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的二〇二〇
3个月前 作者： 于娟
透过生死，你会觉得名利权情都很虚无，尤其是排列第一位的名，
说穿了，无非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无论你名声四海皆知响彻云天，也无非是一时猎奇，
各种各样的人揣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唾沫四溅过后，你仍然是你。
其实，你一直是你，只是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你忘记了你自己是谁而已。
从2009年10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每逢岁末年初，我总会给自己半天时间，沉浸在书房里，点灯如豆，任思潮如水，翻卷回荡。一年总是需要一次面对自我的反省，想想得失。
2010年是我一事无成的一年，却是最有成就的一年。我打算不像前些年去写什么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年度总结，而是把这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完完整整写出来。虽然回忆这一年会让我很痛苦，但我还是决意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绝少人会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得了癌症，更少人会在查出癌症时癌细胞已然转移到全身躯干骨，剩下没有几个可以在这危重绝症下苟延残喘，而能苟延残喘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难能有这个情致来“我手写我心”。
所以我自认为我写的这些文字可能是孤本。
我不知道以哪条主线去叙事，所以可能看起来让大家感觉文字凌乱、思路迷绕，那么就原谅我这个让化疗十四次打傻了的脑袋吧。可能我写出来的东西让大家看起来不舒服，因为毕竟我不是在描述香花环绕的美好。
我尽量不去写苦难，因为现在的我，内心深处依然有那么一点试图回避回忆苦痛的懦弱，虽然我可以大声说我已足够坚强，但是，那种黑暗的疼痛实在太可怕了，我不敢不能也不想去把它化为文字。
其实我写这些，只想告诉所有人：再大的苦痛，都会过去。失恋也好，事业失败也好，婚姻破裂也好，哪怕得绝症也好，神马（什么）都是浮云。我不太喜欢尼采，但是我喜欢他那句——
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
事情从2009年10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那个学期我带了门二专，晚上课程结束，想起鲜牛奶没了，就骑自行车去大润发买点东西，顺便带一个忘记叫作邓斐还是邓雯的学生回家，她住在大润发附近。行至一半，从旁边黑乎乎的小巷子蹿出个人，车把一闪我便躲了过去，一瞬间一股突如其来的挫骨伤筋的痛从腰间传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扭了腰？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骑个自行车就能轻易扭到腰的，我十二岁就能双手脱把穿行闹市，不要说自行车，再凶险崎岖的路骑独轮车我都扭不了腰，怎么可能在阴沟里翻船？
虽说感觉扭了腰，我还是硬撑着去了大润发，买了牛奶回了家。第二天悲剧来了，我基本上不能起床，腰如同断了一样，动一动就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掉。
那阵儿我正忙得四蹄撒欢儿，写书稿，写文章，申请课题，每天都在办公室泡到晚上十点以后。突然一下子腰痛得不能起床，着实非常耽误事。于是丝毫不敢倦怠，接二连三跑医院，接二连三被误诊，接二连三被医生判成腰肌劳损，接二连三吊盐水、推拿、针灸、膏药轮番上阵。谁也不承想，我这种十四年病历卡写不了两行字、风华正茂的人得的是癌症骨转移。医生们不去治还好，腰肌劳损对症下的药，活血通筋，道道都是催命符，两个星期治下来，癌细胞全身骨转移，CT里，乌骨鸡啥样我就啥样，我成了乌骨人。
没人知道乌骨人是什么滋味，稍微动一动，感觉就像锈锥钝刀在磨筋锉骨头一样地往死里痛；也没有人知道，两个星期内突然从活蹦乱跳抱着孩子跳皮筋，变成了不能起床、不能翻身、不能吃饭、不能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是什么滋味，那感觉可能叫作绝望。
去做理疗，谁想到医生一时技痒，非说我脊椎有节骨头脱臼，给我痛压了一下。我一时间觉得脊椎断了一样地痛，冒雨赶到六院，结果被两个科室的医生踢皮球，坐在轮椅上跟走路蹒跚踉跄的老爸来来回回折腾了整整一下午，都说回家贴点万通筋骨贴就好了。我给医生拍了桌子，逼他给我开核磁共振检查单。检查单开出来，竟然要排队排到三个星期以后。
倘若我真的排队等三个星期，那么现在我的新坟已生绿草了。
我有个留学时结下的死党乔乔在挪威使馆上班，按照我厨子老爹的厨房术语形容，我俩关系好得像掰不开的烂姜。（厨子最讨厌烂姜，因为姜块烂了就死活黏在一起，很难分开。）那日我非常郁闷地被抬回家，刚好我的烂姜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一番激动。听完我的满腔愤怒后，乔乔不动声色挂了电话，五分钟后回电告诉我，后天去做检查，到了找肖医生！
我的核磁共振花了前一位病人三倍的时间。光头被叫到医生操作室，可能因为朋友关照，那位医生非常负责地把我们留下，特意请相关值班医生下来看图像，一阵窃窃私语后，两位医生非常严肃地告诉光头：她整个脊椎骨呈现弥漫性信号，考虑血液病，或者实体瘤转移，请进一步随访查实。
当日时间太晚，没来得及在六院血检。第二天，因为当时我已经不能随意移动，考虑到路程问题，光头带我去了长海医院血检。门诊血检要两个星期以后才能有结果，而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只需十六个小时，我就可以知道能够确诊的指标。
我们疏忽大意了，因为我们家都觉得这无非是个腰肌劳损，大不了扭了骨头什么的，谁都不认为我会有什么血液病或者什么实体瘤转移。而且其间去过两次医院，医生居然说，脊椎弥漫性信号有时候是机器问题，不要太紧张之类。所以，血检随便它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找人将血检结果快点拿到手。
我等了两个星期，差点把命耗进去，等到光头拿了结果、打算带我去医院的时候，救护车到来，他都已经不知道怎么下手把我弄到担架上去，因为我已经不能动也不能碰，动一动，就能疼得人事不省。
最后，四个男人扯住床单，绷得像一张纸，把我平移到担架上，周身裹满防震充气垫抬上了救护车。
“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动不动就要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形容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家人依然贼心不死地以为我是骨伤。光头的一个朋友，我从未见过面的叫作小宋的兄弟，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同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做钼靶、CT、X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地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PET-CT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地检查折腾。
眼见天黑了，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上下的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去哪里，能在医院住一夜就行。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尽管六院属于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把我塞进一间重症病房。在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以我那时的情况，不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
PET-CT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没个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第二天早上，像运送木乃伊一样，我被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PET-CT。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地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我的一副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乱七八糟的各类骨头名称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一行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演的那样，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之一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我需要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光头的手机联系人中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谷歌）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医院，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在这方面挺有名。
想无可想，没熟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最早的失误之一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通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医院是交大附属医院，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我隐约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后，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他不认识直接的关系，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比如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地抽搐。这反应不受主观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了一个逼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
