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飘过课堂

3个月前 作者: 黄灯
    过完寒暑假,便进入新学期。在关于1516045班的叙述中,给他们上专业课,是我作为班主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


    算起来,从2005年博士毕业进入龙洞,到接手1516045班,中间横亘了十年的时空。在习惯了教师的生命节奏后,我强烈意识到,对教书这个职业而言,计量时间的单位是年、学期、周,一年年,一期期,一周周,在极其规律化、程式化的日程中,我的生活被开会、填表、写总结材料、评职称、发论文、报项目、做课题等日常词汇所塞满。剔除这些让人沮丧的事件,我发现真正支撑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依托,恰恰是课堂,是和学生的相处,是无数的公共课和少有的专业课机会。如果说,公共课让我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像是在自己流动的教室,架设一个广角镜头,那么,专业课则让我能够和特定的群体,做更深入的交流,能够在更为细致的专业教学中,感受到他们的想法、气息,得以聚焦更为具体的生命。


    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横跨整个年度,根据教学安排,我承担了包括1516045班在内的两个中文班的专业课。2016—2017年度的第二学期(2017年3月到7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2017—2018年度的第一学期(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II》。显然,从内容而言,这两门课程有诸多重合之处,而如何在教务体系的规定动作中,通过自己的课堂实践,让学生附着于专业学习的同时,尽可能理顺时代的转型如何在他们这一代推进,如何感知他们和时代建立关系的方式,是我教学任务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班主任角色,赋予我的一个隐秘视角。对一个群体的理解,当我无法直接从日常生活获得清晰的感知时,对课堂的观察,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特有方式。


    横亘十年时光,与学生群体变化相对应的,是教学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说,2005年刚刚入职时,我感受最深的,是多媒体泛滥对传统课堂的冲击,那么,到面对1516045班的课堂,我更深的感受,则是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人手一部手机的状况对课堂的瓦解。在知识极易获得的时代,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师职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知识的传达,不再成为教师理所当然的优势,泛滥信息对学生注意力的争夺,成为教师面临的最大现实。


    学校对此的应对,是利用行政力量加强管理,为了激励学生利用早上的时间自修,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他们必须早起,为了提高到课率,刷脸的软件,已在某些班级推行。专业规划、教材、大纲、教学进度、考点、难点、重点、知识点,这些上交教务部门的必备材料,以打印纸的苍白脸孔,横陈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除了表明某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达成,除了直接沦为应付教学检查的物证,如果没有彻底内化到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生命中,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学生而言,事实上,和他们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关联。单纯的知识灌输,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半点兴趣,他们不会反抗,但他们会立即耷拉下脑袋,低头去看手机,连一个不屑的表情都吝于做出。脱离了高中的学习氛围,大学的老师,不再像高中班主任那样去管纪律,对这些孩子而言,这是一次集体的踏空适应。


    在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各类文学史既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发展最为成熟、被规范得最为彻底的部分。文学史的教学,是累死累活的妇产科,内容繁琐,知识点多。更现实的处境是,因为二本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的边缘化,相对文学史的内容要求,课时往往会被大量削减,每次拿到教材,感觉就是将一个成人拼命地塞进一套童装。无论如何,带着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个人的文学史观,成为我2017年专业课教学的核心目标。既然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将文学史的知识点梳理一遍,而这种单纯知识点的灌输,又太容易引起他们的腻烦和疲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有限的课时内,尝试建构起一种真正和学生交流、触及人心的课堂?建构一种老师引导、学生参与、课内和课后相结合的立体课堂?通过教学实践,我能否做一名在场的反思者?


    2017年下半年,和学生商量后,我决心拿出一半的课时(二十七学时,九周,每周三学时),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更好理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学生讨论的专题如下:


    一、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涉及的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何士光的《乡场上》、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由蔡妍欢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二、现代派专题:涉及的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由杨小诗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三、莫言专题:涉及的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蛙》。由严闽轩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四、新写实专题:涉及的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由邹易伶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五、韩少功专题:涉及的作品有《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由程雪芳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六、现实主义冲击波专题:涉及的作品有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由黄璐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七、非虚构专题:涉及的作品有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阎海军的《崖边报告》、王磊光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由陈敏霞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八、广东作家专题:涉及的作品有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收脚印的人》,郑小琼的《女工记》《黄麻岭》《铁》,塞壬的《下落不明的人》。由张亚康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很明显,这八个专题,无法勾勒出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史,某些专题的设置,诸如韩少功研究,甚至充满了我个人的偏好,“非虚构专题”和“广东作家专题”更是越出了现有文学史的边界。但因为我台下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广东,让他们阅读近几年与乡村书写有关的非虚构作品,或许能更快地唤醒他们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审视自己的村庄,建立起对文学史贴皮贴肉的真实感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转型期的一代,面对文学史相对封闭的边界,了解广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文学表达,将有助于他们了解自身,也有助于他们在他者的表达中,了解自己的出生地。


