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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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大学毕业就二十年了。看清了过去的二十年，就不难想象今后的二十年，那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一辈子就是如此而已，不会有奇迹发生。


    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年，这件事我自己没有想起，是许小花的电话提醒我的。她说，在国庆长假要组织全班大聚会，凌子豪认捐十万，蒙天舒负责组织，具体事情我和她经办。我觉得她倒是很会找人的，一个有钱，一个有权。我说：“找蒙天舒人倒是找对了，如今他在学校也是一个人物了，不要说提供各种条件，童校长他都请得动，还有孟书记。”


    四月底郝处长打电话来说，我今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又入围了，马上就要上会，还有童校长领衔申报的国家重大项目也上会了。他把有关评委的名单告诉我，要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我看了评委的名单非常地泄气，名字都是知道的，没一个有什么关系，大师兄今年也不在其中。有些人为了建立关系，一年几次出去开会，没有经费，自己掏钱也去。去了就紧紧跟在大人物后面，哪怕拉不上实质性关系，那也混个脸熟，关键的事情来了，总还搭得上线。可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实在是不能那样勉强自己。我对郝处长说：“这个我没办法沟通，搭不上线啊！”他说：“搭不上线那也要想一切办法搭上线，能够上会，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不要浪费了。评到一个项目，国家给十八万，学校按一比一配套，你说这是个什么概念？上会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不要浪费了。”我说：“给别人也许就没浪费。”他说：“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吧！我们这么大个学校，如果还赶不上下面的学校，脸往哪里放？校长的压力大，我的压力也大呢！”他告诉我，麓城大学已经派人去北京了，我们学校法学院的院长也准备去北京，机票都订好了。他要我去找蒙天舒，说：“他会有办法的，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我没有去找蒙天舒。要有人帮你在评审会上说话，这不是一件小事，托个人捎句话，这点情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照应的人太多，早就做足了功夫的人也太多，不可能照应到我这里来。何况他们自己也报了重大项目，一个单位怎么可能在同一领域评上两个？赵平平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三十多万呢，你一年工资才几万，你？”我不想勉强自己，可我不能这么说。我说：“正因为利益太大了，所以临时抱佛脚是抱不来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她说：“这个道理你懂你平时怎么不烧香？”又说：“你都评上教授了，我也懒得着急了。以前逼一下你，那是没有办法，现在，由你吧！”我抱拳说：“拜谢开恩。”又说：“这样体谅的老婆被我找到了，我没烧过香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运气？”


    唉，道理我是懂的，可一旦自己面对，我就没有办法了。这样说了，这样想了，我心里其实还是抱有一种侥幸，希望会上有人以选题和材料为依据，为我说几句话，毕竟我的申报材料是一锤子一锤子砸了几年砸出来的。没有这点希望我就不会报了，虽然我也知道，这希望是多么渺茫，多么渺茫。一个人他不抱幻想他就没有希望，他抱有幻想他就总是失望。


    蒙天舒打电话来说：“致远听说你也上会了？”我说：“我上会那是假的，你们上会了那是真的。”他说：“那不一定，也可能都是真的。”又说：“准备马上去北京跑一趟，童老板不方便，把线索都理好了，要我出马，我想是不是带你跑一趟？正好你也上会了。”我说：“现如今光着两只足跑那是空跑，你看这个跑吧，除了要足，还要有包包。”我说着，手指凌空写了个“跑”字。他说：“这个你不用管，都有安排。”


    第二天我们买了软卧票去北京。蒙天舒去洗手间，示意我看着他的提包。他去了我捏了捏提包，里面有内容，一叠一叠的，还很丰富。蒙天舒回来了，我说：“是不是送点礼品好些，不要害人家犯错误，人家能当上评委也不容易。”他说：“现在谁还要东西？最早的时候送麓山的橘子，送英雄牌铱金笔，约好到立交桥下去见面；后来送烟酒；再后来送电脑、苹果手机；现在你送这些人家还是个负担。要与时俱进嘛。”又说：“人家给你审材料不是很辛苦吗？辛苦了，收点辛苦费那是应该的，不要往腐败上面想。”我说：“现如今当个学术权威比当官还好，当官收了东西那是腐败，是高风险职业。当权威收了，那是尊重知识。”