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斯坦利·米尔格伦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皱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室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他说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后长叹一声：“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
“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瑞金医院的急诊住院部待过。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躺了三天，但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观其全貌。躺着看，那是一个厅，估计三十平方米的样子，一面墙是自动玻璃移门，最大限度地塞满了急救床、氧气瓶、滴液架。床与床之间间隔很小，偶有家属走动，冬衣衣角就会连带掀翻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方便面碗、便盆什么的。一旦有人进出，自动门会开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阴霾与潮湿之风就会扑面而来，身上盖着老爸特意赶回去取的羽绒被，身下因为当时方便移动，垫铺了毛毯，仍然感觉特别冷特别冷，尤其在凌晨两三点有急救病人进来的时候。
救护人员从救护车担架往急救床上搬我时，放的位置可能有点偏差，我的脚后跟刚好架在急救床床脚的钢边上。没有人想过我不能动的概念是一动不能动，也就是说，我压根儿没有能力把脚跟从那个冰凉的钢边上移开。我告诉我妈我的脚跟很硌很冷，但是她干着急不敢下手抬我，急得左右转悠，实在没有办法，把羽绒衣脱下来，抱着垫着我的脚，直到老爸帮我买了一双巨大的棉拖鞋。很久之后，当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双鞋子的左右脚分别绣着“不离不弃”的字样。
置身于一堆生命体征衰弱的病残人群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病苦缠身已然是事实，也就认了，剧痛难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罢了，偶有寒风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个空间有种莫名的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低沉阴暗，加之身边病友的哀呼惨叫不绝于耳，似乎亦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里三四点的时候，身边新进来一个病友，躺着被抬进来，但是精气神很好，嘟嘟囔囔嗔怪朋友们太小题大做。这个三四十岁在早点铺打工的河南汉子，起来开工莫名其妙尿了点血，洗手开工和面不知怎的晕倒了，工友就七手八脚把他绑到了救护车上。他醒来怕花钱，试图出院，开始和护士讨价还价。我和妈疲惫不堪被吵醒。哪知道不到六点，他那在浦东做工的老婆赶到床边，人已经叫不应了，不是睡着，是再也醒不来了。
说实话，当初的我在心理承受力方面还是个嫩娃子。夜里，身边的病人接二连三死去，加上突然响起来的恸哭让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们重，还是比他们轻，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距离死亡有多远。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朋友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形成一张以光头马首是瞻的无形的网，试图尽全力救助正从悬崖往死亡谷底坠落的我。有时候，电话那边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你说！你要找谁？我帮你联系”，可是，光头和我却全无方向。我们，不知道找谁才能救命。
躺在那样的病床上，等着，干等着病痛蚕食肉体与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无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老邱的出现，在光头看来，简直是万众瞩目之中，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而来的。老邱是我住进急诊室的第一个晚上到的，问了问情况，约好第二天清早陪光头找他的医生朋友。
此后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很多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医生，我至今都没有见过。我只是知道有个叫作糜建芳的医生，看到我的病历，沉思片刻，开始帮脑子已经混沌得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光头梳理头绪，应该如何一步步确定我的病症，应该去找什么医生做什么事情：犹如《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过通天河，有神仙那么一指，无尽的滔天汪洋自左右分开，现出一条光明大道。虽说，这条道依然需要我们一步步自己走，但是好歹是有路了。
我更知道有个叫作金晓龙的病理科主任。光头几乎是贸然拜访，踢了人家的办公室门，火烧屁股般地闯进去问哪个是金晓龙医生。金医生一头雾水地被按着头看了病历后，沉吟片刻问：“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光头说：“没有止痛。”
金医生倒吸一口凉气，定定看着光头慢慢地说出一句话：“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光头对我的崇拜之情刹那间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为，我基本上，除了移动震动的外界因素，从来不叫痛。
金医生可能悲悯我这个年轻妈妈，几句话讲解了他的想法，基于我非常特殊的病情，救火一样摸了电话，开始联系他认识的最好的医生给我做骨髓穿刺、CT引导病灶穿刺。
骨髓穿刺需要病人至少有五分钟不能乱动，而我会时不时抽搐。这点很致命，也因为这个，我在六院付费交钱后被推进手术室又被推了出来，医生不敢做，医生怕操作期间我的无名抽搐会导致取骨髓的时候出医疗事故，一旦如此就意味着我要瘫痪一生。
是否要骨髓穿刺，对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艰难。我用了很漫长的一分钟的时间，最终选择了骨髓穿刺。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中，我相信我肯定可以控制自己，哪怕这些反应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会被人主观控制。
因为不能移动，我只是被从那个简易病房的病床堆里推出来，推进咫尺之遥的ICU，靠着那个磨砂玻璃门开始骨髓穿刺。除了医生的手术包和一次性手套之外，四下环境没有什么灭菌消毒之类的说法，到处奔走的家属和病人可能撞到医生。我当时最担心的，不是卫生情况，而是在医生的道具斧锤进入我骨髓深处的时候，那个磨砂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非常可靠且温柔的男医生耐心等了我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不消一秒钟就能做到的动作：侧身，调整体位，找一个我能做到的姿势，方便医生做手术。我能做到的体位可能距离医生的希望很远，那位医生是跪在地上帮我取骨髓的。
具体如何操作，我虽经历了但依然不明就里，我只记得抱着救护床栏杆保持侧身，然后听医生“嘣嘣嘣”，似乎在拿一把锤子把锥子一样的东西敲进我的骨头，其间开玩笑说：“你的骨头好硬啊。”
光头扶着我的腿防止我抽搐，所以目睹全过程。我自始至终没任何动作、声响、表情，甚至手术完成后还开玩笑地谢谢那位下跪的医生，因而获得了光头由衷的佩服和崇拜。
骨髓穿刺，不如我此前想象的可怕。可怕的是CT引导病灶穿刺。依然是骨穿，但是因为上了CT，我痛入生命的深邃，几近丧命。原谅我，我至今不能面对这段回忆。
似乎是做好CT下引导穿刺的那个夜里，我有些撑不起了，无助而无边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属于我的那盏生命的油灯，一点点暗淡，一点点泯灭。凌晨两三点的样子，身边有个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他的生命。惊天动地的家属悲恸声中，我叫来闭目养神但一直睡不着的妈妈。我说，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在那片我曾经试图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至少那里有虫鸣鸟叫、清溪绿树，不要让我留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里做孤魂野鬼。
妈妈无言点头。我嘱咐她，土豆每年生日的时候，带他去看看我，顺便也去过过村野田园的生活。我让他们一定照顾好自己，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替我照顾土豆。说这个的时候我有些控制不住，我在拷问自己，究竟放不下的是土豆还是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土豆会有很多人爱，光头会照顾好他，而妈妈和爸爸是我最不放心的，但是不懂为什么，我却最不舍得那个刚刚学会叫妈妈的胖滚滚的娃娃。那一刻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想到那两句“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我甚至想，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像个瘫痪病人，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
光头顶着明晃晃的脑袋在天亮的时候带来一个好消息，他七弯八拐终于找到了J医生，不等我的检查结果出来，当机立断直接抢在元旦休息前把我推去了二十楼。因为那天是12月31日。没有人知道，如果我在急诊室不用任何药物，等到元旦假期结束会是什么结果。
