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部启一用惊讶的目光瞪着柳田桐子。


    桐子姿势很不自然地坐在女店主身边。细长圆筒形的红灯罩透出昏昏的灯光，使桐子对坐在她对面的三位客人的脸也看不清。看来她对眼下的职业还不习惯，只见她慌乱地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舒服。阿部启一的目光却与始终没离开过桐子。那低垂的眼帘，额头微微露出的青筋，细而挺直的鼻梁，紧紧抿着的小嘴，还有那稚气十足的脸庞，在昏暗的灯光下，脑海里浮起了以往的一幅幅情景。


    “姑娘，你叫理惠吗？”西本柔声问，“你也是打K市来的？”


    “是。”柳田桐子低声应答着。阿部好久没听到她的声音了，简直象一场梦。


    “请诸位多多关照。”女店主对西本说，随后又向阿部和山川道歉，“她初来乍到，还不太习惯哪。”


    “你头一回干这一行吧？”西本问。


    “咱们这一行哪，就是要应酬敷衍啊。”那个叫信子的女招待笑着说。她打酒吧开张起，就在这儿干活了。细高个儿，若是喜欢把和服的前襟敞得比别人开些，“是我把她从九州唤来的。”


    “噢，是你。”西本一一打量着信子和桐子两个人。


    “你们什么关系？”


    “她哥哥是我的恋人。”信子笑了，“其实也不是。从前我们两家住得挺近，所以很熟。她哥哥死了，我才叫她来这此干活。”


    “噢。没有别的亲戚？”


    “一个也没有。所以请诸位多多关照喽。”


    “真可怜。”西本说着，瞧瞧桐子，“我们来做你的后盾怎么样？”


    “你叫理惠姑娘？”


    “是。”桐子害羞地点点头。


    “但愿别让信子教坏了你。”


    “哎哟，西本先生，瞧您说的。真怪！”信子伸出双手，撅起嘴说。西本仰身大笑起来。


    这时，送来客人们点的兑苏打成士忌，桐子帮忙拿酒杯。


    “请！”干杯时，阿部启一瞅着桐子。但桐子却看着西本，从桐子的神态看来，似乎她已经认不出阿部了。


    阿部也装着不认识的样子，但心里却扑扑直跳。等待着她也许早晚会认出自己来。可是转而一想，记不起自己也是挺自然的事。打那回相遇以来已有半年多，等她打完电话，追上去约她进咖啡馆，最多，不过聊了十来分钟的话，真是萍水相逢。


    “从九州来这儿的吧？很冒昧，听到您的电话，好象令兄出了什么事？”阿部还记得那时的话题是打这开头的。


    “出了什么事？如果没什么妨碍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给我听听？您刚才说的事只是偶然传到我耳朵里。跟您通话的是大冢先生？在日本大冢律师可是个数一数二的律师。然而，收费一向很高。您对大冢律师全然不抱希望？”


    对这接二连三的问话，桐子却固执地闭口不答，只是低着脑袋垂下眼帘，也没能看清阿部的脸。最后，她象一阵风似的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出了咖啡馆。阿部慌忙赶到门外，只见她已经溶进人群，也没回头打个招呼就远去了。


    桐子从九州匆匆赶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对仅仅说过几句话的阿部，怕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对东京只能留下点缥缈的梦。可是桐子绝没想到，阿部却已查阅过登载她哥哥——柳田正夫案情的报纸，除了当地人外，对那案件表现出如此兴趣和热忱的人，在东京可说是凤毛麟角了。而且，从报纸上已经知道了柳田桐子这个真实姓名。尽管如此，阿部启一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会再度相逢。虽然听说这家酒吧女店主是九州K市人，能理解被这儿雇佣的女招待自然会有不少同乡，可是阿部写出好多封信，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来的那位少女，竟然在此相见，这使他一时目瞪口呆，没法相信眼前这个现实。


    “我来介绍一下。”西本说，“这位是山川君，他邻座那位是阿部君。”女店主一一低头致意，然后吩咐道：“信子，把咱们店里的名片拿来。”


    阿部启一咽了口唾沫。他想起那一回曾经给了桐子名片，后来又给她写过信，她听到阿部这姓准会吃惊地朝自己看上一眼。但没想到，桐子依然低垂着眼睛瞅着那只酒杯一动不动，好象跟客人聊天是女店主的事儿。转而一想，阿部这个姓太普通了，在日本多的是。


    “请多多关照。”女店主接过信子从账台上取来的名片，送给山川和阿部。


    名片上印着“海草酒吧益田乃里子”。店主的名字印得小小的，就象她那白白胖胖的脸上，长着细细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鼻子还有嘴。


    “理惠，”女店主说，“你去看看那边的客人。”


    桐子顺从地站起来。对面包房有批客人正用吉他弹着流行曲喧闹吵嚷，女店主见他们乐得过了头，要桐子去照料一下。


    “这个姑娘真不错啊。还很纯真。”西本目送着桐子的后影说。


    阿部也望着桐子的背影，那是个熟悉的背影。那一回，这个背影就在咖啡馆里走出去，再也没回头瞧一眼，便溶进了人流中。


    “那姑娘的哥哥出了桩怪事儿，最近死了。”女店主悄声地说。


    “怪事儿？”西本伸长了脖子。


    阿部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起来。女店主朝身边的信子努努嘴说：“跟她住一间房。”


