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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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看到《石头记》是十七年后。


    那一年我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乘火车去北京上学。天气很热，我把车窗打开，让风吹进来。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他说：“我们把铺位换一下行吗？年龄又这么一把了，禁不起风。”能换到迎风的那一边去，这正合我的心意。他把东西搬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枕头边有两本《石头记》，跟我当年看到过的版本不一样，要大很多。换好了我说：“小时候我家里也有几本《石头记》，没这么大。”他说：“这是影印本。”我说：“《石头记》就是《红楼梦》，这我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他说：“《红楼梦》在曹雪芹手中就叫《石头记》，《红楼梦》这个书名是曹雪芹身后由别人改的，大家都接受了。”


    长者姓赵，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精密仪器的教授，台湾人。他一辈子最大的兴趣，不是精密仪器，而是《红楼梦》。他业余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多年，七年前退休后，就成为专业研究者了。谈起《红楼梦》，他连声说：“伟大，真的伟大呢！”一次次把拇指跷起来。我不敢接话，因为自己才看过一遍，也就记得宝玉黛玉几个人。他见我不接话，就不说了。


    第二天中午到了北京。下车前他送我一本书，是他写的《红楼梦新探》。我翻了一下目录，似乎是一本考据学著作。


    我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离报到还有好几天。早来几天我是想先占一个位置好的床位。在麓城师大读研时，我的床位挨着宿舍门，靠窗的同学蚊帐一支起，光线就差了。更难受的是当宿舍门开着，谁在楼道经过都可以瞟见，干啥都得收敛一点。这让我别扭了三年。


    京华大学的博士宿舍每间房只安排两个人，都靠窗，我早来是白早来了。闲得无聊，我买了辆旧单车去故宫颐和园玩了，这天早上又上了西山。


    下午六点多钟我从西山下来，口渴得很，在山门想买瓶娃哈哈，一问价要四块，比超市贵了一倍不止，就没有买。下了山觉得口渴难忍，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大路，就左拐上了一条小路，进了一个村庄，在小卖部买了瓶水，仰头一口气喝了。喝完水我看见旁边一个人也在买水，侧影有点面熟，原来是赵教授。我叫他一声，他认出了我，惊讶地说：“你也来这里了！”我说：“我从西山下来，找口水喝。”他的情绪收回去一点，说：“我以为你也是来这里拜谒呢。”“拜谒”这个词让我感到意外。他看出我的疑惑，说：“这就是曹雪芹当年写《石头记》的地方啊，门头村。曹雪芹仙逝以后也葬在这里，就在这附近。”


    曹雪芹以前在我心里只是个名字，现在猛地鲜活起来。我说：“您是来看墓的吗？有故居吗？有墓吗？我想去磕三个头。”赵教授叹气说：“墓？没有。故居？也没有。连身世都可以说没有。他在西山脚下生活了几年？有说四年的，也有说十年的，所以说连身世都没有。离你我不到三百年啊，都飘逝了。”沉默一会又说：“他当年写作的那间茅草房，山村柴扉，满径蓬蒿，离这里应该不会超过五百米。”他踩一踩脚下的地：“葬身之地应该也不会超过一千米。我也没有依据，没有任何线索考证，我就这样觉得。我每次回国都要到这里来，这已经是第七次了。什么时候能发掘出一块小小的墓碑，那就是圣地了。”他连连叹气：“唉，唉，他太穷了，死时连一块碑也打不起。祥林嫂是穷死的，曹雪芹瓦灶绳床，举家喝粥，也是穷死的。康乾盛世的一代天才，就是这样穷死的。”我心中有些沉重，说：“如果曹雪芹确实葬在这里，没有墓碑那也是圣地。”又说：“这么伟大的人，怎么就没有人给他打块碑？”赵教授说：“由此可知他当年贫窘到什么地步。”


    赵教授把我带到村头一棵槐树下，抚着树干，像抚摸一个孩子，说：“这棵老槐树，四年前我专门从植物园请了专家来，看了说有三百多年的树龄了，我相信曹雪芹是看见过它的。现在到处搞开发，北京城就要建到这里来了。这棵老槐树，我想保住，去海淀区园林局说了，人家说，可以啊，它跟曹雪芹有关，证据呢？曹雪芹一辈子怎么活过来的都没有证据，我怎么拿得出这槐树的证据？这也许就是曹雪芹当年留下的最后一个遗迹，也保不住了。”


    赵教授突然不说话了，抬头望着远处。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前面就是墨绿的西山，太阳已经落下，山的后面浮起一片橙红，往上渐渐地颜色深了，是无边的淡紫。我说：“那是西山。”他仍望了前方说：“西山依旧在。”又说：“日望西山餐暮霞，这是曹雪芹的朋友送给他的诗。他们那一群人很有点阿Q精神，都穷到只能喝粥了，还有心情感受碧水青山曲径遐、结庐西郊别样幽。没有这精神，就没有今天的《红楼梦》了。圣人跟一般人是不同的，他生活在别处，伟大呢！对曹雪芹来说，伟大这个词实在是太苍白了。”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想象着当年曹雪芹和他的朋友在这暮色中行走，身影蒙眬。我说：“到了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呢。”