二十楼是院中院，名叫瑞安，是瑞金和香港的合资医院，医疗环境与急诊室天壤之别。在我病情如此危重而且没有任何检查结果的时候，任何一个科室的医生纵然再可怜我，也是不敢贸然收我入院，刚愎下药。瑞安是最好的过渡选择。去瑞安似乎不需要特殊关系。只是，我们从来都不关心这种信息。
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条命。
进了瑞安的第一件事是猛嗑止痛药，先几粒，掐着表观察反应，不管用，然后一把把地吃，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决定用强痛定止痛针，结果悲剧的是，我当时太痛了，以至于神经性抽搐，打针会有自我保护一样的反应，臀部肌肉太过劲猛，针很难扎进去。好不容易扎进去了，护士吃奶的力气都用光了，就是推不动针管。再后来，用了止痛贴，四张。我瞟见护士手里那个包装上写着：四十岁以上非癌症患者禁用。后来，等我可以下地活动，可以整理东西，有机会能读说明书了，才知道这个东西贴多了或者贴的位置不对，会影响心肺功能，有生命危险。
无论怎么说，我可以止痛了。我躺在那张美国进口的电脑升降病床上，听着电脑里的《春江花月夜》，那是光头找来的抗癌音乐。父母侧立在左右，我闭着眼睛非常享受没有疼痛的时光，信口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
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妈先是扑哧一笑，然后流泪了。后来，这句话成了我生病期间的著名语录。
做个有胆气、让医生佩服的病人
J主任是我的主治医生，我非常想用戴着金丝眼镜的干枣来形容他那慈祥而多皱的面庞。他具有癌症科室医生所必需的耐心、乐观和慈爱，艺高胆大，该出手时绝对出狠手下猛药，病情一旦控制住却又非常谨慎，能不用放化疗就不用，毕竟，放化疗没有一样不是剧毒，没有一样是伤你有商量的。
话说抬我入了二十楼，J主任神情严肃地把光头揪出去，门是虚掩的，我依稀可以听到J主任狠狠剋起惊魂未定的光头：“你是她爱人？”“你是做什么的？”“你还是个老师？应该有文化的吧？”“病人病成这个样子，你才送进来，你之前干什么去了？”“我接了好多电话，都是你的朋友让我照顾你们。可我看，你早干什么去了？再晚两天，你直接送太平间吧！”
我听到那番话，好一个幸灾乐祸啊……虽然，祸在我身上。但是有人站在我这边训我老公，指责他关心我不够，莫不畅快。
不过，过了几日，我就畅快不起来了，我发现J主任和光头两人语言对接有问题。J主任作为医生，用的是大众交流语，癌症这种病和其他病症不同，多的是人财两空的事情发生，很多用药是要同家属商量讨论定方案的。而光头，第一次和医生打交道，当头来就是性命攸关的探讨，很容易出偏差。加之J主任可能对这个“置老婆重病于不顾”的麻木书呆子心里很有看法，因此交流障碍罄竹难书。
比方J主任问他：“你们经济实力怎么样？”
光头就会直愣愣地说：“您只管治病，别管经济能力！”
J主任习惯性地托托金丝镜，看着这个穷得连头发都长不出来、只能用家乐福特价九块九的帽子遮住头皮的人，说：“如果我们用赫赛汀的话，一支两万五，每二十一天用一次，常规是动过手术的人用一年，像你爱人这样可能一直要用下去，不能不考虑现实。”
“大不了我一辈子不买房子了，她的命好歹比一套房子值钱吧，我总要给我儿子一个交代。”光头眨眨小眼睛。
我虽然对为救我命穷其所有的光头深表敬意，但是这种说话方式明显过于冲动硬气，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哪怕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对白口气也要柔软理性，否则医生只能感觉你勇气可嘉，或者觉得你不但没有头发，还没有脑子。
果不其然，光头在医生那里没有博得好感，光头和J主任谈过两三次就自甘败阵：“怎么办啊？他不喜欢我……”
光头第一次开始因为不能讨好别人而感觉沮丧：让医生喜欢自己，注重点自己，多花点心思，哪怕是多看一眼，是每个病人和家属多么灼热的奢望。
学会和医生交流，是病人和家属的第一课，也是第一关。更多时候，这种交流技巧对病人很重要很重要，塞红包简单粗暴，需要彪悍的为人性情，于病人家属、于医生都有着莫大的风险。塞红包，病人家属的经济压力大，然而不塞红包，病人家属的心理压力大，若是被拒了红包，那个不安难受忐忑难以言表。相比较而言，言语交流就轻松很多。虽然这点是我弱项，更不懂如何让别人在短时间内喜欢不卑不亢的自己。但是，我是病人，病人直接交流远比家属来得坦荡柔弱。大凡医道中人，多有慈悲心，看到垂死弱病之人难免心生悲悯，即便被病人磕碰冒犯也不太在意。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可以做到让病人直接和医生交流，那么最好直接对话。
不过，据我了解，很多癌症病人自己并不知情，像我这种厚脸皮可以直面生死、和医生讨论自己活两年还是活一年半的病人很少。
真诚鼓励和我一样身有疾痛的同志们，既然我们已经被迫在人生钢丝上悬走，那么不如自己睁大眼睛自己攥紧那根平衡杆，做个有胆气、让医生佩服的病人，让他对你另眼相看。
J主任医术高明，为人和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著名。著名的医生有不计其数的病人，不计其数的病人会让医生分外繁忙，分外繁忙会让医生忘了你是谁。在头两个月的治疗里，我一直被J主任叫作孙娟李娟王娟刘娟林娟，叫我于娟的概率比百家姓任意组合的概率高不到哪里去。起初我还试图去纠正他，后来想通了，无论他叫我什么，我都微笑。我不怕他把我的病情病症搞错，因为我学会了每次见面都能以最短最精确的语言，描述一遍我得了什么病，用了什么药，现在什么反应。
在我抽完血的数个小时后，J主任仿佛踩着风火轮，行走如风地来了：“王娟啊，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决定给你用药了，先把高钙血症对付过去，我们怀疑你至少得了骨溶解症。”丢了这句话，J主任就不见了，我知道他要抢时间去拯救其他病人。我一头雾水，光头把脸贴到电脑上，一手拿鼠标，一手拿检验单，查什么是高钙血症，什么是骨溶解症。
他查到了结果，但是当时没有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高钙血症是指血清离子钙浓度的异常升高，可发生高钙血症危象，如严重脱水、高热、心律紊乱、意识不清等，患者会死于心搏骤停、坏死性胰腺炎和肾衰竭等。我当时已经接近高位指标了，所以有无力、头痛、失眠、食欲减退、恶心、烦渴等症状。
骨溶解症则更为可怕，骨溶解症又称为戈勒姆综合征、大块骨质溶解症，是一种罕见的综合征，迄今文献报道病例也就近200例。因为J主任发现我整个躯干骨发生了多发性骨溶解，尤其是在锁骨、肩胛骨、肱骨、脊椎骨等地方。骨溶解症严重的病人可能会脊柱横断导致截瘫，累及大血管引起大出血。
光头没有瞒住我，因为这一天一拨拨的大中小医生都小步跑来告诉我，不能乱动，一点也不能动，和蔼的女医生告诉我不要起床，不要猛转身，不要弯腰。我唯唯诺诺点头答应，心底暗笑：“我倒是得能起床转身啊，你知道我多痛吗？”
奇怪的是，那一支价值三千多块、豆奶大小的注射液打进我的身体后，我的血钙居然就正常了。不正常的是，那夜，我发烧打摆子41.4摄氏度。之前换病号衣我不能起身穿衣服伸袖子，衣服是前后反穿，后背敞着没有系扣子。高烧那夜我脑袋烧糊涂了，不认识光头了，夜里三点看到这个胡子拉碴的猥琐光头男，又发现自己衣不蔽体，于是双手抱胸一阵狂叫：“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走开！我要叫人啦！信不信你靠近我，我咬死你！”
此事成为我在光头手里一辈子的笑柄。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我的家庭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爸妈没有多少文化，勤劳质朴做个本分人是他们的终极幸福。老公出身蒲柳，和我一个版本，也是苦学改变命运的教书匠。对于这种近乎平庸的平凡我已习以为常，三餐一宿，衣食无忧，想房想钱想课题，我和光头一如小说里所有的夫妻那样平淡爱世俗，老爸老妈一如电视剧里所有的老人一样操心爱唠叨。如此骨肉血脉贴肤相亲的人们，我再熟悉不过的人们，却让我大跌了眼镜：我从来没有想到，碌碌庸庸的家人们深藏在无尽岁月里的，居然是如此强大的内心。
我在诸多止痛药片和止痛贴的帮助下，止住了来自周身时刻骨折般的疼痛，躺在床上望眼欲穿地等着CT引导穿刺的结果。光头顶着颗明晃晃的光头在医院各个楼层上蹿下跳。终于，傍晚时分，他拎着个红色的PET-CT袋子低着头闷声不响进了病房门。
我问：“结果出来了？”
光头闷闷地：“嗯。”
“什么结果？”
“乳腺癌。”
“啊哈哈哈……”整个病房响起了爸爸、妈妈和我一家三口如释重负的朗声大笑。那种久违的如释重负就像某年某月熟悉的考试发榜，虽然分数很差，但是要庆幸是六十分，不是不及格呀。愚蠢而医盲的我和爸妈都高兴极了。太好了，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我不能没肺，不能没骨头，但是我可以没有乳房。乳腺癌，如果我注定是癌症患者，那么，让我勇敢地接受我是乳腺癌患者这一现实吧！
光头推推眼镜没有说话，脸色阴沉得可以滴出水：也许只有他知道，乳腺癌也是可以死人的，而我那时那刻，距离死亡，也许就是那么一线之隔。
“不要轻敌，乳腺癌也是癌症。”光头不忍多说，却不能不说，“情况比我们大家想的要好些，但是乳腺癌转移了，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过，肯定没事，你能扛过去的！”
“哈哈哈哈哈！”反正就是高兴啊，我们一家三口仨白痴哪里管光头杞人忧天，开始兴高采烈去讨论骨癌危险啊，肺癌危险啊，好在我结婚生子了，乳房没用啦。护士进来送体温计，以为我家中了彩票，怎么会那么手舞足蹈、欣喜雀跃。问清原委，原来是刚刚知道我得了乳腺癌。护士没说话，保持着职业微笑。
现在回想，无知是多么可怕，无知又是多么可笑。
不久之后，我发现一张带有光头特有的如同女人般秀气的笔迹的便笺条，非常明显是光头一边打电话一边无意写下的，上面散散落落写着：五年，生存期20%，不容乐观，最凶险，HER-2+的字样。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被铅笔描得很粗：沈坤伟。
我无言地愣了很久，那个时候，我不懂HER-2+的意思，不懂所谓凶险的意思，我甚至简单地认为，100个人里我只有考TOP20，才能活过五年。现在想来，能有20%的概率活过五年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而当年，我无比沮丧。
我把那张字条无声地递给妈妈，妈妈飞速地看了一眼，微笑着说：“咱不怕，咱都不信邪。你肯定没事的。”老爹也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一贯妇唱夫随的他也提提嗓子自己给自己壮胆说：“对，不信！我也不信！”
我没有告诉光头字条的事情，他当时正在废寝忘食地以准备高考、准备考研的精神投身到一堆有关癌症的书里。尽信书不如无书，他一腔热血、一片苦心、一番刻苦的钻研实践，差点让我命丧黄泉，这是后话。
家人的不信邪，大概因为无知。父母认识两个乳腺癌朋友：一个和我妈妈年纪相仿，存活二十多年，硬朗得打得过我爸爸；另一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取了一样的名字，早我两年得病，如今已经去上班了。所以，理所当然，在他们眼里，乳腺癌如同崴了脚脖子，躺几天就好。他们不知道，乳腺癌也是会死人的。
