，要么等待明年的春招。”秋招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内心压力极大，但外表都很佛系。亚康注意到，身边的同龄人，会很积极地去投简历、去参加招聘，但不会很认真地准备，有些人就算很早将行测的书买回来，也很少刷题，他们内心觉得一切都是枉然。亚康并不认为他们的佛系和缺乏上进心有直接的关系，“除了看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主要还得看际遇”。面对并不明朗的前途，亚康也有真实的焦虑，尽管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极低，只要求他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他面对“分分钟失业的感觉”，还是有一种无法掌握的空茫。当教师的梦想，尽管相对清晰，但他知道，这种选择，也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尽管父母曾经很实在地交代过两兄弟，他们在深圳辛苦打拼的家业，“以后都是你们的”，但亚康知道，在竞争激烈的特区，以后的生活，还得靠自己。


    待在深圳时，亚康并不觉得深圳有多好，但离开深圳来到广州读书后，他能明显感知到深圳的好处。大一时在肇庆，肇庆缓慢的生活节奏，让他无比窒息；大二来到广州，广州的公共服务，和深圳有明显差异。无论如何，毕业回到深圳，是他内心最坚定的声音。他希望自己能够考上研究生，能够住在深圳的家中，将户口上的化州，换成让他更为亲切的城市，深圳。


    深圳作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尽管发展起来仅仅三十多年，但三十年的光景，足够闯荡的一代，孕育下一代新人。张晓霖、姚冰冰、张亚康，毫无疑问是名副其实的“深漂二代”，他们的父母，尽管普通，却是中国近二十年社会转型中，最早南下的一批人。在将三个学生的家庭，进行了简单梳理后，我竟然获得了某种整体性的把握，并印证了此前的诸多直觉。


    从年龄层次而言，除了冰冰的父母生于六十年代末期，晓霖和亚康的父母，都出生于七十年代初期，是我的同龄人。借助老师的身份，我通过学生透视他们父辈的人生和命运，实际上是透视我的同龄人，在时代的大潮中，与深圳的遭遇史。


    有意思的是，三个家庭和深圳的结缘，不约而同都来自先行一步亲人的带领。由此可以看出，无论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步伐迈得如何矫健，其背后终究会渗透来自农业文明的人伦互助。晓霖曾经提到，自己家很早在深圳买房后，家里一直住了很多人，他们与叔叔、姑姑一家，长期共处一室，以致三姐妹上大学后，始终都是三人同睡一张床，各自并未拥有独立的空间。亚康家同样如此，在父母没有购买住房以前，整个家族同时租住一栋住房，在父母买了独立的住宅后，整个家族更是住在一起。这种大家庭之间的守望和互助，毫无疑问是身处异乡的打工者，非常重要的情感支撑和慰藉。更重要的是，每个家族互助背后，往往意味着内部成员会共享一门独特的营生技能。晓霖父母最早经营的理发店，来自村庄理发的传统；亚康父母经营的屠宰业，也来自家族的传统营生。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三个家庭来自何方、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在深圳立足的根本，都来自实实在在的劳动付出。无论晓霖父母从理发店、饭店到照相馆的数次转型，还是冰冰爸爸对电子、电器工厂的执着，还是亚康父母始终坚持的猪肉档口，都呈现了对劳动最原初、质朴的信念，而对劳动的回报，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一代人最为强烈的诱惑。他们在忙碌的青春中，尽情透支了精力，流下了汗水，但他们都通过踏实的付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共同铸就了深圳的经济奇迹。我在三个学生的讲述中，强烈感受到一代人的尊严和智慧，每个家庭背后，既是一部心酸的打工史，更是一部让人欣慰的奋斗史。更让人敬重的是，无论外在的处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保有最初的本色，依然坚守最朴实的劳动理念，并将奋斗、独立的理念，通过个人的行动，传递给下一代。他们是真正给社会做贡献的人，是幸运的一代人，是敢于自我挑战的一代人，也是能吃苦的一代人，从这些普通人身上，能明显感到特区的奇迹，和无数普通劳动者敢闯、敢干的勇气密不可分，他们身上，篆刻了真正的南方精神密码。


