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亲情埋单

    蒲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李必恒给她搞的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这样，蒲小元也有的赚。


    同样，这次王天容还要感谢蒲小元，又让蒲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蒲小元给自己买。


    蒲小元表现得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王天容送东西。蒲小元觉得，既然王天容是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得王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蒲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其实，送礼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蒲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王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外人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王天容身上实践这门学问的诀窍。


    根据这个“诀窍”，蒲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王天容送礼，反而还给王天容添“麻烦”。


    这次签完报销单临走的时候，蒲小元对王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那么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作为母亲为儿子买东西的权力。


    到了北京，见到郑小彤，蒲小元才发现天王容的儿子生活得比她想像的还要糟糕。首先郑小彤并没有考上正规的本科大学，只是在社科院内部办的一个电视大学的教学点上了三年的电视大学；其次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统下属一个相当于照顾家属子弟性质的家用电器维修部搞电器维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顺心。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贵，不顺心，也还有一种皇城根脚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气和大气。接收了母亲千里迢迢从临港市带来的一大堆慰问品，又扫了一眼母亲写给他的信，郑小彤坚持要请蒲小元出去吃饭。


    “可以，”蒲小元说，“你请客，我埋单。”


    “凭什么？”


    “凭我比你大，”蒲小元说，“凭我比你有钱，凭我是老板。”


    比他大自然不用说了，比他有钱也能看出来，但是说到“老板”，郑小彤就不明白了。难道是临港市那边的新说法，说“姐姐”是“老板”？


    “你不是我妈同事嘛，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那是以前，”蒲小元说，“以前我给你妈当秘书，你妈是老板。现在我下海了，自己开公司了，所以就变成老板了。”


    “下海？真的？”


    “当然真的。”蒲小元说，“这还能骗你？”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骗这个小弟弟，蒲小元还掏出一张名片。但是这个名片跟上次在大同给李必恒的那张名片不一样，上面印的是“临港市能达贸易有限公司”，头衔是董事长。


    “真是老板呢！”郑小彤笑了，“行，你请客。你请客我就要往大的点。”


    “可以，”蒲小元说，“把女朋友也叫上吧。”


    郑小彤难堪了一下，脸都红了，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蒲小元的心突然紧了一下，有点同情起小彤来。她没有想到社科院的子弟也有考不上大学的，她没有想到小彤的生活这么糟糕，连女朋友都没有，她甚至不理解像王天容这样风光无限的人，家庭生活却这样地不开心。说实话，郑小彤目前这个样子正是蒲小元原先所希望的，因为越是这样，她的计划就越好实施。但是，当她真的发现郑小彤的生活这么糟糕的时候，蒲小元似乎又忘记自己原先的计划了，又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她突然感到，自己下海是对的，要不然还在政府机关，将来做得再好，充其量就是达到王天容这个水平，那又怎么样？


    这次来找郑小彤，其实是蒲小元事先策划好的。蒲小元打算把郑小彤带到临港市去，作为“大礼”送给王天容，给王天容一个意外的惊喜，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和王天容的关系。她知道，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少亲情。具体地说就希望儿子小彤能在她身边。但是儿子大了不由娘，郑小彤不知道是对临港市有偏见，还是不想让母亲在身边管束自己，反正死活就是不愿意跟王天容来临港市，因此，儿子的事情一直是王天容最大的心病。如果蒲小元能够帮着王天容消除这块心病，那么她们的关系就真的不一般了。


    蒲小元策划郑小彤去临港市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让郑小彤跟她一起做生意，这样，她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郑小彤的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与郑小彤绑在一起，也就等于是间接地跟王天容绑在了一起，只有跟王天容的利益绑在一起，她的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做长久，才能做得不费劲。


    应该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蒲小元还是比较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想办法把自己跟王天容绑在一起，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牢靠。靠送礼，靠讲贴心话，当然也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比如目前这种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是脆弱的，是经不起风浪的，必须趁早跟王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什么叫“牢不可破”的关系？利益绑在一起就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凭蒲小元对王天容的了解，她要想直接跟王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蒲小元太了解王天容了，或者说她太了解像王天容这样的领导了。凡是当领导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为了事业，他们不惜大义灭亲，不要说一般的朋友了。对于领导来说，所谓的事业，就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是决不会为了朋友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的。所以，蒲小元必须在她和王天容之间添加一种强力黏合剂，这个强力黏合剂就是郑小彤。


    蒲小元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郑小彤跟她南下。她知道，在说服郑小彤去临港市的问题上，王天容那一套不行。王天容那一套基本思路是她为郑小彤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让郑小彤衣食无忧，天天能够看着他茁壮成长。总之，一切由王天容安排好了，儿子郑小彤就等着去享福吧。但是，郑小彤是那种等着靠父母的照顾去享福的人吗？说到底，这是代沟问题，是王天容这一代人不了解郑小彤这一代人真正的想法的问题。而她蒲小元不一样，她跟郑小彤之间没有代沟，至少没有很深的代沟。


    虽然还没有谈实质性问题，但是蒲小元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比如吃饭，如果是王天容回来，郑小彤可能不会跟她出来吃饭，就是跟她出来，也是勉强的，至少不会这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