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重返生活
3个月前 作者: 沈星星
2010年4月18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400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花姐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间隔近400天没见,对她难免有些疑虑。
花姐是妓女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户众多,人脉资源丰富,算是很多场子的合伙人,经常会带姑娘去不同场子串场接客,行踪有点缥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确定她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场子里和她交流。
欢场,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个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场子,打算一家一家找过去,没想到运气不错,第一家就让我碰到她。
场子叫轻风,很文艺的名字,内里却比一般场子要放得开,咸得很(咸是指这家是荤场,越咸表示场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经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认出,就没在前门走动,而是从后门进入。
后门在外面打开需要钥匙,我只能等场子里的人出来后再溜进去。
欢场的后门除了扫黄时被当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内部员工出来休息抽烟的地方。
那天场子生意不错,我等了得有40分钟,才有个偷懒的员工溜出来抽烟,我过去给他散了两根烟,就进了场子。
花姐手下姑娘质量高,不接穷客,我进来后直奔三楼的VIP包间。
很快,我就在过道最里层的包厢门口见到她。
当时花姐正和一个客人说话,笑脸嫣然。那人说了两句就想要去搂花姐的腰,花姐退后一步侧身转了个半圈,恰好躲过。
她刚站定,头一抬就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
花姐愣了一会儿,转头和那人说了两句,径直快步朝我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一把将我推进旁边的工作间。
她靠在门上,眼睛直盯着我,突然笑出声来,脸颊鼓起一个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着我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和她联系。
我摇摇头,没说具体情况,只让她帮我打听坝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点头说好,看了我一阵后,让我赶紧离开,说会来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诉她住址,就说自己还不确定住哪里。
花姐听了我的话,原本高耸的眼皮耷拉下来。皱眉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不管她得到了什么消息,后天中午12点,这家场子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
两天后,我早晨七点没到就爬起来买了早饭,窝在公共厕所对面居民楼三层的过道上,有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况。
我靠着柱子,边吃饭团边盯着四周,不敢放过任何一丝危险的迹象。
过了几个小时,没有情况发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厕所的人。
中午11点半,花姐提早出现,一头的长发变成大波浪,来之前可能特意做了头发。
她在厕所前不停地来回踱步。
我观察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花姐慢慢从站着变成蹲着,再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个塑料凳子坐着,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虽是如此,我内心还存有一丝担忧,没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绿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阳经常变换照射角度,花姐时不时就要把位置挪动到阴凉处。
两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男人过来搭讪,花姐没有搭理。又待了两小时,她才离开。
看着花姐在我的视线里逐渐变成黑点,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鹅蛋脸大眼睛,双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来,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花姐,是在坝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场。当时我正在包房里和几个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门进来要和我交朋友。
这些场子里的妈妈经常会让手下的小姐注意来过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认识,再发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边,距离很微妙——一个偶尔移动身体,皮肤恰好能够接触的距离。
她笑着分给我支烟,让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问她,叫姐姐有什么好处?
花姐手里夹着烟,用食指指甲划过我的手背,力道很轻,像是蚂蚁爬在上面:“诺。”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动作很熟练,我随口问她,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这么会挑逗男人?