    文学小组很快活动起来,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师生被迫主动向课外延伸,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转变,让我暗暗吃惊。我一直隐匿心头想通过课堂,逐步训练他们学术思维的想法,找到了落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的拓展,他们懂得了课后去组建学术小组,懂得了真正去探讨一些问题,懂得了在团队中配合着完成各自的任务。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我也知道,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老师如果不能意识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比眼花缭乱的技能传递更为核心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孩子,经过课堂表演性质的知识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对付完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学生如果没有系统的思维训练,所有的知识,必然无法参与他们的个体成长,也无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达到活学活用的目标。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专业课堂中,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找到一些缝隙,激发学生想问题的欲望,并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训练中,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在文学思潮、文学史所叙述的每一个转折处,我想知道,历史或现实,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和眼前这个群体产生关联?他们能否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


    以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所谓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学生最大的差别,并非来自智商,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换一种上课的方式,属于学生的文学史,竟然呈现出了别样的生机。


    更让我意外的是,每次上讨论课,学生轮着要上台发言时,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显示出对学习一种难得的敬畏和庄重。我留意到大部分女孩子都修过眉毛,妆容淡雅、精致、得体,衣服也逐渐脱离了学生时代的宽松风格,显示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和确信。和内地女生比较起来,广东女孩不喜欢穿高跟鞋,不喜欢穿皮鞋,更不喜欢穿丝袜,她们习惯了穿休闲风格的平跟鞋,哪怕是穿裙子,也是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我还留意到,在课堂的发言中,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诸如性和性取向,学生不会遮遮掩掩,而是大方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从父母那儿获得性知识,只能通过书籍、电视、小说、电影等途径,男孩子都看过A片”。他们真诚、坦率、自然,和我大学时代面对两性话题的拘谨、封闭,构成了鲜明对比。


    确实,敞开和面对,是他们理解青春和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这一代独有的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事实上,只要进入到学生的专业课堂,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除了“网络话语系统”和“共享话语系统”,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尽管在当下的高校氛围中,就业的指挥棒会很大程度上稀释掉学术氛围,但不能否认,对大学生而言,学习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课堂是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场域,而课堂的表达和互动,客观上构成了他们的“学术话语系统”。


    第一次讨论课,“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按照计划,将从第六周开始。在进入讨论前,我让学生联系自己和家族的经验,通过和家人的访谈,写下对1966至1976年的印象。如果说,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那么,对“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历史阶段的认识和清理,则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史生发的关键。而这一时段,因为历史的隔膜,无论从老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看,都难以找到最为贴切的方式。从我以往的教学经验看,学生进入这段历史,更多依赖文学作品得来的感性印象,《班主任》《活着》《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是他们提到最多的小说;此外,杨绛《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及季羡林《牛棚杂忆》也成为他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来源;电影《霸王别姬》更是他们对特殊历史阶段理解的教科书级别的影像资料。概而言之,学生对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知,更多来自二手资料。


    在新的课堂尝试中,我对他们的首要要求就是,尽可能还原语境,尽可能通过访谈、调研,进入自己的长辈、亲人、村庄、故乡去获得第一手材料。根据年龄推算,1516045班学生的爷爷、奶奶刚好出生在五十年代左右,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在没有办法重回过去的情况下,和爷爷、奶奶聊天,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感知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对学生而言,也不失一种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我想起念博士期间,跟随导师做课题,为了更好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整天待在图书馆看1966至1976年的《人民日报》,深刻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真实氛围,甚至研究此间的连环画,以此触摸历史的肌理。但这种纸上的功夫,还是比不上和父辈的聊天,比不上重新审视村庄留下的历史遗产:四通八达的水渠,以及直到今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水库。在公共和个体经验之间,历史对我尚且存在隔膜,更不用说一群比我年轻得多的学生。


    十几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面对年轻人时,我始终坚持,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我深知一群经过应试通道,来到我课堂的学生,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在他们最富生命力、修复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不知课堂上有限的唤醒、激活,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去蔽的效果。


