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

    《孔雀东南飞》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故事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会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发生奇妙的交集呢？


    我对《孔雀东南飞》的兴趣，最早始于陆侃如先生。他在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考官问他孔雀为何东南飞，陆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楼。”以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有问有答，可谓精妙之极。


    《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不过当时只是沉浸在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之中，并未有其他想法。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厌倦了魔兽、看腻了松岛枫，重新从书架上抽出这首长诗，决定陶冶一下情操。


    这一次重读，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多加注意的细节：这首诗篇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故事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会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发生奇妙的交集呢？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考据的兴趣。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的序里提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可见这个故事发生在庐江，而且能称府的，只能是庐江郡的治所。后汉时期庐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间，才迁移到了皖城。《孔雀》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皖城。这个后面会有解释。


    按照诗里描述的情节，刘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先是县令来向刘家求亲，被拒绝之后，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说客，为自己第五个儿子求亲。刘兰芝的哥哥说嫁给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属的诸曹掾史中的一员，职位在功曹、督邮、都尉、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个上计吏，拿的是最低级的工资——佐史奉，一个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较贫寒，还得让老婆“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每天织布以补贴家用。


    这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刘兰芝做儿媳妇的太守，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是《孔雀》一诗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一座重要桥梁。虽然诗里没有明确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选来。


    简单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间按照先后顺序担任庐江太守的，有陆康、刘勋、李术（述）、孙河、孙绍、朱光、吕蒙——中间其实还有个雷绪，但他只是盘踞，并没正式获得任命，不算在内。


    建安年间的庐江太守演变历程大略如下：


    陆康是灵帝时人，约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为庐江太守，他在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被袁术派孙策杀死。袁术随即委派麾下大将刘勋继任庐江太守，迁治所于皖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勋被孙策杀死，孙策派了李术（述）担任庐江太守。建安五年，孙策死后，李术颇有反意，被十八岁的孙权一举击败，随即孙河被擢为庐江太守，但很快这个头衔又让给了孙绍（这个孙绍不是孙策的儿子，而是北海人，后来做了孙权的丞相）。但因为雷绪、梅乾、陈兰等人一直闹事，庐江一直无法安定。


    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单骑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绪等人投降，皖地遂平。随后曹操又派了朱光来做庐江太守，以巩固皖城一线。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攻下庐江，俘虏朱光，吕蒙拜为庐江太守。从此庐江一分为二。吕蒙转任汉昌太守后，吴属庐江太守在孙河、孙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归到了徐盛头上。而魏属庐江太守则是刘馥的儿子刘靖——不过那都是曹丕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娶刘兰芝给自己第五个儿子的太守，应该就是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陆康可以排除。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庐江太守的时间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间。


    通读《孔雀》一诗可知，故事发生的时候，庐江还是个太平地方，老百姓不为战乱所苦，日子过得尚算温饱，大家吵吵嚷嚷为琐事烦恼。太守尚有闲情逸致给自己第五个儿子娶媳妇，婚礼大操大办，十分隆重。


    这样一来，吕蒙、孙河、孙绍三位也被排除了。


    吕蒙被拜为庐江太守时，正驻屯浔阳，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庐陵山贼。庐陵山贼被平之后，吕蒙紧接着就去攻打长沙、零陵、桂阳，忙得晕头转向，庐江事务恐怕根本顾不上，更别说给自己儿子娶老婆了。


    孙河担任庐江太守的时候年方弱冠，别说生不出五个儿子，就是生得出，也没法办婚礼。而且孙河接任庐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寻常。当时孙权刚接替孙策，立足未稳，急于立威，所以对当时担任庐江太守的李术下了狠手。过程极其惨烈：“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三国志·吴主传》）先是困城，后是饥荒、屠城，然后又是大迁徙，庐江百姓救死不暇，谁也不会有心情办什么婚礼。


    而接任孙河的孙绍，年纪虽然够了，但他面临着南方雷绪等人的叛乱、北方扬州刺史刘馥的制压，焦头烂额，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跑了，也没余裕做这件事。