花姐“扑哧”就乐出声来,笑着说我最多算个男孩,问我成年了没。
我不生气,反而觉得花姐有趣,就提议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说自己不欺负女人,她输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浅笑着点头。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没想到花姐更厉害,十把里我最多只能赢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丢到地上,说没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马起身走出包厢,没多久,手里就端着四副骰蛊回来,“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无奈点头。
当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后的印象里只有花姐的声音在嘈杂的空气回响:“诺,喝噻。”
第二天,花姐发信息给我说她很开心,因为很久都没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让我不要介意。
我对花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觉得她与其他妈妈没有不同,逢场作戏,爱占便宜。
但她人长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场子里和她套近乎。
交谈的多了些,我发现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和地摊文学。
因为我年纪比花姐小,她一开始并没有对我足够重视,常常在谈论一个事情的观点不同时就会指着我说:“你懂个锤子。”这让我非常愤怒。
我装作不经意间说自己是高中文凭,吹嘘自己高考过了一本线,此后,花姐开始正视我,遇到事情也偶尔会询问我的看法。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觉得花姐是个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个做了一年的姑娘说老家起火,烧断的房梁砸折了父亲的右腿,想要借三万块钱应急。
花姐问我这个忙要不要帮,我以为花姐要向我借钱,劝她千万别借钱给这个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解释说自己没有找我借钱的意思。
我改口说想借就借,还调侃道,要去帮忙照顾这个女孩的生意。
花姐听完很生气,转身就走,隔了几天才联系我。
我后来知道,花姐犹豫许久,最终决定帮这个姑娘的忙,没想到姑娘拿了钱,隔天就到别家场子坐台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为朋友,是过后两个星期的一件事。
当时花姐手下有个新来的姑娘不懂事,因为其他客人的出台价高,临时放了水哥的鸽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气,把花姐关在一栋居民楼里。
水哥是做西南地区中药材生意的,黑白两道的关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个姑娘,花姐无奈只能翻着电话簿找人帮忙,但水哥睚眦必报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没人想惹身骚。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电话,她起初没说有什么事,只问我这会儿有没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大概听她说了几句,很快了解了情况,没怎么犹豫,立刻去水哥那里找她。
水哥在坝子哥的公司投了几百万放贷,两人有很多生意往来,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进门之后,我挨个发烟,姿态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这行这么多年,规矩都懂得,这事真和她没关系。”
水哥点头表示理解,说他没打算为难花姐,是花姐自己不愿意交出那个姑娘。
花姐窝在沙发的边缘,脸颊涨红,应该是被人扇过耳光,我顺势坐下,想劝她。但花姐没看我,视线都在水哥那,嘴里一个劲地说不知道那姑娘在哪里。
两人交流半天,花姐还是摇头。水哥转头散了支烟给我,亲手点上。
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这件事说不拢。果然,水哥搬张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让花姐代替那姑娘出台的要求。
花姐摇头,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几下,一巴掌就打过去。力气很大,花姐整个人斜躺在一边。
我赶紧伸手把花姐扶住,“水哥,这样不好吧?”
水哥考虑许久,说让我吹个白瓶就翻篇。在这一行,如果别人肯卖你面子,很多矛盾摆酒就能解决。
水哥叫人去车上拿了瓶五粮液,用刀背把瓶口敲开,边递给我,边说因为我是坝子哥的人,不为难我。
瓶口被敲碎之后很尖,扎得嘴唇出血,我把喉咙抻直,直接把酒灌进肚子。
刚开始感觉全身烧得滚烫,很快就麻木,当水一样喝。喝完我把瓶口向下,只有几滴酒掉在地上。
水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带人离开。我赶紧到厕所扣着喉咙催吐。
水哥确实没有为难我。五粮液的瓶口小,只有把口子敲开才能一气喝完,直接走人是给我催吐的时间,这样大部分酒精来不及进入血液。
我收债的时候,如果碰到需要吹白的来解决,从来不会把瓶口敲碎,反而会在别人喝完之后递给他一支烟,静静地看着他酒精中毒。我们管这叫“浪里白跳”,因为这时候人会口吐白沫,手脚**,身体不停打摆子。
我还没吐完最后一口,眼前就一片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空调开着,身上盖了层毛毯,标签还在,应该是花姐新买的。
“你睡觉呼吸很重。”花姐坐在我脚边,直盯着我看,“呼吸重的人命不长。”
我轻轻踢了她一脚,叫她不要咒我。隔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为什么硬撑着不交人?
