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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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评上副教授，本来去年就可以带研究生了。等我的硕士导师资格批下来，已经到了五月，研究生复试已经搞完，名额也都分了，我就没有带。事后我有点郁闷，本应该提出来预留一个名额给我的，不好意思提，就错过了。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这个道理我懂，也看到了太多的事例，可就是哭不出来。我还有一点清高，这清高是人格的守门员，守着那条底线。有时候我也问自己，守着这条底线究竟有什么意义？没有答案。如果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答案，那就是心里它不愿去做那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今年蒙天舒通知我去参加面试，说：“今年思想史专业是八个名额，童老板还是带三个，我和齐教授每人两个，你就带一个好了。”我说：“有一个就行了，难道我还跟你老板抢名额？”面试那天童校长临时有事没有来，我们就从古代史那边请了两个教授来帮忙。


    过了线参加复试的有十一个人，要淘汰三个。我去教研室，学生都等在那里了，别的老师还没过来。有个女生看着有点面熟，我问：“是本校的吧？”她含糊地应了一声。我在名单上看了她的情况，是本校保送读研的。看到“唐巧雅”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是自己教过的。去年考完“王阳明思想研究”那门选修课，她给我打了电话，说自己毕业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那边成绩要求平均分八十五以上，她还差一点，希望我打分高一点，支持她申请奖学金。当时我问她是自费还是公费，她说自费，我就多给了她几分。谁知她竟然保研了，这让我有了上当了的感觉。她还打了电话给别的老师吗？在别处也骗了几分吗？每门课骗了几分，那是个什么概念？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很来火，毫不客气地望着她。唐巧雅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做声。


    这时别的教授都来了，就开始面试。有个女生，刚做了自我介绍，蒙天舒就问了两个问题，她很流畅就回答了。我问她：“荀子关于人性的最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她竟回答不上来。齐教授又问：“那孟子呢？”也回答不上来。齐教授的脸色有点难看，蒙天舒有点难堪地笑了笑。蒙天舒去年评上教授，今年的考试题就是他出的。齐教授说：“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你大学怎么读的？”他没说考研怎么过线的，已经是给蒙天舒面子了。另一个女生也是这样的情况。面试完，古代史两个教授打了分去了。我说：“这两个女生恐怕要淘汰，不淘汰她又淘汰谁？”蒙天舒说，其中一个是童校长交代了要保的，另一个又是人事处肖处长的侄女，请我和齐教授笔下留情，分数打高一点，不然他不好交代。齐教授说：“这一问三不知的，怎么培养？”蒙天舒说：“培养就不辛苦你们了。”齐教授给了一个中等的分数，我跟着他也给了一个中等的分数。这样做了我心里有些别扭，想着初试占了百分之六十的权重，复试还有外语的听力和口语，还有笔试，面试只占四分之一，我这点分又只占面试的五分之一，也影响不了什么，心里稍稍安了一点。


    下午录取的结果在会议室公布，那两个女生果然被录取了。看来蒙天舒是把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好了。研管办邓老师说：“我们录取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的，具体的分数贴在研管办门口，大家可以去看。”有几个被淘汰的女生当场就哭了。我看那几个哭脸的女生，好像不是我们专业的，感到了一点安慰。安慰之后又为被淘汰的那三个考生难过，谁都是准备了一两年来考的，谁都不容易。


    散会后到教研室分配导师，八个考生有六个选了童校长，一个选了蒙天舒，就是肖处长的侄女，一个男生说都可以。没有人选我和齐教授。我无所谓，最后分给我一个就行。齐教授有点难堪，说：“那我今年就不带了，反正就这么个素质。”蒙天舒说：“那怎么行？”又对考生说：“选导师是双向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按自己的想法选的。”就点了两个考生的名到齐教授名下，把那个说“都可以”的男生分给了我。有些教授带研究生都想带有资源的，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据说管理学院的梁院长每年亲自分配硕士、博士，把那些来读博的处长、副厅长，还有公司经理，都分到自己名下。


    有两个女生长得很漂亮，我本想着能够带上其中一个就好，结果被蒙天舒留给自己和童校长了，说是早就有联系的。这也算是资源，也是一条潜规则。这让我明白，你想到的好事，别人也会想到的，养眼这点好处，也要依着话语权的大小来分配。我不明白齐教授怎么也不说一句话，蒙天舒是院长助理，可是你资格老啊！