    我还留意到，三个家庭，都极为重视教育，他们在奋斗的同时，都将孩子的命运，寄托在教育上面。晓霖妈妈尽管忙，没有多少时间管孩子的学习，但关键时刻，会果断给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冰冰的父母，更是始终持有“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深造的决心；亚康作为家中唯一的大学生，更是承载了长辈最朴实的心愿。我不知道这种执着的理念，是来自他们打拼过程中，对知识价值的确认，还是来源于自身经历渗透的某种直觉，也许，他们已深刻意识到深圳环境的改变，意识到自身创业的奇迹已不可能在孩子一代复制，意识到在新一轮洗牌中，唯有教育，才能让孩子拥有放心的明天。三个家庭，没有一个希望孩子从事自己的职业、重复自己的道路，“深漂一代”所经历的忙碌、劳累、无奈、艰难、困苦，在对孩子的本能期待中，显露无遗。


    但三个家庭的命运走向，显然也暗示了社会的诸多隐忧。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房地产对家庭财富的决定作用。如果说，“深漂一代”做实业的热情、激情，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深圳的活力和创造，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充分确认，和对劳动的尊重；那么，近十年来，房价的飙升，经济的脱实向虚，则导致了实业和房地产金融化后的失衡。其中，冰冰父亲对实业的执念，以及因为不愿炒房所带来的悔意，就是地产经济对实体经济伤害的一个典型。而晓霖一家，所买商铺被强拆的遭遇，则折射了普通个体在时代裂变中，无法掌握命运的茫然和无奈。三个家庭中，唯有亚康的父母，享受到了房地产飙升的好处，因为养育两个男孩的压力，他们在恰当的时机，凭借内心最传统的置业举动，不但让一家人真正立足深圳，也彻底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但在亚康看来，这种纸面的财富，除了让家人成功逃避了房价飙涨的压力，并无兑现的可能；真正让父母内心妥帖的事情，依然是每天起早贪黑奔波于屠宰场和档口，不敢对生活的经营放松半点。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亚康同样感受到真实的迷茫。


    三个家庭与房产的遭遇史，呈现了近十年来，普通人戏剧化的命运。对深圳而言，失控的房价，给它自身的发展，留下了巨大隐患，并从根本上瓦解一个实业见强城市的后劲和活力。在和1516045班学生交往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房价的失控和飙升，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和毕业去向。如果说，经济下滑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还只是让他们感受到了找工作的难度，他们还可以凭借青春的热血，将希望寄托在个人能力的提升上；那么，浪漫主义般飙升的房价，则彻底瓦解了他们在大城市奋斗的念头，除了“丧”，除了选择逃离，他们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现实理由。三个“深漂二代”的故事，让我从侧面领受了一个群体的秘密。


    还有一点让我担忧的是，相比“深漂一代”的执念、粗粝和勇气，“深漂二代”显然更迷恋一份精致和稳定的职业，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做生意，没有一个愿意从事实业生产。冰冰坦言，就算爸爸将一个工厂给她，她也接不了手，亚康更是难以接受父母的职业环境，不愿过黑白颠倒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深漂一代”对深圳情感上的疏离，“深漂二代”对这个年轻的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心理，大学毕业，他们不约而同选择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对于深圳，他们甚至开始建构故地的概念，这是相比父辈，年轻一代更为深刻的变化和精神印记。更让我感慨的是，不管父母创造了多少财富，没有一个孩子觉得获得父母的财产，是来自血缘的一种理所当然，他们骨子里更看重自己独立的打拼，没有半点依靠父母的念头。


    我对南方精神念兹在兹的隐秘直觉，在这种独立而坚定的精神表达中，获得了梳理和廓清，这是我内心的妥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