花姐说以前有个姑娘,也是惹到水哥,后来水哥把那姑娘带走三天,回来时整个人都废了。
花姐详细地讲述水哥是怎么折磨那个姑娘的过程。边说着,花姐边从口袋里把烟拿出来,放到我的嘴边,问我为什么帮她?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帮花姐。
花姐见我没说话,帮我点火后,自顾自地说,她知道我一定会帮她,还问我记不记得之前的一次夜场突击检查。
当时她挨个去通知客人,一进房间,其他人见到花姐进来的第一反应是把衣服盖在自己身上,只有我把衣服盖在姑娘身上。
第二天,花姐特意来家里找我,手上拎着一袋子的菜,说要给我做饭当作感谢。
她说是上门来做饭的,刀工却不怎么好,切菜的姿势也不对,还切到了手。
她一边和我说,“看你的样子就没做过饭。”一边把水都没沥干净的四季豆直接扔进了锅里,滚烫的油锅立刻“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只能上前推开她,说你走开。自己炒了一个虾仁,又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
那天,我们俩一共做了五六个菜,只有两个是她做的,味道还很差。
吃完饭,花姐说要洗碗,我让她早点回家,她不肯,洗完后她又说时间太迟,开车回去不太安全。那段时间有七八个男人追她,我不想惹上麻烦,就催她回去了。
此后几天,花姐都拎着菜来我家,只是再没进过厨房,我让她不要再来了。
这事过去没多久,我就准备前往金三角,临行前和她见了一面。
花姐问我去那边可以赚多少钱,值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其实并不清楚,只是听四爷说很赚钱。她劝我,金三角是危险的未知,还不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虽然内心隐隐不安,眼睛却掉进了发财的美梦里,并没有理会她。
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一年后的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返回网吧待了三天,在觉得应该安全的情况下,才重新联系花姐。
花姐并没有提我失约的事情,直接和我说前段时间坝子哥很生气,扬言要弄死我,还安排了两个手下到西双版纳找我,没有结果后就在道上发了“镖令”(悬赏,西南地区叫“镖令”,东南沿海叫“花红”),谁找到我就给十万块钱。
我原以为坝子哥是生气我逃跑,想要狠狠教训一顿,看这架势,他是想要我的命。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我的预计。我赶紧把金三角发生的事情和花姐一五一十讲清楚。
花姐听后问我是不是在讲故事,我摇头否定。她让我不要害怕,等过一阵风头再看。
那段时间她没去上班,就在家里陪我,做饭给我吃,她是真的学会做饭了。
“花姐,你说这事和坝子哥道歉能不能解决啊?”我问花姐这个问题,她骂我太幼稚,劝我离开昆明。
我摇摇头,说自己的身份信息坝子哥都知道,如果这件事不了结,我怕家里人受我连累。
花姐低着头想了一会儿,问她给坝子哥多少钱可以解决这个事?她这里有点钱,可以先借给我。
我拒绝了,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别的势力更不行,这三条路都断了,我还剩下唯一一条——自首。
混混有一点比较奇怪,嘴上互相说着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但我还是担心一点:自首会不会被枪毙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识,她就说出钱找个律师咨询。我害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
接下来的三天,我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法律条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个从犯,而且没有参与过核心犯罪,自首的话肯定能坦白从宽,被判刑也应该不会太长,说不定还能免于刑事处罚。
我决定自首。
出门时,花姐说要开车送我,我没有答应她。走到小区门口,我挥手拦下一辆出租,和司机说去警察局。
汽车发动机启动以后,我整个人也突然跟着颤抖起来,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颤,努力想要控制却没有办法。中途我无数次想要让司机停车,话卡在喉咙,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没办法说出口。
听到司机说已经到警察局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下车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去,反而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可乐,几口喝完又买了一瓶。