    让我惊喜的是,一旦开启了个人经验和文学史的对接,学生眼中的烟尘历史,便和父辈的生命产生了关联,并延续到自身的经验片段中来。谢慧霞坦然提到,“历史对我来说,意味着是否能够看清问题,有没有能力看清问题”。陈乐民生于中山石岐,中山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他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老一辈人有亲戚、朋友在港澳地区或国外,“偶尔接济一下,并没有过得太惨”。刘思敏注意到一个事实,“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六零后),被称为是‘被耽误的一代’,我的父母也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但是,或者是例外,我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诸多抱怨。毕竟,父亲好歹从大专里毕业了,母亲没有能继续学习也更多的是与经济条件有关”。吴秀珊则有一份独特的理智,“对并非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期觉得难以评论”。


    浩天对于出生的古老村庄,也有深刻的印象。“尽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离我有些遥远,但我还是能触碰到当年留下的痕迹。每次家中祭祖的时候,都会到上一辈人居住的老宅中祭拜。另一个记忆,是我小时候常去打羽毛球的一个破旧的将军府,府前的门墙上刻着精美的壁画。但是画的下半部分被破坏了,宛若割下一块皮肉。只是上半部分,较高的,人够不到的部分,才残留着先前的模样。每次看到被破坏的壁画,每次都会觉得可惜。”


    浩天来自潮州潮安区龙湖镇银湖村的一个古老村庄,我曾经去过他从小长大的村庄。2018年1月20日,在浩天爸爸的陪伴下,我得以拥有机会,来到村里的老宅和一群当地的老人聊天。历史的曲折、缠绵,不动声色地湮没在一栋栋老旧而典雅的房间里。四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一间隐藏很深的堂屋中,散坐在同样拙朴的木凳上聊天。时光仿佛凝固,但墙壁上依稀可见的特殊年代的字迹,并未随着时光消除。作为主人的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他在四十多岁时,曾经被集体派去广西支农,教当地村民种植柑橘。潮州的柑橘非常有名,但今天,受制于无法大规模种植,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浩天,也未曾听说“潮柑”的辉煌历史。老人出生贫农,现在居住的老宅,曾住着村里的一个地主,二十出头的浩天,显然从未听老人如此表述他们见证的历史。确实,今天,这些曾经光鲜的雕梁画栋,已成为年轻人抛弃的对象,伴随对故居的疏离,真实的历史也隔膜在代际中,我不知这种和浩天重回老人身边的共同倾听,能否可作为课堂的一种延伸。


    在第一次小组讨论课上,我留意到莫源盛在讲述《芙蓉镇》时,找到了一张当时的四类分子登记表。在历史的烟尘中,穿越时光的课堂,终于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生命。这些零星鲜活的个体,以其具体的遭遇,勾起了师生对一个时代的感知,并在课堂中,因为重溯、回望,突然照亮了很多暗处的阴影。这些课堂外细枝末节的勾勒,也许能让他们意识到,任何一段教科书中的历史,其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正来自和日常生活的关联。


    如果说转型期,是理解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当我置身广东的高校,置身一群主要由广东孩子组成的课堂时,我不能否认,个体经验中,对广东的回望、呈现,是我作为时代转型期的见证者,对自身的一种重要清理。我不能否认,在我的青春年代,广东给我带来的南方想象,事实上构成了我理解九十年代的一种基本底色。


    回想起来,南方作为一个文化意象进入我的视野,始自1984年。那一年,开办工厂的满舅,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电视机,摆在小小的地坪里,在暑热散尽之后,成为乡亲们难得的娱乐方式。电视里播放的电视剧,多是港台的武打片,《霍元甲》《陈真》成为当时最热的IP,港台明星开始进入青少年的世界,初中生的抄歌本上,米雪、黄元申、梁小龙的画像贴得到处都是。伴随武侠片的大热,随之而来的是全村男女老少对粤语歌曲的传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所弥漫的热血情怀以及爱国激情,涤荡了一代青年的心灵。对内地人而言,港片、粤语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向内地亮出的炫目名片。