然而此后一年多，当我的病友一个个轰然倒下，父母、公婆和光头的种种反应让我油然生敬：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从来不担心我是下一个，从来不担心我会有一天撒手走掉。他们只是每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满心欢喜地憧憬和期待着我重新站起来的情形。老爹每日四点半起床，熬中药、熬灵芝、熬五红汤、熬枫斗水、熬绿豆水，然后瓶瓶罐罐装好挤第一班公交车、挤第一班地铁送到医院或我租的房子。光头严格遵守土豆教给他的《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除非特别脱不开身，一般都是他守着，喝水喂饭端屎端尿，我睡多少夜医院，他睡多少夜躺椅。病友都笑我高档，拿个博士副教授当丫鬟使唤，听他一边扶着便盆一边给自己带的博士硕士布置实验，一帮老太太连番感叹，啧啧连声。我妈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却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着我，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在山东，做她那摊事和我在山东未竟的能源林公益。她是我亲妈，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在继续”的有条不紊，以及社会心愿的未竟之事有人继承，不是多一个人伺候屎尿。我理解所有的所有，虽然我们母女没有比心有灵犀更多一点语言去交流。妈妈说：“我明天回山东。”我说：“好，你走吧。”
我知道她在为我做什么，犹如她知道我懂她为我做的一切。
家人的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其实堪比良药仙丹，那种难以言表的强大内心也许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这个无声的舞台上只有我在孤军奋战，但是我有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有关“是否做手术切掉乳房”的讨论
确诊之后，处处为病人着想的J主任风风火火冲过来，把我从二十楼的瑞安搬到了二十二楼。这不是两层楼的区别，这是全部按照香港标准自费和纳入社保三甲医院的区别。粗算算，我在二十楼一个星期烧了四万多不到五万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对我的处理只是止痛、打择泰降低血钙。说实话，瑞安医院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非常感激瑞安温暖、安静的病房，温柔轻语的漂亮护士，哪怕只给我安慰从来没有太多建议的医生们。这段等待确诊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为脆弱和无助的时间，是瑞安给了我足够适应过渡的空间和时间。国内其实非常缺少有如此理念和硬件的肿瘤中心，哪怕不做别的，只是给肿瘤病人内心的抚慰和单一的止痛。
这家医院半年后因为贩卖药监局未批准的肿瘤药物而被迫关闭，卷入无尽的官司纠纷，对此我深感惋惜。
我的病床被推上二十二楼。两张床兴师动众地并排在走廊，我吃足了止痛药，贴满了止痛贴，所有人看着我用了半个小时一点点一点点挪动着换床。想当年年纪之轻、病情之重轰动了整个楼层，也算得一时间的新闻人物。在阿姨们的啧啧惋惜声里，我微笑着说：“阿姨，你们别看耍猴了。”不知道当年围观看猴的病友还有多少活在人间，又有多少已经驾鹤西去。
往事不堪重记省。
二十二楼，是个乳腺诊治中心。全部是乳房问题女，一个个年龄各异、被割了乳房的少奶奶拎着引流管散步是二十二楼的一大景观。妈妈喜滋滋跑进来说：“这里好多好多乳腺癌啊，都活得好好的，就是割掉二两肉嘛，咱不怕……”
同病房有个四十七岁的大姐，听了妈妈的话，又看看病床上的我，连连摇头：“啧啧，那么年轻，动这种手术，她老公同意吗？”
“为什么不同意？”我没心没肺地问。
“我老公就不同意我切除，所以我做了保乳。喏，三年半复发了，唉。”阿姨恨恨怨怨。
其实良久之后，我才知道，保乳与不保乳，与复发和不复发根本没有相关性。但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压根儿没有能力去安慰和平复阿姨的心。
OK，我是不是要做所谓的切除手术呢？光头当时在奔忙我的转院手术，我的内心开始翻腾，开始思考如何去和他商量这个原本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模糊的人。我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好玩的人和不好玩的人、强人和凡人等诸如此类依照人的品质性情的分类方式，男人或者女人的分类法，只有在公共场合去WC才想到。当然也有例外，在欧洲和师妹们旅游的时候，女用洗手间排起长龙而男用卫生间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会理直气壮一脚踹了门去男卫生间，倒不是特别内急，而是认为自己的时间不该用在等别人撒尿上。
虽然就客体肉身来说，我是个虽不标致但是非常标准的女子，然而意识形态上我却一直非常茫然于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定义。研究生期间选过性别与社会之流的专业课，仍丝毫不能帮到愚钝且死活开不了窍的我。不谙风韵，不解风情，哪怕偶尔意外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做女人是需要天赋的。我很佩服那些把自己作为女人的资源用到极致，哪怕没有实体资本却可以营造女人魅力的女人。我怕是这一生踩了风火轮，也难以望其项背。所以，窃以为，女人没有乳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没有乳房更没有什么大不了。人生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胸前四两肉，那么岂不是太不好玩了？
但是我不能不问问光头的想法，因为我曾记得婚后不久他坦言对我的一见钟情，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他提到，曾透过男式T恤和背带裤目测到我至少75B，并且试图用数学公式去推断上凸弧形。
事实上他错了，我穿75B的罩杯有点小。我在选择罩杯的时候总是要纠结一番，75C有点大，75B有点小，想来不喜欢罩杯有点空，于是会去买B。反正也没有不舒服，只是会扑出来点而已。也许所有女生下意识里都喜欢盆满钵满，连我这个没有性别意识的伪女子在内：女人的bra犹如男人的钱包，男人谁也不会嫌钱包厚。但是男人的钱包扑出来顶多丢点钞票，而女人若是选小点的bra让乳房扑出来，却很有可能因为气血不畅而瘀滞成了乳腺癌、纤维瘤。
我小心翼翼问光头：“如果我需要动手术，割掉乳房，你同意吗？”
光头当时在把便盆放回床架，他抬起明晃晃的光头，非常惊异地问：“为啥不同意？割掉割掉割掉！！”那口气，就像发现菜篮子里有个烂了一半的发霉西红柿，赶紧扔，唯恐扔得不快。
“嘿！嘿！嘿！你能不能装出一点丈夫对妻子身体的留恋？毕竟我还是个75B+好不好？弧线你算过啊，难得的。”
“有啥用？儿子都喂好了呀。”
光头有时候经常会让我陷入无语状态。他和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脑里除了化学方程式就是化学方程式，有时候我很难找到自己的试剂去和他发生反应。但他和我在现实里却是一对和谐夫妻，这点让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旦我陷入无语状态，光头就会格外重视，以他的化学头脑，很难猜想沉默的我的想法。于是我的沉默经常会引发一场长谈，或经典精彩，或陈庸无趣。不过自得病起，我们共同经历了是否割掉乳房、是否舍弃卵巢、是否需要卖掉房子的讨论，每次都会让我对这颗充满化学分子式的光脑袋油然生敬，并由此去思考“男人到底是什么”之类的哲理问题：我实在太不懂，太看不懂男人了。
光头和我有关“是否做手术切掉乳房”的讨论，详细描述了一个二十二岁男孩成长为三十七岁男人，对于异性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因而让我有机会了解一个二十二岁男孩对待75B+的猥琐想法，以及三十七岁男人对女人的本质要求。他说他已经不再是二十二岁了，不再是看到女孩的“S”曲线就会血脉偾张的年纪，如果一个男人到了三十七岁还去计较女人胸部到底几两肉，无疑只是下半身思考的男人。他说他只在乎我活着，让孩子有妈，让他有老婆，哪怕只有聊天讲心事的功能。至少，他知道心放在哪里，每天就会很安心地睡去，夜里抠鼻子，也会在黑暗里被背对背的我发觉并笑骂的感觉很好。
也许，夫妻就那么简单。
也许男人有很多分类，嗜肉的食草的天性使然，只有种类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前者喜性爱，后者爱思想。光头是后者。或许我十七岁那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能彻底信任我的75B+是否可以跟随我一生，但是我能保证我的性情思想永远属于我。
“我尽量起床看看吧”
正当我们调整心态、踌躇满志准备好了一切，问J主任我什么时候做手术的时候，J主任有点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你？你做什么手术啊？那么年轻，割掉多可惜，留着吧，我们直接给你化疗吧。”J主任很忙，丢下这句话便步履生风地走开了，他的时间是病人的生命。我使了个眼神，光头连忙追出去问个究竟，然后无功而返。或者他问到了什么，只是当时没有告诉我。
总之，我是个错过手术机会、癌细胞弥漫整个躯干骨的晚期病人。乳房上那点子癌细胞去不去掉根本可以忽略不计。舍掉乳房都成了奢望，我当时真恨不得可以把自己很是喜欢和骄傲但现在却给我带来无尽病痛和绝望的乳房一把抓下来喂狗。算了，不喂狗，免得小狗得乳腺癌。
然而决定了化疗之后，我又遇到了重大挑战：我的乳腺癌，是通过CT引导下的骨髓穿刺骨的转移灶确诊的，95%应该就是乳腺癌。然而我乳房上的肿瘤太小太小，不如一粒花生米大，摸上去似有似无。金晓龙主任提醒我们最好是有原发灶的穿刺才能100%确定，否则万一上了化疗，原发灶消失，而以后又复发，会造成不能确诊到底是不是乳腺癌的情况。虽然概率很低，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一个字——死。
然而，我那个原发病灶太小太小，即便穿刺，也有可能逮不住它。二十二楼负责放化疗的L医生是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阿姨。可能是可怜我的年轻和病重，她对我很是优待，她揪来了光头字条上的沈坤伟。著名的沈坤伟一进病房，痛得龇牙咧嘴的我就乐了。他是个准光头，中间溜冰场四周铁丝网的那种，非要用地方支援中央的策略，用有限的头发遮盖无限光亮的光头。
人若是病了，若是失去健康了，会主动丢弃很多东西。那个晒了bra没收好的羞涩的我，袒胸露乳，任所有的乳腺癌医生摸来摸去按来按去。沈坤伟摸了半天说：“难度挺大，不过很可能穿刺穿得出来。”
我很勇敢地说：“我去穿刺。”这件事，我很勇敢，因为，当时我全身剧痛无比，根本不能移动分毫，去穿刺意味着我要再一次经历CT引导下穿刺的苦痛。事实是，上天总会奖励勇敢的人。第一次化疗之后，我的原发灶真的如期消失。八次化疗之后，准确地说，我是在打第六次化疗的时候，我又真的复发了。若没有这一次的拼死穿刺，我真的死定了。