我看着间隔十来米的警局,想要过去,脚却使不上劲。
我当时想:要是坝子哥他们的势力没了,我就没事了。这样的话,应该不需要我亲自上门,只要把笔记本交进去,再写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这点,我又赶紧拦辆出租车回去。
花姐见我这么快回来,愣了一会儿神,挤出笑容问我:“现在警察办事效率啷个高啊?”我没心思回她的话,问她借了纸笔就坐在餐桌上开始写匿名信。
花姐见我这副模样,也不说话了,帮我揉着肩膀,在我身后看着一个一个字从纸上冒出来。
匿名信不复杂,只是记录了我负责的线路情况: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运输的时间地点、对接人的姓名、具体的价格等。
我写了一个小时,用完四五页的白纸。再一次出门时,我没有慌张,神色很镇定。
我觉得这封匿名信加上笔记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事。
我重新来到警察局对面的便利店,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能去交这个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进去。
等了近20分钟,我看到有两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走过来。花了200块钱,让他们走到警局门口,交给执勤的警卫,说这是举报信就行了。那两小孩虽然眼馋钱,又有点害怕,问了我几遍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们没有,再说他们是初中生,谁会为难两个初中生呢?他们就信了。
眼看两个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们。当时我脑子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事还是得自己来。
2010年5月13日,我走进昆明市公安局。
门口执勤室的警卫伸手拦住我,询问来历。我说自己是过来报案的,有很重要的线索和证据,需要当面和警察谈。
警卫审视我一番,没问具体的案件情况,递过来一张表格叫我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警卫拿起座机拨通号码,挂断后让我稍等。没等多久,有个女警官走进来,确认是我报案以后,便领我往办公楼走。
在路上她问我:“我们这里是市公安局,只对刑事案件立案,民事纠纷和治安案件你得去派出所,这个了解吗?”我说知道的。
她又问我:“你说自己知道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我犹豫几秒钟,才回声:“是一些毒品的线索。”
女警官听完我的话停下脚步,转了个身,带我走向另一栋办公楼,边走边对我说:“那我直接带你去缉毒科吧。”
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每年缉毒警同贩毒分子斗争造成的人员伤亡众多,这直接导致市公安局内部的缉毒科逐年扩招人手补充。
因为吸毒案在这边十分普遍,公安局经常会接到电话或者知情人上门报案,所以对我的报案也习以为常。
我开始是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会谈室,有桌子椅子,空调开着,屋内很凉爽,对面坐着两个缉毒警,一老一少,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带着刚出警校的新人协同办案。
我坐下后,老警察还给我泡了杯茶,叫我不要紧张,知道什么说什么就行。
负责问话的是年轻警察,皮肤比较白嫩,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很直,在例行询问了姓名、籍贯、地址这些个人信息以后,问我:“说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吸毒?”
可能以前的报案人,大都是目击群众类型,提供的多是聚众吸毒窝点之类的线索,造成缉毒警下意识认为我也是举报这方面的事情。
我坐在椅子上,屁股挪了挪,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水很烫,我又赶紧吐了回去。
老警察又一次叫我不要紧张,把想说的说出来就行,他们就是在第一线的缉毒警,肯定会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让我千万不要有顾虑。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我在昆明坝子哥手下做事开始说起,到被四爷逼着去往金三角,接着在金三角跟着猜叔混,再到逃回昆明躲藏。
大概说了得有十几分钟,把自己了解的关于“边水”生意方面的事全都讲了出来。
我沉浸在自己的叙述不自觉,等回过神来,才发现两个警官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等了好一会儿,年轻警察开口问我:“你今天没有喝酒吧?”