    朱光是庐江太守里在位最长的，他于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孙权俘虏，少说也有十年光景。他会不会就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间，为了防范东吴的军事压力，治下居民尽数东迁，整个庐江只留下一个近乎军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汉中数万户，让诸葛亮经营几十年都不能彻底恢复。从庐江等地一次迁走十几万户，这等规模，可见对当地经济伤害有多大。


    事实上，庐江当时已经变成了曹、孙两方势力此消彼长的边境地带，长年处于兵锋之下。朱光承担着繁重的战备工作，就算想给儿子办婚事，也断不会如诗中所说“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这般奢靡。


    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刘勋和李术。


    也就是说，《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间。


    刘勋在任时间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术在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们两个，谁才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看来我们还是要从诗中去找证据。


    焦仲卿回去与母亲诀别的时候，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庭兰就是白玉兰，一般于农历二月中至三月初开花，花期为整个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长江流域的白玉兰花期一般在农历一月。根据竺可桢的观点，汉末正处于中国历史第二个寒冷时期，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1到2摄氏度，所以位于江南的庐江，花期也会和现在黄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从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来看，所谓“大风寒”正是一岁之初倒春寒之际，大概就是二三月间。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孔雀》诗里说得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


    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


    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


    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


    四年为己卯年，三月壬辰


    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


    日子较难推算，因为在灵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术》的作者刘洪改进过的四分历。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后汉书·献帝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为甲子。


    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命理学说来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庐江太守正是李术。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李术的经历。


    根据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此人是汝南人，在孙策麾下颇受信重。建安四年，袁术去世，袁术手下的一部分将领企图投奔孙策，却被庐江太守刘勋截杀。孙策大怒，挥军攻拔庐江。刘勋无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孙策就地派麾下大将李术担任庐江太守，还拨了三千人马给他。


    曹操眼见孙策坐大，深恐在没消灭袁绍之前腹背受敌。恰好荀彧给他推荐了一个叫严象的人在南边对付袁术。袁术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严象为扬州刺史，去安抚孙策，还举孙权为茂才以示亲切。严象没想到的是，他一抵达庐江，就被李术杀掉了。


    李术杀严象，究竟是因为李术跋扈，还是孙策授意而为，已无可考据，总之堂堂一位刺史就这样被杀了。而曹操忙于应付袁绍，也无暇找他算账。没过两个月，意图袭击许都的孙策就离奇地被许贡门人刺杀。结果严象遇害一事，便被搁置了。


    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接下了孙策的事业，周瑜、张昭等人倾心辅佐，却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李术久有异心，看到孙策身死，便极其高调地接纳了从孙权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孙权问他要人，李术回了一封无比嚣张的信：“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孙权正愁初掌大权无处杀威，见李术这等态度，立刻写信给曹操，说：“严刺史是您亲自选拔的，没想到一来这里就被李术那厮给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就让我替曹叔叔您报仇吧！”


    于是孙权亲自率领孙氏亲族大举围城，李术走投无路，向曹操求援。曹操既没兴趣也没余力去救他，结果皖城被攻破，李术枭首，结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术从就任庐江太守到败亡，大约大半年，横跨建安四年和五年。时间虽短，却还算比较平静，没有战乱，没有屠城、没有迁徙，算是庐江百姓最后安宁的时光。


    从心理角度来说，李术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虽然在孙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这种东西是无法压制的。当他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时，心中必然大喜。带着这种昂扬情绪给儿子娶亲，借机大操大办，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太守的身份问题就算是初步解决了。如此看来，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不过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就算他们没有被拆散，继续相依为命，很快也会遭遇孙权的屠城；就算逃过屠城这一劫，也会随着其他十几万户被曹操强迫迁徙到北方。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夫妻两人，一个在魏属庐江，一个在吴属庐江，不能交通来往，更是悲惨。乱世下的小人物命运，真是叫人唏嘘。


    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么？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砾么？


    再一次重读《孔雀》，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孔雀》本身来说，无关宏旨。但当《孔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确定的时候，这个细节连缀起来的，是一个令我们后世之人为之一惊的历史可能性骤然浮出水面。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跟母亲诉说自己对刘兰芝的深情，他母亲这样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亲觉得邻居家有个叫秦罗敷的大姑娘，比刘兰芝好得多，劝儿子去娶那个新欢。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罗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乐府《陌上桑》里的女主角么？