定了做穿刺手术之后，冲进来两个男医生，帮我安排穿刺。其中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声音也瓮声瓮气。我从心里很怕很怕他。医生交代几句，便出门去。只听邻床的病人家属说：“啊哈，是屠夫王建帮你做手术啊！你走运啦！”
我不懂这“走运”二字的具体含义，不过我觉得家属送他的外号极其恰当。不久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我的走运：我的肿瘤太小，穿刺穿了十几次，把整个左乳房和腋下打成了蜂窝煤，同时还发生了穿刺打出了麻药区的悲惨故事，另外一个医生愣是没有逮到我的花生米。而面相如屠夫的王建，接过那个让我瑟瑟发抖的穿刺机，轻松两下搞定。这倒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虽然他能肯定他逮到了癌肿瘤，但是还是自己飞速送去检验室做冰冻切片，给我盖了条被子躺在手术台上等待结果。那时赶上吃饭时间，小护士们和那个最先失手的医生都去吃午饭了，只有他陪着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为啥一直让我躺在手术台上，直至后来他亲自跑去取了我的加快切片结果，才如释重负地说：“走吧！回去吃饭！”他说他虽然99%肯定穿刺穿到了，但是还是怕万一判断失误，如果没穿到，他可以接着帮我再做。他知道我折腾一次上一次手术台的难，他也知道这一次穿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此后住院，我又几次遇到了面如屠夫心如菩萨的王建，他只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地打着哈哈，他是威海来进修的医生，五一之后回了山东。至今我从没有机会感谢他，感谢他的妙手，感谢他的仁心。
谢谢你，王建。我自生病，流泪次数有限。然而回想此前手术台上的一幕幕，回想你看似有一搭没一搭，而实际在帮我放松心情、抚慰紧张的一句句，我便泪流满面。
王建帮我穿刺出来罪魁祸首，我便进入了化疗阶段。
对于化疗，无甚好说，没有经历的人会认为很可怕，发须落尽，十指发黑，形容枯瘦，寝食难继。然而对化疗过的人而言，也无非就是发须落尽，十指发黑，形容枯瘦，寝食难继。
世上很多事，没有经历之时，你会认为非常可怕惊骇，而确确实实落在你头上，需要你迎头赶上，你要知道，万事无非如此。世上万事并不可怕，你认为可怕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可怕。
化疗药物有千万种，搭配方案有千万种，而各形各样的人有着千万种不同的体质，化疗的反应差别之大让我大开眼界：我看到过打了化疗每日吐二十几次、每次都吐得出胆汁的李阿姨，别说下床，说话都有气无力；我也遇到过打好化疗立刻生龙活虎下床去赶着打麻将的大姐大；我遇到过化疗一定要吃甲鱼黄鳝，一顿不吃就觉得自己命在旦夕，肯定撑不过今晚的李妈妈；也见识过三天化疗三天就只喝开水的曹姐姐。
我的化疗反应并不是最为痛苦的那种。在病房里，遇到的痛苦的人多了，也就不认为自己痛苦了。虽然在别人眼里，我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但是，活着，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的方案应该也算作常规方案，环磷酰胺、泰索帝和表阿霉素三者齐上。我的不常规在于，每一种药物我都是用足了人类的最大耐受量，并且初期见效，后期一边打化疗一边指标飙升，打到人实在不能继续承受，只能选择赫赛汀。我的反应也算得常规反应，前三次化疗的前三五天会呕吐呕吐再呕吐。然而非常规的受罪在于我是全身躯干骨转移，化疗呕吐，我不能起身，不能翻动，不能大肆擦洗。脏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每一次呕吐都会带来整个胸腔腹腔的骨痛。现在想想，也就会心一笑，没什么大不了，过来也就过来了。
最初我的化疗效果不错，全身骨痛逐渐消失，开始能慢慢在床上拉着床栏转身、翻身，床摇起三十度也能倚床而坐了。然后一个个医生鱼贯而至，非常严肃地警告我：你可不能动，尤其不能下床！你的脊椎骨都是黑色的，就像树干被虫子蛀过一样，都不承重的，万一折了，全身瘫痪，生活质量就会很低。
没人知道我对这句话的真实感受，我的脊椎骨已很难承受我自己的躯体。更没有人知道，一年后的某日，土豆在小区玩，突然一辆车冲出来，我忘记了自己全身是虫蛀的整副骨头，一个箭步冲过去，抱起三十八斤的土豆快速趋至楼门口。我知道我不能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但这是本能，不容思考。
当年的我想不到一年之后的样子，只能乖乖就范躺着，直到J主任百忙之中想起我，突然冲进病房发现我仍然蜷缩在床上，便说：“于娟你可以起来了，你躺着像只大象一样，消化排泄系统都会出问题，我怎么医你？”
我怯生生地说：“医生不让我起来。”
哪里知道这位骁勇的J主任立刻一阵风一样冲出去，叫来该楼层所有在值医生围了我床一圈：“你指出来，谁不让你起床的？你不起床就回家躺着！”我飞速浏览了一下满眼的白大褂，发现每个白大褂都非常小心地交代过我不能起床，于是只能做了个无奈苦脸：“我尽量起床看看吧。”
然后，在吃了三根虫草的一个午夜，我吊好盐水，按捺不住全身的不适，突然坐起身来。那是我进此家医院后第一次坐起来看到这个房间的全景。第二天，我站起来了。
脊椎骨没有断。
命，我所欲也，卵巢亦我所欲也
J主任让我站起来有让我站起来的理由，同时，他也有让我站起来的手段和杜绝我脊椎断折的防治措施。那就是：把重要的承力骨放疗。
因为我的CT、骨扫描结果都非常悲催，整个图放眼望去一片漆黑，犹如一棵经年被虫子啃蛀的树干。J主任在CT定位室的玻璃隔间坐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放疗是双刃剑，虽是治疗手段，但也是杀人利器。我的情况若较真儿考虑，该实施放疗的地方都放疗，那么我会变成一头名副其实的烤乳猪。
J主任行走如风地从玻璃隔间跑出来，对躺在CT床等着放疗定位的我说：“于娟，你有小孩了吗？”
“我有个儿子，十四个月。”
“呃，那就好。”J主任微微笑了笑，“于娟，我要和你商量个事，我准备把你去势。”
“什么是去势？”
“去势，就是把你的卵巢放疗放掉。”J主任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平静，但是也不禁有些动容。
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反应和表情。J主任也没有想到，因为在他眼里，我是个凡事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异样女子，没有几个三十岁的年轻女子能满脸笑容捧乳挺胸要求手术切除乳房的。我的反应可能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是，我在乎卵巢比在乎乳房多得多。我的世界观里，从来都认为深沉内秀比闪烁外华要珍贵和重要。若高低两档服装店开仓让我免费任取一件内外衣，我宁可取CK的内衣森马的外套而不是相反。虽然世间女人都在丰乳塑形，但我真的从来不在意乳房的去留。虽然世间女人较少在乎卵巢这个零件，但我真的真的不想去触碰深埋在我体内的女性性征。
“那好，我放你一个月，今天不给你扫掉，看看后面一个月的治疗效果，不过这件事你要考虑考虑，万不得已，我只能扫掉它。因为你的病和雌激素过高有一定关系。”J主任叹了口气，不无人性化地说。
自我得病，每时每刻都会遇到诸如此类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有时是心理的，有时是生理的，有时是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患，或许真的送我进了熔炉，粉身碎骨熔为熔浆之后，重塑新生。
那段日子，我和光头谈论的话题很多都是：我要不要去势，舍弃我的卵巢。
如果说在切除乳房这个问题上，我和光头看法一致、战线统一，那么在卵巢问题上，我们绝对是分庭抗礼、各持己见。我太知道卵巢对女人意味着什么，那绝对是致命的生殖功能性，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乳房装饰性。我还想再生一个女儿呢，我还想申请哈佛的两年访问学者。切除卵巢，等于我从此丧失了女人最内核的能力。而且，我非常明白，没有了卵巢我就只能等着自己急躁、激动、忧郁、记忆力减退、思想不集中，还会疑神疑鬼，血压升高、心悸、头晕、全身乏力。还有，我会突然老得很快，三五年之后，我和光头一起出去，别人会以为我是光头他妈。而此前别人从来都是把我当光头的女儿。
光头不然。光头说他不在乎我老得快，不在乎我还能不能再生孩子，他只在乎我，只在乎我活着。一句话：命，我所欲也，卵巢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卵巢而取命者也。
这段经典而又精彩的辩论有幸被我摆弄录音笔的时候无意间录了下来，有时候听听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多么可笑，那时候命悬一线，小命都难保，还去想啥老得快。老就不错了，人能活到银发苍苍，回头想想点滴一生，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卵巢问题我纠结了很久，这对年轻的我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取舍的事情。是完整地死，还是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这在当时真的是个问题。然而过后，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可笑，人活着若是为自己，死一千次我也是死了的，但是人的确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我的人生使命刚刚开始，无论如何，我要为养我的父母履行生养死葬的为人子的责任，而不能让他们老而无依。我要为十四个月的儿子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我把他带到这个世间却对他撒手不管，我做不到。光头，不去说了，我觉得没有我，他也能活着，只是重新再找一个，搜寻成本和磨合成本比较高而已。
所以，我似乎应该像刘胡兰一样仰天长笑：乳房诚可贵，卵巢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
为了活下去，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呢？
我的庆幸在于，这只是一场心理准备战：一个月后，我的治疗效果非常好，J主任从此放过了我。我仍有我的卵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是完整的女人。我真的庆幸自己的犹豫，感激J主任的仁慈。
逃过了去势，但是我逃不了放疗。
放疗，病房里俗称照光，是癌症三大治疗手段之一。是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抑制和杀灭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病人在手术前先做一段放疗，可以使肿瘤体积缩小些，便可使原来不能手术的患者争取到手术的机会。对我这种晚期癌症患者，放疗属权宜之计，通过姑息性放疗达到缓解压迫、止痛等效果。