还没等我回答,老警察就接过话茬:“你能确保自己刚才所说的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吗?你要知道虚假报案的后果十分严重。”
我向他们保证,自己刚才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
老警察盯着我看了很久,重重地点了下头,叫年轻警察待在房间里,他出去找领导。
过了10分钟,老警察回到房间,让我跟着他去审讯室。
审讯室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三把铁质椅子和一张长条桌,墙壁挂着闹钟,我背对着看不到时间。
在我坐下来的时候,年轻警察抽出椅子上的铁板想把我固定住,老警察阻止了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叫我坐在位置上稍微等一会儿,就拉着年轻警察走出门。
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一个人坐在空**的审讯室,浑身难受,觉得背上特别痒,自己又挠不到。正犹豫要不要叫人的时候,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位男警官,姓陈。
陈警官肩章上的警衔很高,脸型方正,剑眉怒目,身材魁梧,让人一见面就能产生信任感。
他还带了一个负责做记录的女警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如果你所说的内容存在虚假信息,我们将依法把你拘留15天,希望你能明白这点。”
陈警官接着说了第二句话:“你把之前说的内容再重复一遍。”我照做了。
在我讲话的过程中,陈警官打断过几次,询问一些普通人不太关注的细节,比如四爷的具体长相、坝子哥的公司名字、在金三角运货所开的车辆、货物接头人的语言等等。
我进去以前,认为警察一定会询问我坝子哥的黑车生意、放贷规模、收贷的违法行为有哪些等问题,但是好像包括陈警官在内的警察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和我核实金三角运货的事实。
等我全部交代完以后,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我站起身来,从**里掏出离开金三角时候拿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运送货物的数量、种类、时间、接头人等信息。
陈警官接过笔记本,看到里面都是用简单的数字符号记录,就问我具体的含义。
我说圆圈里一个叉表示方便面,吕字代表可乐,占字则是面巾纸等等。
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云南境内的接头人,我说就知道两个人。
听我这么说,他就叫了一个警察进来,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身高面容,那警察根据我的叙述,很快就画出人物画像,经过反复比对更正,总算确定这两个人的真实样貌。
做完这件事以后,已经到了吃饭时间,陈警官说我现在还不能走出审讯室,就让女警察去食堂打了饭菜送进来。
在等吃饭的这段时间内,陈警官没有再问话,反而和我唠起家常,问我的家庭状况、学历爱好、为什么远离家乡等等问题,我都如实回答。
“你也不容易。”陈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问他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
当天的饭菜挺丰盛,两荤两素,女警察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大碗鸡汤。
吃完以后,陈警官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可能要辛苦一下,问我介意不介意?我摇头说不介意。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我都在重复叙述整个过程,陈警官则一遍遍地追问细节,后来发展到我在坝子哥身边收过贷的客户姓名都要回忆。
虽然审讯过程很辛苦,但是睡觉这方面倒是没有亏待,公安局有独立的休息室,被子床单都还干净,半夜饿了还能吃碗泡面。
接连几天,我都处在高压环境中,有时负责询问的警官会故意说错一些信息,我一旦没能及时发现,他们就会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反复追问,搞得我精神特别紧张。
直到现在,我被人问同一个问题三遍以上,还是会烦躁。
终于等到笔录做得差不多,事情也交代完全以后,陈警官就拉我到走廊透透气。
他问我想要烟不?我赶紧说,想很久了。
陈警官就丢给我支烟,又拿了火机给我点上。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陈警官等我把烟吸完才说道。我说自己当初进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准备。