    “阿信的家在哪儿？”阿部启一这下开了口。


    “嗳，嗳，怎么你也有兴趣？真难得。”西本挖苦道，“你这儿来得勤快点儿，就会告诉你的。信子姑娘，我说的是不是？”西本说完，信子笑了。


    “阿信，你让这姑娘住一块儿，要是把你相好带进家里，可不方便哪。”山川挪揄道。


    “哎哟，我可没这事，所以也不怕。”


    “你胡说。”西本说，“前些日子，我看见你跟一个英俊小伙子肩并肩一块儿散步。”


    “哟，西本先生你别瞎说。”信子揍了西本一拳，引得大家都笑了。


    一看表已经过十二点了，有的女招待躲在不惹眼的角落里做回家的准备。


    “啊，该回去了。”西本说。


    阿部望见那间包房里闪过柳田桐子的背影。看来有些客人还赖着没走，不时听见阵阵歌声。阿部他们站起来，女店主马上喊：“理惠，客人们要走了。”


    西本走在前，随后是山川和阿部。店主加上信子和桐子两个女招待把他们一直送到胡同口。直到分手，柳田桐子也没瞧一眼阿部启一。当着众人面，阿部启一没法跟桐子搭话，牵肠挂肚地跟在西本和山川身后上了车。车开动之后，喝得微醉的这三人一路上又说又闹。阿部启一寻思，打算明天单独跟桐子见个面。


    第二天晚上八点光景，阿部启一拿出那张“海草酒吧”的名片，看了号码拨起电话。电话接通，他请理惠姑娘来听电话，对方竟奇怪地又问了一遍。原来桐子初来乍到，以为不会有什么熟客给她打电话。


    “我是理惠。”电话里传来桐子那熟悉的声音。阿部心里不由得有点激动。


    “是理惠小姐吗？我是阿部。昨晚我们三人很晚去的……”


    “唔。”理惠的答话分明很冷淡。


    “很早前我曾经在东京见过你，你还记得吗？”阿部听不见桐子回答，以为她挂断了电话。不一会电话里响起了音乐声。


    “我记得。”桐子停顿一会儿清晰地说，真出乎阿部的预料。


    “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你一进酒吧，我就认出来了。”


    阿部还以为桐子始终没认出他来，现在看来真有点儿蠢。说不定昨天晚上桐子比阿部更早认出对方来也未可知。但直到分手，她还装得若无其事，真象今年春天那回在阿部面前倏然离去那种作风。


    “你，认识我？”阿部的话有点结巴，“那样就好了。我寄到九州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大概看过了。”


    桐子又沉默片刻，干巴巴地说：“是的，我看过了。”


    “就为这事，我想见见你。酒吧说话不方便，你们店附近有家咖啡馆，请你明天五点到那儿见面，行吗？”


    决定五点，是因为酒吧女招待这个时候刚上班。


    “恐怕不行。”桐子说。这是阿部估计到的托词。


    “就十分钟，只想见一见你。关于令兄的事，我己经调查过了。当然，这跟杂志社毫无关系，也不足我对这事好奇，因为我也相信令兄是无罪的。还想向你了解些更详细的情况。”阿部充满热忱地说。


    桐子默不作声。然而，这一回却是象在思考什么似的、迟疑不决的沉默。电话机里不绝地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吉他声。


    “这很难办啊。”电话里响起桐子的回答，听口气却不象刚才那么强硬。


    “怎么说都不答应吗？”阿部心想还得再加把劲。


    “是。”桐子说，“再见了。”


    桐子打声招呼挂断了电话。阿部耳边久久回想着最后那句告别声。阿部想既然如此，那就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非见上一面不可。阿部也固执起来。他一心想弄清案件的真相，此刻也顾不得其他了。那时，桐子对着电话嚷：“我哥哥是无罪的！”从阿部的直觉判断，他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阿部就是这个脾气，一打定主意，就急不可耐立刻想干。校对结束之后第二天是休息，阿部焦躁不安地打发时光，他看了一场兴味索然的电影，又无聊地跑了一两家酒吧，好容易挨到十一点半。“海草酒吧”地处银座地带的冷僻角落，附近有许多大楼都没灯光，显得格外暗黑。阿部伫立在胡同口对面马路边，背后是幢银行大楼，正好隐没自己的身影。当他抽上第三支烟的时候，见胡同口走出好几个女招待的姿影，阿部踩灭纸烟，定睛细看：一共有五个女招待，三个走在前头，一路嘻笑打闹着走了，后面两个就是信子和柳田桐子。无论怎么暗黑，阿部相信自己一眼就能认出桐子的身影。阿部从大楼的暗处走出，他早就计划好，要不露痕迹装作从哪儿回家的路上偶尔撞见的。看来，信子在一旁更好，他们俩住在一块儿，桐子又是来东京投靠信子的，邀了信子，桐子也只好跟着去。眼前这两个女人站住了，信子对桐子在说什么。这时，阿部出现在她们面前。