放疗过程不痛苦，但是结果很可怕。
还没有给我安排放疗的时候，病房有位江阿姨正在承受放疗之苦。她放疗的部位是胸前颈下，常规剂量，常规放疗次数，常规反应。那个常规反应看得我毛骨悚然。一块活生生的女人前胸，照光照得像放入烤箱的烤鸭。原本保养得非常白皙细腻的皮肤，表层被烤得黑焦黑焦，皮肤因为缺少了必要的水分，所以皲裂开来，皲裂的纹路丝丝缝缝里露出成点成片带血色的白肉。我不想戏言说是外焦里嫩。但是我看过一眼以后，从此再不吃烤过的肉类。
除了自己，没有人懂得一块胸前的肉被烤成那个样子的切实感受。江阿姨去问医生怎么处理，医生告诉她去涂紫药水。没有想到这个紫药水不涂则已，一涂还真惊人。外面的表皮看似处理了，不再流肤下的白色体液和脓水。但是烤焦的那层皮下面，烂得更可怕。好在这事发生在神通广大的江阿姨身上，她不再迷信大上海的名牌医生的光环，转投家乡小镇医院，每日跑去小医院的烫伤科，选择一层层清理死皮，一层层擦干脓水。时间能带走一切痛苦，无论你当时认为这痛苦是受不了还是受得了。时隔不久，江阿姨花枝招展地来复查，那片烤焦的颈部围了条花枝招展的丝巾，竟全然看不出曾经的折磨淬炼。
其实杀头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杀鸡儆猴。放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看着前面的病友被烤焦。我的悲哀在于，我总是那只看过杀鸡的倒霉猴，总是那个眼看病友受苦受罪然后排队到自己亲历酷刑的病人。
J主任给我放疗的地方是腰部承重骨，然后我的后腰无可救药地烤焦了皮，背后那块皮肤变得又痒又麻。我似乎总是要迎接巨大挑战的特例：我的骨转移太多太严重，我站起来已经是无数医生的争议，所以我必然躺着的时间比较多。其次，因为用药，我开始一身一身地出虚汗，家人从家里拿来被单垫在身下，一天换两三次的床单每张都拧得出水。在早春二三月的日子，一个每天卧床超过二十个小时的浑身出汗的癌症晚期病人，面临腰部背后被烤焦的难题。不说成片烤焦的伤口发炎浸汗，就是得个豆粒大的褥疮，我当时在经历重度化疗、白细胞只有1000的羸弱之躯都未必扛得过来。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但是也过来了。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耶稣受难三日后，是复活节。我不是伟人圣者，但是我知道再苦再难的日子，时间都会让它成为过去。
因为化疗和放疗交替进行，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吐无可吐，晕无可晕。我没有坚持做满J主任给我开的放疗次数，后来身体勉强能支撑，就去咨询J主任。他给我的建议是去取消预约、退回钱款，而不是鼓励我坚持做满最初的诊断：“你以为放疗是个好东西啊，能不做就不做！”我越发喜欢J主任，因为他对病人的身体都很珍惜，他从来不肯多用一点点的药、多用哪怕一次的光。虽然，他从来都记不清我的名字。
我的悲剧在于，一边接受化疗，指标一边升高。然而求生和无知让我在指标还在升高的情况下，咬牙接受了身体所能承受的化疗次数。直到最后，只好用上赫赛汀。
赫赛汀是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重量级核武器，就像二战时期的原子弹。一个小小的眼药水瓶那么大体积的赫赛汀就价值两万五，而且不进医保，完全现金支付，匪夷所思。但是它是靶向药物，它有用，它的副作用比一般化疗药物小，于是有无数像光头这样的病人家属穷其所能去找钱，卖房、借钱、背债，就为了这么个小不点瓶子，好让自己的亲人太平二十一天。
理工科出身的光头捧着说明书狂啃，然后忧心忡忡，虽然医生告知我们赫赛汀毒副作用小，很安全，但是说明书上还白底黑字赫然写着：
整体：腹痛，意外损伤，乏力，背痛，胸痛，寒战，发热，感冒样症状，头痛，感染，颈痛，疼痛。
心血管：血管扩张。
消化：厌食，便秘，腹泻，消化不良，胃肠胀气，呕吐和恶心。
代谢：周围水肿。
肌肉骨骼：关节痛，肌肉疼痛。
神经系统：焦虑，抑郁，眩晕，失眠，感觉异常，嗜睡。
呼吸：哮喘，咳嗽增多，呼吸困难，鼻出血，肺部疾病，胸腔积液，咽炎，鼻炎，鼻窦炎。
皮肤：瘙痒，皮疹。
光头抓狂了，在走廊里像只被关进风箱的小耗子来回走了几趟，最终下定决心找医生去进一步落实，然而所有医生的回答都如出一辙：放心吧，你如果较真儿，看任何药物说明书都要先吓死了。我们这里多少病人打过赫赛汀，一个出问题的都没有，史无先例，你怕啥？
我的不幸在于，我成了瑞金医院史上注射赫赛汀有反应的先例。
药剂稀释之后变成了一袋豆奶大小的透明溶液。起初静脉滴注很是平静，不到五分钟的样子，原本躺在病床上闭目养神的我胸腔开始莫名发冷，感到周身所有的经脉血液五味六感开始全部收紧到心脏，四肢感觉冰冷而丧失了所有知觉。我费尽全身所有气力硬撑着支起身子，捂着心脏，但我已经说不出话。我心里非常明白，我出现了说明书里5%患者才出现的不良反应。
光头一跃而起，抓了呼叫器狂按，然后飞奔出去请救兵。好在平素和我们很熟悉的X医生还在。有点驼背的X眼镜医生据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抓了血压计从护士台往病房里蹿。而命大的我摊上了我的老乡董晓晶是当值护士，没等医生发话就哗啦啦把救命救急的东西往托盘里扒拉，紧跟着X医生跑来，第一时间给我打了N多针。
我没有脉搏了，血压貌似低压24，高压还没有正常人的低压高。
然后一堆堆的护士医生跑过来，然后我被扶起来打针，按倒在床打针，翻过屁股打针，抓出胳膊打针，我当时不记得清晰的情况，但是我知道莫名其妙被打了好多针。
无数不知道是啥的针打下去的反应更难受。X医生和C医生很怕我出危险，下班还不敢走，一直守着，一直等到我有了脉搏，有了正常血压。虽说赫赛汀有反应，但那是能救我命的唯一撒手锏，不滴注也没有其他办法控制病情，想想头顶上那袋豆奶价值两万五，不要了毕竟不是两块五，左思右想，扔掉于心不忍，还是继续坚持。
然后我开始发烧，39摄氏度左右，粒米不进。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我都有。好在能喝水，饮驴一样地喝水，绑上了心跳和呼吸的那种检测仪，混混沌沌躺在床上三天三夜。
不知道那三天三夜，我的家人是如何熬过来的。
略去所谓的惊险与苦痛，写赫赛汀的经历只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忽视所谓5%的概率，做好一切防范准备去预防少有的不良反应出现。买彩票中奖概率那么低，还是有人能中奖，药物过敏的5%比中奖概率高多了，万一中奖，万一不如我那么幸运，有X医生、C医生和晓晶护士当值，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是黑夜里在悬崖间踩钢丝的病人，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小错误和小概率。
黄山受骗记
我曾经一度犹豫是不是把下面的文字写下来，因为我将要写下来的经历，充分暴露了我和光头对医学科技的无知，对自我判断的偏执，对求生的贪欲，希望癌症一招搞定三月痊愈的偷懒。然而，我想，若是不写出来分享给世人，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被谋财，被害命，会有更多的人不知道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癌症，不是猛虎苛政，甚至不是日本地震，而是人心，识破人心惊破胆的人心。
我在医院认识了很多病友。病友关系不同于其他朋友、同学、同事的社交关系：它类似战友，却又不仅仅是战友；类似师徒，却又不仅仅是师徒；类似兄弟姐妹，却又不仅仅是兄弟姐妹。人与人若有共同点，会彼此吸引得很快；人与人若有共同病症，会彼此怜惜理解得很快，所以，我在瑞金医院半年结交的病友，情分不比和我朝夕相处十几年的哥们儿姐们儿差。
其中有一个刘姐姐。
刘姐和张哥曾经一度也是二十二楼的著名人物。这对小夫妻的著名更多来自张哥，一个和光头同年的胖娃娃脸小伙子。他们是常州人，酒店厨师和餐厅招待员的爱情故事。刘姐一病四年，巨大的经济压力，活生生把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二级厨师逼成了一个高素质高科技的纳米吸波材料企业家。由此可见，有人能把灾难变成转机，有人会把转机变成灾难。我和刘姐年纪相仿，同病相怜的苦命姐妹，张哥和光头同年，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我们都各有一个儿子，她在儿子十五个月大的时候查出乳腺癌，而土豆十四个月我便一病不起。太多相似，让我们两个家庭彼此信任，彼此支持，彼此加油。
话说我继续打赫赛汀，光头把心提到嗓子眼守在床边寸步不离的时候，张哥的电话来了，第一句话带着哭腔：“赵哥，我们有救了。”
刘姐比我悲催，我打赫赛汀联合化疗，她打阿瓦斯汀联合化疗，两家比着烧钱，不过她比我不幸，停了化疗只打阿瓦斯汀都不行，肺转移病灶仍然不停长大。化疗若是能解决问题，癌症也就不是绝症了，于是走投无路的人四处寻活路。然后出现了一个此番故事的关键人物，刘姐妈妈的同事陈病友，此番事件里，她一直为自己化名陈圆圆。
陈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乳腺癌晚期患者，曾经一度在出租车公司和刘妈妈是同事，结婚离婚，结婚离婚，自己还开鞭炮厂，鞭炮厂爆炸炸死了工人，惹上了官司，如此云云。这些故事我们都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她确确实实是个乳腺癌晚期病人，五年前癌细胞到处转移，可是，她医好了，现在活得像个正常人。刘妈妈亲历了这个过程，因此刘妈妈求她给条明路。
陈说：“我是杨神医看好的，现在我和他一起行医看病。你让女儿赶紧来，有病友一起最好，相互照应，心里也有底数。”
虽然岳母极为看好此事，但张哥有点犹豫不决，特意开车走访了陈病友和杨神医介绍的几个病人，看样子好像是那么回事。张哥致电光头，以证其实。
光头接了电话，推了所有的事情，大热天连件替换衣服都没带，就火速赶往常州。陈说杨神医经常在外云游行医，见之一面犹见天颜之难。
数天后，光头回来了。光头说：“我觉得靠谱。”
杨神医称自己得过淋巴癌，自己把自己医好了，然后他的治病理念是：饥饿疗法加中医治疗。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控制病人饮食，只能吃葡萄芋艿，切断癌细胞供给的营养，然后以中医杀灭。他的中药，从养肝开始，从血液里根治癌细胞，非但肿瘤可以消失，就是血液里也决不让癌细胞有残留，所以经他治疗的病人绝不复发，绝不转移。
我们信了，确切地说，光头信了。人但凡有欲望，就会辨识不清真相，就会误判，就会被骗。哪怕这种欲望，仅仅是求生。
现在回想，存在就是合理的。之所以世上有一帮专门骗取癌症病人钱财的骗子能得逞，是因为没人对癌症有患病经验，没人对得癌症有充足的准备和了解。即便手法再低俗的骗子，稍微准备个几日，骗骗毫无经验的病人和家属，那绝对是如同探囊取物。金贵银贵不如命贵，癌症病人和家属是最缺钱的，但也是最舍得花钱的。若是你对癌症病人说花钱能买命，不说病人本身，病人家属就会立马卖血剜肉割肾换了钱捧给你。病急乱投医是古语，是病急之后很难绕开的传统骗局故事。
更何况，有时候很多骗局是很多人合伙精心设计的一场连环计。
杨神医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常州人，长脸颊，戴茶色眼镜，微微秃顶，事后得知他仅仅是一个什么厂子或者学校的校医，还辞职很多年了，所以，没有行医执照。初见他，我心里很是嘀咕，本能反应真的不敢也不想相信他。然而大势所趋，只能就范。毕竟，就像刘妈妈说的，我们这种病，如果医院有办法，化疗能做得好，就不会是绝症了。