陈警官看着我,说已经立案,但这案子太大,他们得把我转移到看守所,这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希望我能理解。
他又问我有没有想要联系的亲人朋友,他可以破例让我打个电话。
我想了一会儿,最后拒绝了。
2010年5月18日,我被关押进看守所。
也许是陈警官打过招呼的缘故,我在看守所的日子还算比较惬意。
人进去的时候本来会被要求冲冷水澡,但是我没有。我直接被狱警带到一号笼子,里面有4张床,只住我一个人。
每天早上六点半铃声响起,所有人被要求出操,这时候我就被副所长带到他的办公室,拿着他丢给我的烟,自己倒杯茶找个位置坐着。因为办公室的窗户刚好可以看到操场,我就站在窗边看着操场上的犯人们跑步,一二一叫个不停。
等到下午,除了当天轮岗做值日的犯人以外,其他犯人都被要求串珠子,就是拿一根红线串各种颜色的珠子,也算劳动光荣,只是没有工钱。我喜欢串珠子,这让我心里感觉平静。
晚上七点钟,大家在笼子里吃完饭,全都集中在会议室,排排坐好看新闻联播,中间不允许交谈,一旦发现有人交头接耳,马上就会有狱警过来警告。
八点半大家准时睡觉,我就躺在**翻来覆去睡不着。听隔壁笼的狱友说,相同类型的罪犯都会被关押在一起,我却是单间。
隔壁笼的狱友可能也是和我一样的孤单,就对着墙壁敲三声,我回应他三声。周而复始。
中途陈警官过来看过我三次,每次都往我的饭卡里充五百块钱。没蹲过笼子的人可能感受不到,当狱警把有人朝你卡里打钱的纸条递过来的时候,那种欣喜的感觉。
我特别感谢陈警官。
看守所的日子可以用枯燥和无聊来形容,犯人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有女囚犯从笼前走过,这是唯一可以用眼接触到女性的机会。
每到这时候,笼子里的犯人就会哄闹,“砰砰砰”敲着铁栏杆,大声吹口哨,说些混账话。狱警只有举起橡皮棍才能勉强镇压。
混得久了,自然也听过很多狱友讲述自己的故事,无外乎是为情、为钱、为家人,每个人都在拼命粉饰自己的犯罪经历,根本不肯承认是欲望或者愤怒作祟。
看守所里所有编号的笼子都有个老大,多半是由杀人犯担任,脚镣手镣都带着。
对面笼的狱友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杀人犯?我笑着说自己是金三角回来的,什么人没见过。
闻言所有人大笑。
看守所里打架斗殴其实不太多,我就和人打过两次架,也没什么矛盾,双方只是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我每天做梦都想听到狱警过来喊我:沈星星,把你的衣服脱了。这意味着出狱的喜讯。
可是我左等右等,等了三个多月,才终于听到这句话。
2010年8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
走之前,狱警问我需不需要把里面买的牙刷毛巾带走,我赶紧挥手说不用。
刚走出看守所大门,我就看到陈警官在警车旁边站着,他先丢给我支烟,又丢了个火机过来,说道:“案子已经告破,但是起诉还要一段时间。你必须待在昆明,时刻和我保持联系。”
“那我应该是没事了吧?”我贪婪地把烟屁股都抽干净。
陈警官只是看着我,没有给我保证。但我明白陈警官的意思,冲他拱了拱手。
陈警官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有精神,不像是刚放出来的。”
我也笑了一下,说相比较之下,还是在看守所的日子轻松点。
陈警官问我以后有想过做什么嘛?我摇头,说自己可能会去读书。
陈警官赞同地点头,说读书好,叫我以后别再走歪路了。我又在昆明待了半个多月,每天就是花姐陪着我。
直到有天晚上陈警官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明天看新闻。
四爷不仅做“边水”生意,还负责一条小孟拉到国内的毒品路线,陈警官依靠我提供的线索,把这条运行多年的线路一网打尽。不仅缴获大规模毒品,还把该线路上各个据点的负责人都抓捕归案。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四爷和另一个头头被判死刑,坝子哥等头目无期徒刑,剩下的一些马仔也被判处十来年不等。
我因为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陈警官说,我在这起大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自己也确实没有参与贩毒行为,算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经过内部讨论决定,免除我的刑事处罚。
案子一结束,我就告别花姐。本想高复一年考个大学,后来觉得不切实际,就花钱买了个成人大学的录取名额,学的专业是法学。
学校的生活舒适,每天按时上下课,踢踢球,和室友一起打游戏,出门唱歌通宵,节假日大家一起出门玩耍,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轨。
只是偶尔会在梦里遇见,那个快被我忘了的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