    在《陌上桑》中，罗敷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坚贞女子，当轻佻的“使君”调戏她的时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辞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所以在两首乐府里都出现了这个名字，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吴书》），聘使不绝于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进去，以使节身份去联络焦仲卿。


    为什么郭嘉不找许贡门客，反而大费周章地去找庐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已经换成了孙策的大将李术。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从李术那里得到孙策的情报，然后指示刺客埋伏到预定地点，实施刺杀。他所掌握的情报优势，是许贡门客所不具备的。


    第二点，江东当时普遍对北方来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庐江与吴郡相邻，庐江太守陆康和吴郡太守许贡一向关系良好，两人又都是被孙策所杀。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拢许贡门客和其他刺客，容易产生共鸣，得其死力。


    第三点，从政治上来说，曹操不可以公开针对孙策搞暗杀，那只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疑忌继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杀行动必须低调、保密，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场私人仇杀。对孙策动手的是许贡门客，主持者是焦仲卿，两者动机都十分充分。万一暗杀行动不成反遭泄底，孙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这一层，联想不到隐藏在幕后的许都黑手。许贡门人、焦仲卿就是郭嘉布置下的两层保护性帷幕。


    有了这层关系，对于焦仲卿“守节”的忙碌，就不难理解了。


    《孔雀》诗中提到，刘兰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术儿子的求婚，三十日举办婚礼。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赶了回去，“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儿子结婚，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直到结婚当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忙到连老婆都不顾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术儿子的婚礼，转月孙策就遭到了暗杀，前后相隔才数日。可见当刘兰芝答应求婚的时候，正是暗杀行动的最后关头。可以想象，焦仲卿给许贡门人布置完了最后的计划，让他们赶往丹徒，然后自己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回庐江。


    郭嘉远在许都，完美地遥控了这一起暗杀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胁。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杀计划，对故主陆康已尽忠，生无可恋，于是和刘兰芝一起自杀。


    这听起来很合理，却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关键的矛盾，还在于孙策的计划。


    史书说孙策筹划袭击许都迎接皇帝，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是不那么牢靠的。孙盛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


    简单来说，如果孙策在丹徒发动突击，要一路打到许都，周围要顾忌的势力太多了。到了许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城。整个计划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变数太多——除非孙策在许都已经有了内应，可以在他到达许都的时候控制住汉献帝，开城配合。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些内应，显然就是接了衣带诏的董承、王服、吴硕和种辑他们。有了他们的配合，孙策便可以针对许都实施一次手术刀般精确的斩首行动，迎回汉帝。


    史书上把这两件事分开记录，我们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计划破绽百出。可如果“孙策袭许”和“董承诛曹”本来就是一个计划的两个层面，一内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这个计划破坏力极其巨大，同时也需要极精密的筹划。许都和江东要配合密切，两者行动时间必须同时。如果孙策晚来，董承很可能会招致曹操势力的疯狂报复，无法送出汉帝；如果董承发动诛曹时机过晚，孙策便只能顿兵许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东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样，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董承和孙策也需要一位中间的联络人。可是董承等人在江东毫无根基，孙策在北方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两者都能够接受的联系人，只有长水校尉种辑的夫人——秦罗敷。


    于是焦点又落回到庐江。


    仔细想想，意图刺杀孙策的焦仲卿，和意图联络孙策北上勤王的秦罗敷，这两个人居然还是邻居，真是多么巧妙的巧合。


    可是，在阴谋论的世界里，没有巧合。究竟焦仲卿和秦罗敷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呢？解开关键的钥匙，在于《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里的矛盾。


    《陌上桑》里，罗敷明确指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而《孔雀》里，焦母却还在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长里短。她想为儿子求亲，说明至少秦罗敷的公开身份是单身。而秦罗敷已经婚配的消息，事实上只对一个人说过，那个人就是《陌上桑》里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词在汉末是对政府官员的尊称。秦罗敷在皖城采桑，那么整个皖城最有资格被称为使君的，只有现任太守李术。


    但《陌上桑》里，对李术与秦罗敷初次的接触，是这样描述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可见李术并非是亲自去与秦罗敷调情，而是遣了一个小吏去探询。