    分到我名下的那个男生叫张一鹏，去年毕业考研没考上。毕业后他没去找工作，在学校周边租了房子复习一年。我把他留在教研室，说：“今天的复试你其实有点悬，因为是本校毕业的，老师都手下留情了。除了教材，你到底读过几本书没有？”他笑着说：“那些书又不考，我读它们干什么呢？”我说：“太功利主义了。”就给他开了书单，有十多本书，说：“离开学还有半年，你就把这几本书读好，写五万字的读书笔记。”他舌头伸出来停在那里，说：“五万字啊？”好像是个天文数字。我说：“算下来一天三四百字，很多吗？实在没有感想，你把书中的好段落抄几百字也行。这点书都不读，你搞什么学问？你没有搞学问的心思，你考研干什么？”


    九月份开学，我问张一鹏要读书笔记。他畏畏缩缩在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我翻了翻说：“这才几个字？我布置的是五万字。”他说：“老板，事情太多了。”告诉我兼了北京一家什么报纸驻麓城记者站的记者。我马上说：“你考了研就认真读书，那些不三不四的小报，你不要去掺和。”他告诉我是一家搜集商业信息的报纸，又说：“老板，我得给自己谋点生活费呢。这么大了，又是男的，怎么好意思老是啃老？”我说：“老师就是老师，什么老板！”他说：“知道了，老板。”打自己嘴一下，笑了。到第二个学期，他找了我说，自己组建了一个学生社团，叫文化促进社，希望我当顾问。我说：“怎么就不能安心读几天书？”还是同意了。本来我想招个老老实实搞学问的人，看他不是那块料，也就算了。


    我有个表妹在女子大学家政系读书，这天她来麓城师大，说：“刚知道你还是我们的文化顾问呢。”我这才知道张一鹏把文化促进社推广到其他大学去了，表妹是代表女子大学来开会的，商量明天去机场迎接香港歌星刘德华的事。我说：“这也是文化？你们就促进这些？”她说：“麓城的音乐盛会呢，几万人的场面，这不是文化那还有什么才是文化？读几本死书，那是过去的文化。”我说：“这些话是张一鹏教给你的吗？看我不把他的鼻子刮出血来。”她赶紧说：“我无师自通呢。”


    表妹的梦想就是嫁个有钱人。春节在家里练习淑女造型，头顶几本书，手端一杯茶，立在那里半个小时不动。前不久说要去与一个扬州在麓城做生意的商人相亲，打电话来问我扬州的市花是什么花，什么颜色，瘦西湖又有怎样的历史等等。第二天去见面，那些关于扬州的问题她回答得太流畅了，引起了对方的疑心，问她琼花有几瓣？瘦西湖到底有多瘦？都说不上来。对方知道她对扬州的感情和向往都是刻意为之，很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我看电视台的新闻，看到了粉丝团去机场接机，张一鹏代表麓城的粉丝团致辞，又看到表妹在献花时过于激动，突然晕倒了。记者很煽情地描述了这一场面。我马上打电话给表妹，问她身体怎样？她哈哈笑说：“那是表演呢，怎么你也信？”才知道很多歌星来了，都是他们去机场接机，献花和晕倒的人是轮着来的。这事由演唱会的组织者出车出钱，是最好的广告，所以记者那也不能白跑那一趟。我说：“那你们到底是谁的粉丝？”她又哈哈大笑说：“那大概应该是钱的粉丝吧。”我说：“你这样笑，就不是淑女的笑法。”她又哈哈大笑说：“我在别人那里演淑女，在你这也要演吗？”我说：“你能不能老老实实读几天书？这样演演演的能演一辈子吗？”她说：“这就是我的专业啊！再说演演演的演一辈子的人多了去了，我怎么就不能演演演的演一辈子？”又哈哈哈地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一鹏找到我说：“老板，想不想有点收获？”我说：“什么收获？”他迟疑了一下说：“就是收一点东西进来。”说着双手往怀中拢了拢：“收点东西。”我更奇怪了问：“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那个……那个……钱。”我笑了说：“你收获钱，帮我？”他说：“那也不一定就不能帮。”


    他告诉我，他们的公司，也就是北京的那家信息报，正在搞内部集资，准备做一笔买卖。他分到了份额，想帮我赚点钱。他说：“这点钱我在别人那里肯定也找得到，但赚头就是别人的了，我就是想帮老板赚点钱。”我说：“外面骗子打堆，你最好不要做这样的事，还是踏踏实实的好。”他说：“老板你看，如今谁是踏踏实实成功的呢？”又说：“我如果没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我也不会到老板这里来揽这个事吧！”我问他是什么生意，他说：“那是公司的商业秘密。”我听他说“商业秘密”几个字，忍不住笑了，说：“回去商量一下。”又说：“以后不要叫老板，老师就是老师。”