    到了北京，蒙天舒给评委打电话，都是关机。打听了才知道，评委已经住进了京西宾馆，评审过程封闭式管理，评委的手机都收上去了。蒙天舒说：“今年的动作怎么这么快？”我感到了欣慰，这至少把一部分动作慢的人挡在门外了。蒙天舒再打电话，居然有个评委的电话通了。蒙天舒说：“张教授，我是麓城师大的小蒙呢，刚刚到了北京，童校长嘱咐我，一定要特地来看看您，身体还安康吧！在外地？那我在北京专门等您吧，您这一两天就会回吧？四天？四天那我也等呀！哦，哦，哦，那就再见啊！”收了线他说：“社科处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行啊！张云华他今年不是评委。”我说：“你要再见那也慢点再见，再见那么快，太那个什么了点，还要不要下回？”他说：“他今年就到年龄了，他自己说的。”我说：“张教授是老实人，要是我，先来个含糊其辞，把你的内容收了再说。”他说：“人家是教授呢，讲诚信呢，知识分子呢。”他给童校长打电话，打完电话说：“老板说还是挨家去拜访，把材料送过去。”我说：“人都进宾馆了，材料送去谁看呢？”他说：“你送到他手上他就会看吗？能那么翻一下算是最负责任的。”我说：“是这么回事呢。”材料是只竹筏，想要到对岸去，不得有桨？信封就是那两支桨。他说：“评委的手机被收上去了，这年头谁没有两部手机？没两部手机就没办法跟外面联系，不可能几天不跟外面联系吧？东西送到家里就等于送给本人了。”我们把材料整理了一下，把有内容的小信封塞到了文件袋里。


    到第一个评委家我陪蒙天舒进去了。没说几句话，把装材料的文件袋丢在沙发上就出来了。评委的夫人不接材料，望都不望一眼，似乎没看见，嘴里说：“好的，我想办法跟我们家里的联系。”本来我还想把自己的材料也丢一份在旁边，见蒙天舒一句不提，就想着自己还想往里面挤，非常勉强，就没拿出来。出来蒙天舒说：“怎么你把自己的事忘记了？”我说：“你们的事是大事，我的事就不来打岔了。”他说：“那也是大事。”我说：“里面没内容，丢在那里也没有用。”到第二家我说：“我就不上去了。”蒙天舒说：“那你的事……要不你把材料给我带上去？”我说：“本来就是搭信求官的事，还能求到两个官吗？人家老婆在电话里都讲不清。”蒙天舒说：“那……那就争取明年，重点突击。”我心里好笑想：谁会把我当重点去突击？口里说：“突击就不突击了，看哪年能碰个运气！”


    事情两天就做完了。材料都送了出去，也有几家当场看了，打架一样，把小信封退了回来。看得出评委出去之前交代了的。这让蒙天舒很不安心，说：“老板会说我不会做事呢。”我说：“还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了会不会退呢。”他说：“我们这么诚心，应该会给个面子吧？都是老板的朋友呢。”预定的回程火车票还要等两天。蒙天舒说：“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打孩子，那也得打，是吧？我去拜访几个人。”我说：“你的时间总是有效时间，我就待在宾馆看看球赛算了。”他去了我想：他的时间果然从来就是有效益的。没效益的事，比如学生辩论赛当评委等等，那是我这种人的事，他从不沾边。