    调情这种事，一向都以隐秘为要。李术不亲力亲为，反而要派个外人前往探询，这怎么听都不合理。


    除非他们不是在调情，而是在交换什么秘密信息。所以李术才会“五马立踟蹰”，不让过多随从参与，只派遣了一个信得过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记了秦罗敷的身份，她肩负着为许都联络孙策的使命。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许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术是孙策的大将，搭上李术，就等于建立起与孙策的稳妥渠道。


    而这个“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反复强调的“府吏”焦仲卿。他作为太守府的办事员，代表李术前往接洽，再正常不过。而且焦仲卿与秦罗敷是邻居，很可能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才安排李术与秦罗敷做一次戏剧性的会面。


    于是，《陌上桑》里秦罗敷对“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夸耀，就意味深长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使君”向秦罗敷说出接头暗号“宁可共载不”之后，秦罗敷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这是暗示许都那边即将有事发生，有人派我联系你，这个人是长水校尉。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这四句是暗示除了长水校尉以外，还有许多朝廷高层参与。“鹿卢剑”代表决断、“可直千万余”代表着珍贵，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四句通过描述升迁履历，来强调每一个衣带诏阴谋的参与者都是一步步升迁而来的汉室忠臣，他们无不感念汉室拔擢之恩。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这两句是描述种辑的外貌，因为许都必然会派人来与庐江联络，便于互相辨认。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四句是详细交代董承诛杀曹操的计划。计划将在曹操日常办公的司空府内发动，趁曹操“冉冉府中趋”，跟随的卫士比较少的时候骤然发难。然后，秦罗敷还为焦仲卿壮胆，说参与政变者多达数千人。


    通过《陌上桑》的交谈，秦罗敷通过焦仲卿，与李术初步接上了头。从孙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根线确实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种辑-秦罗敷-焦仲卿-李术-孙策这么一条复杂的情报链条。


    秦罗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对孙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为庐江故吏，对孙策的仇恨是相当深重的。而秦罗敷则是为了确保孙策成功袭许，两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而在两人接头时，焦仲卿却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他奔走于李术和秦罗敷之间，勤劳地传递着信息，似乎全然忘记了故主陆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释，焦仲卿是在隐忍，是在伪装。他意识到，与秦罗敷搭上线，会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给他的任务。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一方面在秦罗敷的协助下传递情报，为董承、孙策筹谋计划，一方面把计划原原本本通知给郭嘉。


    有了如此情报不对称的优势，郭嘉便可以轻易破坏董承的衣带诏政变，然后精确定位孙策，实施暗杀，完全让对手没有任何反击余地——这都要归功于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内。


    这一前一后的时差，让史书和后世治史者产生了错觉，认为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们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才能觉察到其中的矛盾，进而推断出隐藏在幕后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这个阴谋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审视整个推论的因果链时，却猛然发现，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终缺少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的缺失，让整个推论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个事件中，无论是焦仲卿、孙策、种辑还是郭嘉，他们都拥有鲜明的动机、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却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秦罗敷。我们既不知道她在庐江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帮助种辑、联络孙策的动机何在，她曾经宣称种辑是她的夫君，这多半也只是托词。她就像是横空出世一般，在历史夹缝里惊鸿一现，然后彻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杀人犯的真实动机，就不能算破案一样，不找出秦罗敷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们就无法宣称发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真相。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失，我遍查史书，最后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周瑜）从（孙策）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史书写为二桥，后世衍文遂成二乔）


    这里的“攻皖”，指的是建安四年孙策攻击刘勋所在的皖城。在那一次战役中，孙策攻下庐江，并委任李术为庐江太守。


    然后他发现了居住在皖城内的大桥与小桥，并和周瑜各娶了一个。


    有趣的是，以孙策娶大桥为起点，历史陡然加快了速度。以庐江为中心，事件发生的密度间不容发，秦罗敷面拒使君、焦仲卿休妻、董承遇害、李术儿子婚礼、焦刘殉情等一系列事件旋即发生，直到孙策遇刺为止，让人眼花缭乱。


    孙策与大桥的婚礼，就像是一个开关，开关一启动，整个事件便开始飞速地发展起来，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成熟。