杨神医很是神奇，听了我的病情后告诉光头，必须马上由他治病，再拖病情延误，他就不接手了。他建议我们到黄山一个村落去治病，那里山好水好空气好，有利病情调理。同时他说：“如果去黄山，我保证三个月根治。如果不去黄山，在上海吃我的药也可以，我估计只能保证你五年内不复发。”
如果都不计花费去治病了，那么我没有理由留在上海治病。一番生活两番做，为啥留给它一个五年后复发的机会呢？我心一横牙一咬，去黄山。
光头借了志军大哥的商务车，晃晃悠悠带着全身骨转移的我，去了那个距离上海开车差不多一天的黄山深处。从山脚下上山，只有一条小路，窄得商务车险些开不上去，上山和下山同样需要走将近两个小时蜿蜒环绕颠簸忐忑的山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在玩命，我的骨头若是开车颠簸稍微一个不慎，就是全身瘫痪一世卧床。
我玩命拼命地想活下来，就像刘姐姐、金伯伯一样。然而，他们不如我幸运，因为他们拼命上黄山活命的结果是下了黄泉。此次去黄山治病的三个人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据我所知，看到我们去黄山求医尾随而去的人家，也通通是人财两空的下场。
刘姐姐早我五天进山。杨神医给我们的方略是禁止吃任何食物，除了芋艿和葡萄。他专门派一个叫作李忽悠的人负责我们的饮食药物。李忽悠称他是两年前的胃癌患者，杨神医帮他医治痊愈，为了报恩来帮杨神医治病救人的。我们长期观察这位得了胃癌的李忽悠先生，发现他每顿吃三碗米饭，能一个人扛着大冰箱在村民间搬家，而且还时不时在村里偷个南瓜啥的。不说胃口体力，这远非一个得过重病经历过生死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李忽悠的所作所为罄竹难书，若我有时间精力，我会把这段日子写成纪实小说，太多戏剧，太多故事，太多人性。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在黄山经历了一场电视剧。
但是下面我写的不是电视剧，我写的是人间真正真实的悲剧。
我们的食物药费是一个月三万五，但是只能吃芋艿和葡萄。芋艿是很差很差发黄发芽的芋艿，葡萄是很差很差脱落吊串的葡萄。金伯伯的女儿金子姐姐曾经因为李忽悠只给我们不新鲜的葡萄而把新鲜葡萄一直放在冰箱里不拿出来和他数番争吵。而我和刘姐姐选择沉默，我们开始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从山下运来新鲜的葡萄、芋艿，然后共享。张哥来黄山探病，拖了六十斤芋艿上山。光头一个人上山背的都是各种品种的葡萄。
没有人知道一个做过十次化疗的人两个月内不吃一粒米一滴油，而仅仅吃芋艿、葡萄的感受。我唯一能说出来的感受是，我现在看到芋艿、葡萄四字都会从体内深处开始反胃呕吐。杨神医告诫说，如果乱吃八吃，哪怕吃一口其他东西，也是功亏一篑。事后我曾经一度推测，或许杨神医就是赌我们死活熬不过去，肯定会吃其他东西。因为他起初说二十天以后可以吃其他果蔬，二十天的时候说还要再坚持二十天才能吃其他果蔬，四十天的时候说：“你们病情不一样，还要坚持二十天。”一直等到刘姐死去，杨神医消失，我们仍在只能吃葡萄和芋艿的阶段。
同志们，请围观真正的愚昧。我！我！我！请围观我的黄山受骗记。我是周身满目疮痍的晚期病人，同时我是昏头晕脑上当受骗的典范。切切不要走我走过的路。
黄山的白云深处，一派田园风光。那个村落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杨神医选择到那里养病是有道理的。不过，风景秀丽到底不能当饭吃，现在若谁告诉我什么秀色可餐，我肯定要跟他急眼：无论风景多好，帅哥靓女多好，人若是不吃饭，饿到最后，只有两眼发黑，除了黑就是黑，还有啥颜色能看到？仅能看到的黑色能“餐”？
话说许多骗局都是真假参半，若没有一丝半点的真实，那么很少人会真正走到最终的受骗结局。得癌症的人是酸性体质，需要碱性食品，光头研究发现杨神医给我吃的芋艿和葡萄都是强碱性食品，感觉这事情是靠谱的。断食饿死癌细胞也是很多偏门中医所提出的。于是虽然心疼，但是为了让我能长久活下去，父母一边吃饭，一边含泪看着做过十次化疗的我挨饿流口水。
断食的最初几天，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而且精神似乎越来越好，可以走几百米的山路去看小瀑布和溪水里的小鱼。而且金伯伯和刘姐姐可以触摸到的实体瘤的确开始有些松软，一行同治病的病人家属齐声叫好，相互鼓劲：这下我们是找到活路了！大家都盯着刘姐姐的胳膊，盯着金伯伯的腋下，是的，那个肿瘤的确松松垮垮的，却从来没人意识到，我们整个人都是松松垮垮的了。
此后的日子，金伯伯、刘姐姐和我开始呕吐，吐啊吐。杨神医当时安顿好我们就赶往上海、无锡、常州云游行医，陈病友亦要行医和安抚病人，也离开了黄山，留下的李忽悠不懂四六，于是打电话求医。杨神医说：对的对的，就要这样吐，这样有反应，证明药物有效，是好事呀！
过了几天，金伯伯、刘姐姐和我开始吐白沫，哇啦哇啦地吐，因为不吃东西，吐出来的都是白花花的泡沫。光头当时不在我身边，听说此事上网查资料，说长期服用中药的人胃部受损，会有此类反应。而李忽悠告诉我们，杨神医说这是癌细胞，好事好事呀！
再过几天，金伯伯和刘姐姐开始咳血。李忽悠恭喜他们：很好很好呀！这是体内的残血。而我没有动静，我不吐血。急死我了，怎么不咳血啊？怎么不咳血？
神医貌似很崇拜我，他可能真没见过我那么有定力的人，我每日喂土豆，用嘴唇试冷热，无论多饿，美味珍馐鼻下嘴上过来过去，我可以一口不吃。两个月，一口不吃其他东西，而吃东西只能吃让胃更酸更胀的芋艿、葡萄，简直是一种酷刑。我和光头的短信出现了我要背着小镰刀夜袭房屋后的猪圈、看到山路旁黑猪想趴下去连毛生咬，诸如此类的愿望。我的坚持和定力，导致李忽悠把开禁吃其他果蔬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我倒下，直到刘姐姐死，直到他消失。
约莫一个月，刘姐姐开始气喘了，我也开始有了相似反应。原本能去山涧小溪边的我居然走不到村里，乃至下不了二楼，出不来院子。土豆自然已经无心照顾，索性让光头国庆节接了回去。土豆一走，我不知道怎么的，死活撑不起来，下不了床了。人家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那一刻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所谓的精神支柱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
刘姐姐最先不行了，她开始出现不能喘气、不能躺平睡觉的症状。紧接着我不行了，我彻夜胃痛肠痛，不能忍受。病前我没吃过苦，也没有受过罪，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吃苦，不能受罪。我很少很少说，哪种疼痛我不能忍受。但是在黄山的那种胃痛肠痛彻夜不能闭眼，两张标准床并起来满房间打滚的痛，我真的真的不能忍受。
然而，黄山深处美景多多，缺医少药，连止痛片都没有。只有一个目光空洞、毫无表情的李忽悠。
杨神医要云游去上海、无锡、常州妙手回春，去治疗其他癌症病人，陈病友要到处宣扬佛教善念，同时治病救人、开方下药。我交过他们第一期治疗费了，我的死活，不重要。
我熬到凌晨四点给光头打电话，光头疯打杨神医电话，通通接通，通通不接。第二天八九点他接电话了，他说：“我配点草药给你吧。”然后来了一个钟善人。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
钟善人是个保养很好的六十开外的男人，慈眉善目，颈有观音，腕有佛珠，大背头，发际很高，有秃顶之势。恰逢国庆，李忽悠回常州去吃外甥的喜酒，钟善人代他熬药煎芋艿。钟善人是个学佛的人，我们很喜欢他，毕竟我们不用再吃发黄的芋艿和不新鲜的葡萄。他还带着我妈和刘妈妈择时上香，凌晨四点起来爬山路去拜菩萨，真正的好心善意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宁可相信他不知情，宁可相信他也是被骗的，宁可相信他从没有骗人、打诳语。
我也宁可相信陈病友没有骗我们。毕竟她是我曾经的病友。我和刘姐姐都在渡一条河，寒冷刺骨，水流湍急。她是蹚过这条河的前人，我们在几近没顶的刺骨河水里恳请已经在河对岸的她伸手拉一把，哪怕不拉，给指引条明路也是好的。我不想、不敢、不肯把她想成搜刮完河水里挣扎的我们身上最后的东西，然后一掌按住我们的头，把我们打入沉入河底水底的人。她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世间，不能、不会、不应该有这样的人心。
我也宁可相信杨神医，相信他的确有着三十多年专研的秘方，相信他的中药，犹如能让我在最初几天不再疼痛的止痛妙方一样，可以治愈我的癌症。他也是个面容慈祥的人，我宁可相信他对癌症良方的秘而不宣确如他所说是迫不得已，因为关系到几千万个治疗癌症为生的医疗工作者的饭碗。
虽然我最终知道了那是个骗局，但是我内心深处，更多更多地希望他们始终是怀着善愿帮我们治病，只是偶尔失手才不能达到最终所愿。无非，这个偶尔失手的概率太高，我知道的接受治疗的人，五人死四，和我一起朝夕接受治疗的人，三人死二。现在写这些文字的人，是仅存的那一个一。
时间一点点熬过去，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熬”这个字再确切不过，熬的本义是把你放到铁锅里用水炖，锅下是熊熊烈火，等到水都熬干了，你还在干烤。因为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恕我不能回头看，更没有能力写成文字。
熬过了第一个月，杨神医认为我们病情特殊，仍不许开禁吃葡萄和芋艿之外的东西。刘姐姐开始吐血，慢慢不能下楼来。我还好，开始仍能满院子追满院子撵鸭子的土豆。然而土豆一走，我全线坍塌，卧床不起。我也开始咳嗽，吐白泡泡。我们相信了这是神奇中药的特殊反应，撑过去就好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死亡。
就在这时，杨神医、陈病友和李忽悠的治疗队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我们马上要缴纳第二期的治疗费了。陈病友开始告诉刘妈妈：“杨神医的方子我都偷学下来了，当年我治病的时候除了他的药我吃很多东西的，所以未必可信。你们不如找我看病更好。”钟善人开始给我们账号，让我们汇钱给他或者陈病友。
无论向谁交钱，无巧不成书，病了多半年，我们当时的确已经弹尽粮绝。光头向志军大哥借了钱，但是银行卡丢了，在补办。我妈妈下山回山东凑钱。刘妈妈也回常州拿钱。两位妈妈互通电话，刘妈妈说，咱别忙交钱了，杨神医说如果不在山上治病，他只收一万五一个月。
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还是身体已经实在支撑不下，刘姐姐10月17日下山回常州。我也想下山，但是志军大哥的商务车外出办事，没有他的车，我这副病骨头下不了山。
光头赶着上好交大的课，星夜赶往常州和杨神医碰面，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日夜吐白沫肠胃绞痛不是个事，问来问去没有眉目，只有先上山。等他到的时候，我已经不行了。