    在宾馆待着快到中午，我看电视看得憋闷，就下楼去走走，想顺便在哪里吃碗饺子。我在春天的阳光下慢慢地走，穿过天安门，看见国旗在广场上空飘。来到王府井大街，想了想，没发现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去看汽车站的路牌，想着是不是到哪个景点去玩一下。我忽然在一块去西山的车的路牌上看见了“门头村”三个字，觉得有点眼熟，马上就恍然大悟。等公交车开过来，我马上跳了上去，车上人不多，还有座位。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街景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几十年的往事都涌上心头，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我忽然一阵心酸，眼泪都涌出来了，又感到没有什么伤心的理由，就闭了眼用力把眼泪压回去。


    在门头村我下了车，掏出手机看看是两点钟。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门头村了，眼前是成片的房子，已经有了城市的意味。我拦住一个路人问门头村在哪里，他跺一跺脚说：“这就是啊。”房子很多，路人很少，不知是都去城里上班了呢，还是根本没有住人。我沿着一条小街往里面走，想找回当年的记忆，已经找不回了。那棵老槐树当年生长在哪里？根本就没法说清楚。我问了一个卖烟酒的店家，前个十几年，这附近是不是有棵老槐树？他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根本不理解我问什么。我出了小街往回走，回到大路上，往前走了一段，再向右拐，向西山走去。走了不远是一片平整好了的土地，上面倒有一些垃圾。越过空地是一片桃林，小桃子泛着青色。一位大娘在桃树下锄草，抬起头询问地望我一眼，对我的出现似乎有些意外。我想起门头村当年是正黄旗的地方，属健锐营右翼，就问：“大娘，这里是正黄旗吗？”她指着那片房子说：“上佳锦苑。”又说：“桃子还没有熟呢。”我笑了说：“我不会摘桃子呢，我就想知道这里是不是正黄旗？”她说：“说了是上佳锦苑。”


    回到大路上我往西山走去。来了一辆公交车，我上了车，就到了西山的门口。我没坐旅游车，随意地拐上一条小路往上走，走了半个多小时，不知到了哪里，四周空无一人。我找到一块岩石坐下，往山下望去，远处的城市看不清楚，近处的景物历历在目。我竭力想辨认出哪一片是门头村，却无法确定。不管怎么样，曹雪芹当年生活在我的视野之中，这是肯定的；《红楼梦》就出自眼前这片土地，这也是肯定的。敦诚赠给曹雪芹的诗中有“日望西山餐暮霞”一句，多么诗意，可曹雪芹的人生又是多么凄凉。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回到时间细微的褶皱之中，才能体验到他人生的寸寸血泪。还有多少同道者被岁月无情地湮没了啊！而且，那些坚守者也没能改变世界，时势比人强。这是放弃的理由，又不是放弃的理由。如果是理由就没有伟大和高洁了。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近他们。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地艰难啊！当经验向我们这样来展示生活的真理，我们能够那样去生活吗？时空浩渺无涯，自我渺若微尘，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之下，一个人还有必要去表达对世界的意义吗？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必上心。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启示。而我，作为一个凡俗的人，又怎么能够像圣人那样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也许，知识分子应该与众不同，他那一肚子的学问不是拿来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的。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为了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这是没有悲剧感的悲剧。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


    想一想曹雪芹当年是怎么想的吧！他没有获得现世的回报，使自己从极度的贫窘潦倒中得到解脱；也不去追求身后的名声，在时间之中刻意地隐匿了自己的身世。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淡泊名声比淡泊富贵更难，可曹雪芹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行迹的埋藏，是他生前做过充分思考的安排。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可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


    起风了，我感到了一丝凉意。肚子“咕咕”地响了几声，我想起自己还没有吃中饭呢。我从岩石上爬起来，向山下走去。阳光在我头顶，被树林遮挡。那些从树叶的缝隙中穿过来的阳光，在我眼前形成了一束一束的光柱，似乎伸手就能握住。春天的树林中浮着泛绿的空气，闻得见那绿色的气息。我听见风在树丛的上空发出沉闷的声响，我辨不清方向，不知道这到底是南风还是北风。忽然，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音，停下来侧耳细听，那是风裹着风，在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厉的、凄凉的锐响，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