    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呢？


    假如我们大胆地猜测，大桥、小桥其中的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都参与了——化名为秦罗敷并留在庐江的话，那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


    秦罗敷身上最大的谜团，是她帮助孙策的动机。而如果秦罗敷就是大小桥的化名，那么她们协助孙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帮自己夫婿，岂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桥名义上跟随着孙策和周瑜离开，实际上却化名秦罗敷隐藏在庐江，伺机为自己的夫君联络旧都故臣。作为双胞胎姐妹，两人的相貌十分相似，共用一个“秦罗敷”的未婚女性身份，其中一个人便可以奔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与种辑、焦仲卿交涉。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不明真相的焦母为何希望为儿子娶邻居家的“秦罗敷”，那可是“国色流离、资貌绝伦”的二桥；更不难理解焦仲卿为何一口拒绝这门婚事，因为他恐怕早就猜中了“秦罗敷”的真实身份，他怎么可能会去娶仇人孙策的老婆。


    那么她们最初又是如何与董承、种辑等产生联系的呢？


    最大的可能，就在于被李术杀掉的扬州刺史严象。


    严象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胆智双全。建安四年，严象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恰好袁术败死，于是严象就接任了扬州刺史。作为扬州刺史，他的使命是宣抚江东各处，结果这使命未及完成，便被李术杀死。


    荀彧是个坚定的保皇派，他所推荐的严象，未必不是心怀汉室。他宣抚江东，很难说是否身负着献帝的密诏，或者董承的嘱托，寻找可以与曹操对抗的外部势力。孙策势力下的庐江，当是他的第一站。很可能，严象就在这里，与秦罗敷（二桥）见了面，并初步建立起了与朝中董承势力的关系。


    严象在庐江意外地被李术杀死，种辑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条线仍旧维持着运作。


    曹操对于严象的被杀，态度很是暧昧，证明他对于严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怀疑。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严象究竟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个问题。


    于是，经过严象的联络，二桥游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积极筹划与北方保皇势力的联系，最终促成了袭许与刺曹的终极计划。


    问题来了，如果二桥与孙策关系如此亲密，为何还要寻求焦仲卿和李术的协助呢？


    二桥留在庐江这件事，对于孙策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轻易泄露。于是二桥在联络时便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种辑也罢，董承也罢，严象也罢，他们只知道居住在庐江的“秦罗敷”，而不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二桥”。如果“秦罗敷”自己亲自为许都联系孙策，无异于自曝身份，为了不暴露真实底细，如我前面推测的那样，“秦罗敷”只能大费周章地通过焦仲卿-李术，来为许都与孙策牵线。


    这是二桥自我保护的措施，同时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孙策被刺之后，计划彻底夭折，二桥便彻底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无论是《魏书》还是《吴书》，对这一对姐妹的下落都讳莫如深，只留下了极少的资料，这恐怕是当权者为了掩盖她们身后秘密的缘故吧。


    最后很堪玩味的，是当时的太守李术的态度。


    焦仲卿同时为两条线奔走，忙得一定脚不沾地。他是个有公职在身的人，长久不履行职责，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责罚。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术本人也参与了针对孙策的刺杀，并默许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动。这从李术在孙策死后立刻据兵自立的举动来看，不无可能。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经无法等待。


    而李术杀严象，也变得顺理成章。


    严象忠于汉室，来到庐江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能与孙策联手，这是李术所不愿意见到的。而最妙的是，严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扬州太守，于是李术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严象，对外则可以解释说是防止曹操势力在江东的扩张，不必招致怀疑。


    由此来看，李术替自己儿子向刘兰芝求亲，不过是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个手段罢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里，可不许出去乱讲话。”这实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术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却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为主守节”义士的决心。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杀，赶回庐江，满心以为大仇得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可等待他的，却是李术的屠刀。李术为了灭口而杀掉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杀掉了刘兰芝，把现场伪装成自杀，对外宣布两人是殉情自杀。


    而这时候，周瑜已经把二桥及时转移出了皖城，否则孙权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老百姓们不知道其中险恶的内幕，一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于是，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两首诗结合历史上若干疑点与矛盾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真相。