    1992年,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学。南方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不再作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存在。大学校园里,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再三强调我们要学好粤语,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买到粤语磁带。毕业的师兄师姐,已有人不接受单位的分配,直奔南方寻找新的机会,在过年回乡的聚会中,隐隐约约的成功故事,已在暗处流传。我初中、高中升学无望的同龄人,他们的首要选择,依然是“去广东”。现在回望,恰恰是因为升学失败,在遍地机会的时候毅然南下,才让他们实现了人生的弯道超车。1993年,我初中的闺蜜,邀请我去城陵矶看她新开张的小店,她向我讲起消失那几年去南方的见闻。“从广州到深圳,已没有农村,到处都是工厂,到处都是楼房,广东太发达了,太发达了!”几年以后,她离开父母极为满意、有固定职业的丈夫,抛弃了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再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东,奔赴南方,并最终定居于此。更多与我大学时代相关的细节,同样充斥了南方元素:女生宿舍贴的海报是青春洋溢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伴随《公关小姐》《外来妹》的热播,从广州走出的杨钰莹、毛宁、甘萍的歌曲,响彻宿舍的每一个角落。这种零散的青春记忆如此鲜活,以致在广州定居多年以后,对这座城市,我始终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情愫。


    但我没有想到,在多年以后偶遇的课堂中,因为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出生广东的九零后学生,无意中向我展示了南方的另一重图景。一个女孩在课堂上大声说,她对九十年代的唯一的记忆,只与计划生育有关,她自己就是“计划生育逃出来的”。源盛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说他们村子,直到1996年才开始感受到计划生育的风声。我去过源盛的村庄,一个离广州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在粤西云浮郁南的一座大山里,他的堂哥刚刚三十出头,因为生计,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妻子背后,站着一排高高矮矮、花花绿绿的孩子。另一个学生则提到,他对九十年代隐隐约约的记忆,来自1998年的洪水。那场洪水几乎是我对集体主义信念尚存年代残存的最后记忆,我不能忘记当年岳阳街头洪水退后,禁鞭的城市满街烟尘,仅仅为了送别坚守在一线的子弟兵,无数的市民难以表达感激和敬意,只能买最好的烟丢向缓缓离去的军车,这一幕在我眼中唯有感动和庆幸,但在同样遭受洪水的孩子眼中,在同一课堂,留存记忆的,唯有童年的无助和惊慌。


    课堂绕了一个大圈后,早亮终于进入正题,提到了谈歌的《大厂》,提到了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巨大群体——下岗工人,而恰恰是这四个字,接通了我对九十年代另一维度的审视,我猛然想起,时代的裂变,正是从这一不动声色的瓦解开始的。多年以后回望,我再无当初读《大厂》的感动,而是遗憾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过多停留在经济维度对一个群体进行审视上。


    ——我不能否认,在整个学生时代,广东的文化幻象,曾带给我诸多生机勃勃的想象,但对我而言,成为下岗工人,是个体关于这个时代最为深刻和真实的图景,也正是这一身份,让我接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背后,其所隐藏的悲欢离合,显然也是九十年代的真实布景。今天,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进入到大学课堂,以讨论文学的名义,终于得以拉开二十年的距离,重新审视父辈的生存。在我的学生中,辛追的妈妈是下岗工人;2008年离世的洁韵,爸爸是下岗工人;062111班的胜轩,不但父母是下岗工人,姑姑、姨、叔叔都属于这个群体。九十年代对他们而言,虽只是童年的朦胧印象,但他们也是在场者,是见证人,进入大学,他们终于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终于意识到身边的人,其实也在建构文学史。


    我想起2018年1月,和浩天走在他的村庄上,他不断询问我大学时代的事情,“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多么久远啊!”我留意到在指向同一时段时,他喜欢用“上世纪”这种表述。这种不经意的用语提醒我,在我和他们之间,在我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丈量时间的尺度,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和这个群体相遇,我得以获得另外的视角理解时代更为丰富、本真的双重面向。对我而言,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伴随了整个成长历程,仿佛在转身之际便已完成,但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则犹如街角的拐弯处,待到回望时,呈现在眼前的,已是市场化落地后疯长的另一片丛林。


    我想起李萌在讨论课上的话:“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我们很骄傲,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但是,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每个个体的人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每个人只有一辈子,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我们的爱恨情仇,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不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会让人椎心至痛。我们站在远方、站在高处,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但当我们置身人群深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最后一次讨论课,关于广东作家。钟培栋在解读王十月《收脚印的人》时,提到了命运。他打扮时尚,语速极快,眼神里流露他们这一代独有的二次元气质,他一上台就抛出问题:我想问大家,你们相信命运吗?


    透过课堂,我仿佛看到一个群体,在向自己的未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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