    回去把这件事忘了。晚上睡下了，张一鹏打电话来问，说：“要搞就是这两天，机会真的难得。我怎么会拿老板的钱开玩笑？”我说：“再商量一下。”就挂了机。赵平平在蒙眬中惊醒了，坐起来说：“哪个老板的钱？有什么机会？”我说：“睡吧，睡吧，都是扯谈的事。”她说：“到底是什么钱？有什么机会？”我笑了说：“平时叫都叫不醒，要赶着去上课了还说，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一听钱耳朵就比针尖还尖些，精神也上来了，简直是神经。”还是把事情告诉了她。她说：“你把这个学生的电话告诉我。”就把号码存到了手机里。熄灯睡下后又摸到手机，找到了个号码，微光中看了看我，又收起来说：“算了，明天再说。”如此反复几次。我说：“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精神？神经。”她说：“我不是神经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神？”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有点诡异。赵平平跟她妈说着什么，看我过来了，马上就转到另一话题。见我奇怪地望着她，就推我说：“让我们女人说几句女人的话行不行？”过几天我见了张一鹏，忽然记起了那件事，就问：“我们家的给你打电话没有？”他说：“打了。”我说：“真的打了？”他说：“打了……两万。”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说：“能够保本就是好事，实在亏了，你跟我说，别跟她说。”他答应了，说：“老板的钱我不会拿去冒风险的，老板娘的钱就更不会了。”我看他说得那么有把握，安心了点，说：“牛皮会吹破的啊！”


    过了一段时间，张一鹏到教研室来找我，说：“老板……老师，省经视台想请您去搞个讲座。”我有点意外说：“请我？讲什么？”他说：“当然是文化方面，有讲课费的，三千。”我说：“那好啊，哪方面的文化？最好由我来定个题目，我想讲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说：“题目那边定好了，想请您讲讲绿豆文化。”我笑了说：“绿豆有什么文化？那芝麻呢？还有红豆黄豆青豆呢？”他说：“绿豆跟它们还是不同吧，绿豆养生呢。”我说：“这个我可不会讲，我没研究过绿豆。”他说：“一定请老师出山啊！古今中外关于绿豆有那么多描述，收拢收拢就可以讲一堂好课了。”我犹豫了一下，想着绿豆也不是个什么坏东西，还有三千块钱，就说：“那我去找找资料，看能不能讲。”他马上说：“我帮着老师到古书里去找找，再上网找找。”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心里有点别扭，现在什么都是文化，茶文化还说得过去，竹文化有点牵强，绿豆文化就太矫情了。我在院资料室翻找了两天，连《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都翻到了，没有找到几条支撑材料。心里觉得这个讲座怕是搞不成，这几条材料怎么支撑一种文化？


    这时张一鹏给我送来了一叠材料，我翻看了一下说：“我都没找到，你怎么找到的？”他说：“请公司的人找的，要知道我们是信息公司。”我说：“那我还得一条条核实，可不能闹出笑话。”看到有些材料是现在的人写的，其中好几条来自一本叫《病是吃出来的，也能吃回去》的书，又说：“有些人说的话，我就不讲了，没权威性，更没文化。”


    准备了一个星期，把绿豆往文化上生拉硬扯，写出一篇六千字的稿子，要张一鹏拿给经视台的人看。张一鹏翻看一下说：“写得太好了，把绿豆的文化品味写出来了。”把电子稿发到经视台去了。


    去经视台讲了，领了三千块钱。钱是张一鹏在回家路上给我的。我说：“他们怎么不要我签个收？”他说：“没要你签你就别签。”我有点怀疑这钱是他们公司给的，那我今天的讲座不就有点广告的意味吗？给绿豆做广告？怎么可能？我心里惴惴的，没有问，真问出一个结果，反而难堪。过几天讲座播出来，院里好些老师都看到了，调侃我说：“从此绿豆文化硬是一种文化了，绿豆文化这个命名的专利权就硬是聂教授的了。”我有点心虚说：“是他们硬要我去讲的。”幸而没人追问“他们”到底是谁。


    过了两个月，我跟赵平平去逛超市，忽然想起绿豆，就跑过去看了一下，发现绿豆已经涨到十一块钱一斤，大吃一惊，我写那个稿子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还是四块多呢，难道是因为我的讲座推上来的？那一段时间我跟任何人都不敢提“绿豆”两个字，心里惭愧得很。