    建安年前，孙策攻破庐江，太守陆康因此病死。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决意为陆康报仇，却一直有心无力，只得隐忍不发。在这期间，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刘兰芝，两人相敬如宾。只是焦仲卿偶尔会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愿，感叹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孙策二度攻破庐江，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这时候，孙策或者周瑜见到了桥家的两位女儿，大张旗鼓地娶走了她们，然后又偷偷送回到庐江，以“秦罗敷”的身份隐居下来，两人共饰一角，以便可以随时外出联络。


    在许都，曹操的势力和汉献帝的势力都为江东突然崛起的孙策而感到惊讶。汉献帝阵营认为这是制衡曹操的好机会，而曹操以郭嘉为首的幕僚们则认为孙策将会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扬州太守严象前往庐江，而为两家结亲的报聘使者也络绎不绝。


    很快严象来到庐江，他表面属曹党，却忠心汉室。他与“秦罗敷”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出了袭许刺曹的计划雏形。很快李术发现严象的真实企图，心怀野心的他将严象杀掉，而“秦罗敷”则幸运地逃脱了，并与长水校尉种辑重新设立了管道。


    与此同时，曹操派来江东报聘的使者团也路过庐江。其中一个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联络上了一心想为陆康报仇的焦仲卿。


    “秦罗敷”应种辑的要求，以采桑为名，与李术做了第一次接触。李术身份敏感，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与之联络。“秦罗敷”向焦仲卿和盘托出了董承、种辑的计划，希望他能联系孙策，与董承配合反曹。可她（们）没想到的是，焦仲卿一听到孙策这个名字，复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李术的默许下，焦仲卿一面与“秦罗敷”虚与委蛇，为孙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针引线，一面与许都联系，向郭嘉汇报了这件事。郭嘉将计就计，委托焦仲卿联络江东豪族，准备刺杀孙策。焦仲卿还从“秦罗敷”那里得到许都密谋的详细情报，他把这些都传给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据郭嘉的情报，先发制人，董承等人被杀，刺曹计划夭折。这个消息传到江东，让太守李术有些惊慌，他唯恐孙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当，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亲挑拨焦仲卿和爱妻刘兰芝的关系。不明真相的焦母这时还想为“秦罗敷”和焦仲卿说亲，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绝。“秦罗敷”意识到，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可她们还没意识到焦仲卿的异心已经对孙策产生了威胁。


    李术故意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并定了婚礼的日期，三月三十日。李术通过这种方式，暗示焦仲卿要尽快杀掉孙策，否则妻子难保。李术并不了解，即使他不胁迫刘兰芝，焦仲卿要为故主报仇，也会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获得了孙策前往丹徒的确切情报，他让许贡门客埋伏在指定地点，然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庐江，希望能赶上婚礼，向李术讨回爱妻刘兰芝。


    李术见暗杀计划已经发动，焦仲卿再无用处，便先伪造了刘兰芝自杀现场，然后让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以此掩盖自己在这起谋杀中的作用。他甚至有意识地在皖城开始传播焦、刘二人坚贞地爱情故事。


    皖城百姓，听到这故事无不潸然泪下。而深悉内情的“秦罗敷”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刻意识到大局已败。此时无论她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孙策的危机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东威胁曹操的计划彻底破产。而李术则借孙策之死举兵自立，“秦罗敷”或凭借自己的才智，或出于周瑜的接应，顺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为孙权所攻破，城内军民或屠或徙，星流云散，再没有人注意到“秦罗敷”的消失，也没有人能够回想起焦仲卿这几年的异常举动。


    “秦罗敷”回到江东，恢复了大桥、小桥的身份。可她们的经历实在太过敏感，孙权湮灭了几乎全部的证据，大桥被安置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不见于任何史书，而随周瑜的小桥也被警告要三缄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后，小桥携遗孤回到庐江这个伤心地，并安静地死在了故乡。至今庐江县城西郊尚有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周瑜墓遥遥相望。


    而《孔雀东南飞》与《陌上桑》，未尝不是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在被人遗忘前所创作的诗篇，试图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后世之人传达着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


    谁能想到这一个伪造的爱情故事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波谲诡诈的政治纷争呢？


    认真你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