原本我就不能吃其他东西，到后来，我连喝水都在往外吐。我已经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平躺脉搏125左右，动一动，脉搏150。这个数字是平时跑完八百米的气喘吁吁的心跳，但是我维持这样的心跳，日以继夜两个多月，人肉做的心脏就算是个机器马达，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其次，我不能喘息，正常人喘气，一分钟19下，我一分钟39下，还觉得没有氧气。呼吸方面，我就是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力气，就不去说了，我当时只能慢慢地移动，爬下床，坐在那种父母结婚才有的双喜搪瓷痰盂上大小便。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没有力气擦屁股。光头试图抬起我的屁股帮我擦，我却撑不起来抬屁股的动作，于是只能双臂前扑，跪在地板上，四肢落地，蜷成希腊字母“Ω”，让光头帮忙。擦完屁股，我一寸寸移到床边，光头抱托着让我上半个身子趴在床上，然后提裤子。然后，再托抱着，让我回到床上。他随时要问我心脏是否难受，能不能喘得过气来。
他那时，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就求老天让你活着，求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
记得那是10月21日。
早晨，山间阳光明媚，光头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看信息的时候，光头的表情微微一震，旋即收了手机，没有说话。他很平静，但那一丝的异样表情在相处十五年的了解基础上，就像一只跳蚤摆在显微镜下的观测台。我少有地问他：“什么事？”
光头沉默纠结了片刻，说：“刘姐姐没了。”
我那时已经被钟善人、陈病友、李忽悠、杨神医车轮洗脑洗傻了，仍然执迷不悟地问：“是刘姐姐人没有了，还是癌细胞没有了？”
疑惑里我接过手机，看到了张哥的短信：“赵哥，刘没了，你们赶紧下山治病，刘的事先不要告诉于博士。”
我问光头：“张哥不让你告诉我，你还告诉我了？”
光头说：“张哥不了解你，你应该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是的，我有这个承受能力。病前我是个看到瘸腿流浪狗都会暗地落泪的无用草包，我是个心里藏不下任何风吹草动、把任何心理活动写在脸上的直筒子，我是个用老郑的话说“胸似平湖，面有惊雷”的咋呼二踢脚。而将近一年的生死折磨，数次与死亡狭路相逢、四目相对之后，我已不知不觉像入定老僧，死亡话题就像大学卧谈会的爱情话题一样频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并且主角是我身边朝夕相处的人，光头认为我已经练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理素质。
只是，刘姐姐崩于前，相较于泰山崩于前，还是前者更让我震动。
我倚在墙上，这面墙的背后就是刘姐姐的房间。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治疗，一起聊天，一起挨饿，一起被洗脑。她比我早五天进入饥饿疗法阶段，我和她所有的病症反应一模一样。我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思去难过刘姐姐的死，我当时所有的心力、所有的念想都是：接下来那个人，可能是我了。
光头背我下楼呼吸新鲜空气。李忽悠晃晃悠悠觍着脸来催我交治疗费，声言他们非常不易，我的药很贵很贵，三万五一个月的费用已经很快用完了，这样拖着很不好，要赶紧交钱。我无言微笑，看着他那张微胖的脸居高临下的神情，淡淡地说：“老李，钱的账都好算，不过刘姐姐的人命怎么算？”
“啊？什么？我知道她不听我们的，送到医院去了，去医院肯定是死路一条啊！”李忽悠突然激愤起来，一张脸由红到白，由白到紫，捶胸顿足表示惋惜，“死啊，啊，真的死了啊？喏，我得了胃癌，吃杨神医的中药，现在好好的啊。他们西医肯定要整死人的，收完你的钱整死人不偿命啊！”
我不由得笑出声来：“老李，你好像有个让你骄傲的儿子，硕士毕业在南京医院做肿瘤医生的吧？”
老李立马噤声，不知所措，眼神很空洞地看着我。我相信自己变幻出樱木花道可以杀死人的眼神，静静地说：“刘姐姐怎么死的，我还不清楚。不过我知道的是，张哥不是我们这样百无一用的书生。”
李忽悠突然狰狞起来，却对着一直微笑缓慢讲话的我，没有办法发泄，着急忙慌地说有事，扭头就走。刚出院门，院墙后就传来他叽叽喳喳打电话报告刘姐姐死去的声音。他是常州人，我和刘姐姐朝夕相处那么多时间，常州话可以听得几分，他在说：“不行了，刘死了，于我看也快了，我还是早点跑……”
第二天我等到了来接我的车子，回了上海。据说李忽悠也在那日企图逃窜下山，但因为赊欠村民很多钱没付，被村民团团围住，直至打了电话叫来同伙付清欠款方才脱身。
从此，钟善人、杨神医、陈病友、李忽悠在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终于相信了，原来世间真的有人可以把一把年纪活到狗的身上。人生在世都不容易，选择打砸骗抢，却不要自己此番投胎为人的那套人心肚肠，不要投胎为人的那张人脸，是个人的选择。只是，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好好想想，你已经为人父母，你的子女，终究要脚踏黄土头顶青天，他们要以人的样子活在人世间。
原本上黄山是为了求生，没有想到险些下了黄泉赴死。从黄山回来，癌细胞已经多发转移，沁肺入肝，整副骨架惨不忍睹。
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我自己不辨真伪。这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活着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其实作为癌症病人，真的很难辨真伪。医生有时候不敢轻信，亲友又未必懂得这千年不遇中奖概率似的疾病。即便打听到了有相似病例，超过两层关系，就不要去循她的治病方式方法，同时不能去看别人正在治病有多好的疗效，说不定那个是暂时的。也不能像我和刘姐姐那样，搭伴去治病，虽然你不懂，但是别人的判断也不一定正确，保不齐，你们是一对受骗者。
回到上海就是一场全民动员的只争朝夕抢命救命的保命赛。然而黄山一事并未完结。
光头和张哥在漫长的治病救妻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刘姐姐去了，并不代表他俩难兄难弟的情谊尽了。在我回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哥隔日一个电话询问病情，支援灵芝，某种意义上他转嫁了某种惯性在我身上。与其说光头是个贤夫，不如说张哥是个模范丈夫，不说每日的病榻相伴，就说他一个在常州的厨子，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高科技吸波材料企业家，硬生生扛下百十万的治疗费，就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我常和光头打趣，我一定要把他像张哥那样从负债穷光蛋逼成百万富翁才算完成历史使命，才能放心我儿子、我爹妈的将来，好安心翘辫子。光头嘿嘿一笑说，他宁可一辈子做负债穷光蛋，也不要我放这个心。
两个月后我病情稳定，张哥问我：“于博士，黄山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没有怎么看。从来多管闲事喜欢打抱不平的我，第一次对骗局没有任何看法。踩了狗屎是自己失误，但是回头跺狗屎实在不是我想干的，何况我现在只是病情稳定，一个闪失很难保命。
张哥接下来说：“我也不想踩狗屎，但是老婆火化那天，我儿子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爸爸，我知道妈妈是被那两个坏蛋饿死的，不是姥姥说的病死的，你一定要查清楚，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张哥的儿子六岁，张哥说他六岁的儿子从来没有那么严肃过。
张哥说，每次祭刘姐的时候，孩子总是要求把米饭盛得很满很满，孩子一直说妈妈是饿死的。去上坟，儿子总要嘱咐爸爸买一碗老坛酸菜牛肉面，因为在黄山的时候，孩子饿了，妈妈给他泡了一碗老坛酸菜牛肉面，妈妈特别想吃，吃了一口，想起李忽悠的千叮万嘱，生怕破坏中药药效，又吐了出来。孩子说，如果妈妈当时吃了牛肉面，就不会饿死了。
张哥说，刘姐去医院的前一天，实在没有任何气力，家人请示了杨神医，给她煮了一碗米汤。然而两个月的不吃不喝让她的胃千疮百孔，丝毫没有胃口。刘姐想吃点腐乳，家人不敢违背了杨神医的谆谆教导，只滴了三滴腐乳汁，让她勉强吃下。刘姐和他在瑞金医院讨论黄山之行。刘姐说，万一这是骗局，骗钱就算了，但是这两个月的不能吃饭太受罪了太受罪了，如果是骗子，一定要抓他。
我几经陷入沉默，不懂张哥为啥对我说这些话。张哥忍了几次，说：“于博士，报案这件事，我孤掌难鸣没有胜算。我老婆去世的第二天，我岳母就非常神速地销毁了她所有的病历资料，她一口咬定我老婆是病死的，不许打官司。如果说母亲看到女儿死了，万念俱灰，没有心念复仇报案可以理解。但是不能理解的是，她怎么能在丧女悲痛之际，保持如此强大的精神头儿去阻止女婿报案，保持如此难得的清醒头脑去销毁报案证据。报案这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我不在乎钱。打官司要耗的钱也好，精力也好，时间也好，要拼关系也好，我都耗不起。但是，我不查清楚，我儿子长大后，我没有办法面对儿子，我以后九泉之下也没有办法面对老婆。”
我反复咀嚼张哥的话，长达一个月之久。
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我是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病虫子。在黄山的时候，陈圆圆和刘妈妈在院里聊天，我时不时听到她在常州的强大实力，常州党校她玩得转，两次婚姻给她带来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她在北京也有表哥做领导，所以她办的鞭炮厂炸死了人都能搞定。钟善人自我介绍说开煤矿数十年，后来在常州人大做接待处处长。不过，张哥揭穿了这句谎言，因为他是国宴级厨师，政府管吃喝的领导他大致都认识，其中还真没有钟善人。
我向来是个对权贵不太感冒的人，当时不太在意，不会加入此类对话，更不会去刻意记得什么。但是我一直在衡量，我是不是要去压一压常州的地头蛇，隔着上海、常州之间的遥远距离，以我朝不保夕的病体。我还是要安心养病养神，不去参与这些是是非非，不要招惹更多的烦心，以免让原本已经超负荷运转、不堪重负的家庭家人再一次经历不知名的邪恶势力带给我们家的暴风骤雨。我被骗了，我也认了。我只怪自己傻。
有趣的是，我癌症多发转移，癌细胞浸坏了身体很多器官，却没有让我坏良心。为啥有些人身体部件都是健康的，却唯独坏了良心。是否协助张哥报案的选择让我始终夜不能寐，因为始终记得我硕士导师陈老师的一句话，“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
于是我挺着被癌细胞腐蚀得千疮百孔的脊梁，挺着不能支持自身体重已经造成压缩性骨折不得不驼背的脊梁，决定去做社会的脊梁。我不知道是否明智，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正确。我做了第二原告，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里，只有我还活着，只有我还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