    又过了两个月，赵平平说：“打给你那个学生的钱打回来了。”我说：“亏了没有？”她说：“赚了。”我说：“赚了多少？”她说：“百分之七八十。”我想，那不是赚了一万多吗？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下次见到张一鹏，我说：“你给老师家属的钱是不是真赚来的？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胖子充不得。”他说：“不是赚来的，我想充也充不起来呢。”吞吞吐吐一会又说：“老板，其实老板娘另外还给了我一些钱，我这次连利润一起打给她了。”我吃惊说：“那她还另外给了你多少？”他说：“老板娘不让我说的。”我说：“你偷偷告诉我，我不告诉她。”他说：“十万。”我心里飞快算了一下，十二万，百分之七八十，那就将近十万块钱了。我的天啊，我两三年的工资！我说：“做什么生意能这么赚钱呢？”我马上想到了绿豆，生怕从他口里说了出来，又说：“这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下次可不敢再冒险！”


    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到超市去看绿豆的价格，想着恐怕涨到十五块钱一斤了吧！一看吓了一跳，只有五块钱一斤。仔细一想，跌才是对的，钱到我口袋里来了，那货就到市场上去了，怎么会不跌呢？那段时间我最怕别人讲“绿豆”两个字，自己想想都会心跳，感到羞愧。难怪有人说，没有良心吃饱饭。有次有个同事说：“你那个绿豆现在又跌回来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啊！”马上意识到这个话说得太蠢，又说：“我讲了什么跟它的价格没有关系，我只得了一点讲课费。”他望着我微微地笑，这样的笑让我心里发虚。唉，别人也不傻，看得清其中的关系。我挣扎着笑一笑说：“我是不是被电视台的人利用了？”这话还是不对，事情不对，怎么说都不对。看着赵平平整天高兴得要飞天，我发脾气说：“爽爽爽，你爽什么？有那么爽吗？”她吃惊地望着我，说：“哪来这么好的精神？怕是真的有神经吧？”


    那几天学院组织教工党员为贫困学生捐款。我把这事给赵平平说了，又说：“要不我们也给学生捐点，反正是河里漂来的钱。”她研究地望着我，好一会说：“我知道张一鹏会告诉你的，他怎么忍得住？”我说：“你假想漂过来的钱没那么多，就想通了。”她说：“钱到了我的手里，你知道的，就缝到肉里面去了，拿出来肯定是要动手术。再说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赚的，我哪有那么多本钱？大部分是我妈妈的。我的学区房还差一大截呢！”


    这让我想起早几个星期，赵平平叫我过去看电视，正在播麓城教育局长的谈话。今年麓城有三万多小学生毕业。其中两万多是微机派位分配中学，而另外五千多是直升。局长说：“现在要做到绝对公平，那也是困难的。”赵平平说：“我问你，将来我们安安可以划到直升的圈子里去吗？”我说：“那不敢保证。”她说：“那安安只有参加微机派位的命？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要逃脱这个命运，就要在五大名校边买一套带入学指标的学区房。这关系到安安一辈子的前途和幸福，不是开玩笑的事！”我觉得这个事真还是个事，到哪里去筹钱呢？我没办法。赵平平说：“这件事那没办法也得有办法。我自己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说没办法，那也就算了。”我说：“说不定我们安安就抽到一个好签呢。”她说：“那五千有来头的人把好学校的坑都给蹲了，还能剩下几个坑给平头老百姓家的子女蹲？这个梦我是不敢做的。计算机它认识人，你相信吗？它会认识你聂致远吗？”这让我觉得麓城教育局实在是太可耻了，竟公开依据不同的家庭背景，把这么小的孩子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赵平平说：“实在买不起学区房，那也要准备一笔钱，过两年安安上小学了，让她去读社会上的那几个培训学校，天价啊！读了那几个学校，就有可能通过那几大名校的考试特招进去。你想通过正常的学习考进去，那是不可能的。学校考的偏题怪题，只有在培训学校才学得到，不然谁会去读？那么贵！培训学校的老师说自己会押题，年年押中，你说他们是神仙吗？”我说：“那些名校真的有这么可鄙吗？”她说：“那你说呢？难道你还想把头埋在沙中不看真实的世界？”


    想到这些，我犹豫了一会说：“那还是应该捐一点。”赵平平说：“你想捐多少？”我说：“拿个五分之一怎么样？”我没有直接说两万。她身子倏地往后一缩说：“怕真的有神经吧！”又说：“你先去问书记、院长捐了多少，他们捐了三万，你就捐两万，否则你就是不讲政治。你要记得你自己是谁。”想一想这真的是个问题，他们捐五百，我捐两万，我不是把他们搁火上烤吗？我打电话问院党委组织委员，捐款名单是不是要公布？他说，当然要公布。我说：“那我捐四百吧。”赵平平都知道要讲政治，我不能不讲，不然我就真的是“神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