    他请我在村边小店吃饭。坐下了他对店主说：“拿瓶二锅头。”又望着我说：“曹雪芹当年也是爱喝酒的，嗜酒如狂。”我说：“陪您喝一杯。”喝着酒他说：“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曹雪芹到底出生在哪年？有说1715年的，那是康熙五十四年；也有说1724年的，那是雍正二年。他家1728年正月被抄，那是有历史记载的。1724年？那抄家时他才三四岁，大观园里的锦衣玉食他怎么可能经历？没经历能写得出吗？能虚构一个贾宝玉，还能虚构那一大群女孩子？多么鲜活，天才也不行啊！1715年？那抄家时他最多只有十三岁，也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细致的爱情体验吧！除了天才，真的就没有别的解释了。还有，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是曹寅的亲生儿子曹颙呢，还是过继给曹寅当儿子的曹頫？他是不是曹寅的嫡亲孙子？也许是，也许不是。再就是，曹雪芹是哪年来到西山脚下，哪年去世的？《石头记》的大评家脂砚斋是男是女，跟曹雪芹是什么关系？八十回以后还有多少回，曹雪芹到底写完没有？这些问题困扰我几十年了，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他跟我碰一碰杯说：“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说：“实在搞不清就算了，搞清了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搞清有什么用？你是历史博士，你懂的。”我有点惭愧说：“是的，是的。”他说：“曹雪芹写出了人生的痛，特别是对那一群女孩子的心痛。他的心里是有痛的。那个痛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这心里除了感受了他的心痛，还为他自己心痛。曹雪芹，如果人们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他就成了一个符号。这太对不起他了，这是天大的委屈。我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让他鲜活起来，落空了，太对不起他了。看苏东坡一生多么鲜活啊！一个人，他写了这么一部伟大著作，为什么就不愿在人间留下一份简历？这让我有点抱怨他，还有他身边的那几个朋友，为什么在他仙逝以后也不为他留下一份简历？为了这个我心痛几十年了。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个见证者，一个圣人不能无人见证。如果能找到一页残稿，或者他画过的一张画，那情况就不同了。他生前曾卖画为生的。”我说：“现在名家的画很值钱，一张都卖几十万了。”他说：“几十万？那看是谁的画，雪芹的画，那是无价之宝！”我叹一声气说：“唉，我这人还是俗。”


    从小店出来，我问赵教授怎么回去。他说：“我是不是在这里待一晚？我来这么多次了从没待过一晚。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感受一下雪芹当年在这月光下的心情。老了，身体慢慢不行了。这个愿望以后怕实现不了。”又说：“雪芹当年到底是不是生活在这里，那也是落实不了的。四十年前有个叫张永海的老人，说自己祖上在这里住了有三百年了，曾跟雪芹有过交往。谁知道呢？这个圣人，离我们不到三百年，身世几乎没有一点是落实的，可以想想他生前是多么卑微。”我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他说：“也太委屈了。”交换了联系方式，我跟他握手道别，黑暗中我发现他眼角有泪，在微光中闪动。


    在村口我跨着车，回头看见赵教授还站在老槐树下，一只手扶着那棵树，黑黑的一个身影一动不动。老槐树在深蓝的天空下撑开着清晰的轮廓。远处是西山，在天空之下静静地躺着，沉默着，显出千年的淡定。知了在夜中声嘶力竭地鸣唱。这是曹雪芹当年也听到过的声音。


    回到学校已经十一点多钟。我直接上床，把《红楼梦新探》拿来翻看。赵教授漂洋越海来寻访一个逝去作家的踪迹，那一定是有理由的。书不厚，我把版本考据的部分忽略了，专看与曹雪芹家世生平有关的部分。天刚亮的时候我看完了，突然感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痒痒地、涩涩地停在腮边，渐渐有了一点凉意。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就在这一瞬间，通过那蛛丝马迹般毫不连贯的行迹，我似乎触摸到了曹雪芹生命的温热，感受到历史的雪山融解之时那似有似无的簌簌之声。像他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天才，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他的无限情怀，无限感叹，都使人对其人其事无限向往。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贫窘，不能不令人对天道的公正怀有极深的怀疑；可他又生活得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这样想着我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种曾经体验过的力量让自己从世俗生存之中超拔出来。我也曾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境界，但世俗生存的巨大压力将它掩埋了。经过一百次的思考，我觉得那种理所当然并非理所当然，并没有一种比现实更强大的力量予以证明。既然不能证明，哪怕是一个博士，那我也只是一个活着的人罢了，如此而已。既然如此，自己也就有了以现世的自我的眼光去选择一切的权利。现世的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价值和意义的边界。这是一个聪明人经过一百次思考后得出的坚如磐石的人生哲学。可是，曹雪芹不为名不为利他为了啥？他比我傻？我想到的问题他没有想过吗？他真的是令人迷醉而迷惑，昭示着对世界的另外一种理解。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