    “嗳。”阿部故意先向信子打招呼，“你回家啊？”


    “哟，”信子转过身，凭借着街灯的光亮瞧见阿部，很快地认出是昨天晚上西本带来的那位客人，立即很热情地回礼。“昨天晚上，多蒙照应。”


    桐子显出惊讶的神色，但只得随着信子低头致意。阿部心想，机会来了。


    “店刚打烊？”


    “是啊。”信子回答。


    “我晚到了一步啦。”


    “那么，明天晚上请早点儿光临。”信子用老练的口气笑着说。


    “我特意赶来，就在这附近喝点儿茶吧？理惠小姐也同去，行吗？”


    “谢谢！不过，我今晚还有点事……”信子微笑着说。


    “哎哟，你是不愿赏光啊。”


    “不，不是那么回事，刚才我还跟理惠说来着。理惠，你怎么样，陪这位先生去吧？”信子瞧着理惠，但理惠好象很为难似地耷拉着脑袋。


    “这是西本君的同事，不会有什么事的。”


    “哎哟，你的包票打得真有趣。”阿部笑了。


    “这说的是实话，要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客人，我才不会把理惠留下来呢。这是阿部先生。那么，理惠就拜托您啦！”


    “没想到全仗着西本君的面子呀。”阿部有点自我解嘲地说。


    信子要把理惠交托给阿部的缘由，不一会就明白了。这时驶来一辆出租汽车在三人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见里面坐着位乘客，并没下车，只是起身子挪到门边向信子招招手。


    “信子。”声音虽低，但听得出是位年轻小伙子的声音。


    信子朝那儿点点头，又向阿部和桐子说声“失陪了”，提起衣裙钻进车里。坐在车里的青年把身体往里移了移，信子随手把车门“砰”地关上。阿部无意中透过车窗看了一眼车里的那位小伙子，借着车内微弱的光，看清是位二十七、八岁光景的青年。可对方发觉阿部的视线，把脸扭了过去。信子伸出手挥了挥。那辆车亮着着红色尾灯，拐个弯消失在昏暗的街头。


    一瞬间，阿部呆呆地伫立着，桐子也站在一旁。街上已没有别的行人了。


    “那个小伙子是信子的恋人吧？”阿部想找个话头，来解除一下桐子的戎备心理。


    “嗯，我不太清楚。”桐子的回答很暧昧。


    阿部迈开步，桐子犹犹豫豫地跟了上来，阿部这才算放下心。


    “这个人在哪家公司做事？也是你们店里的客人？”阿部走着，还把信子的那个恋人当作话题。因为方才见那人穿了件讲究的西装大衣，这也是为松弛一下紧张气氛而故意东拉西扯地说着。


    “不，不是客人，是我们店里老板娘的弟弟。”


    “噢。”阿部做出副意外的神情，其实他对此毫无兴趣。这时，已经走到一家灯火明亮的咖啡馆门前。阿部用肩推开门，桐子正象他希望的那样跟了进来，阿部这时心里才落下块石头。


    大冢律师查阅了柳田正夫杀死放债老妪一案的卷宗之后，发现了一些疑点。在现场勘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间面积为八叠的房间，西墙放着一只衣柜。勘查时，见衣柜第二和第三只抽屉半拉开，露出被翻腾过的衣物，抽屉歪斜着，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衣柜右下部有两扇门，左门被撬开锁，右门未见破坏痕迹。


    引起律师怀疑的也就在此。抽屉的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抽屉是歪斜着被拉开，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开抽屉在正常情况下，拉开抽屉时总是左右平均用力，当慌慌张张或是心急火燎的时候，才会出现抽屉右端比左端多拉出来的现象。这是因为无意中右手拉抽屉的力大的缘故。但是，在现场勘查报告中，分明记着抽屉左端拉得特别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作案的凶犯在慌乱中左手无意多用了力。这就充分说明作案开抽屉的犯人是个左撇子！


    还有，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左边的门锁被撬开，右边的门却完好无损。衣柜下端的小橱门靠右边，假设凶犯站在拉开抽屉的那个位置上，或是没挪几步要打开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时，惯用左手的人自然开左边那扇门，惯用右手的人就会开右边那扇门。这么推理不是合乎逻辑吗。这一点似乎也能证明凶犯是个左撇子。


    这么一想，再瞧瞧验尸报告上写的：


    前额左侧有拇指般大小的皮下出血点，未见骨折，左颊及皮下肌肉也有基本相同的出血点。


    为此可断定伤害过程是：后脑偏右部位的挫伤骨折是当受害人向前扑倒时加以猛击造成，前额及左颊部位的挫伤是被害人仰面倒下时，从正面猛击所致。同时，还殴击第三肋骨周围部位。


    用较长的棍子殴打对方，往往用力攻击对方相反的部位，就是说，用右手打对方的左侧，左撇子自然就打后脑的右侧。再看看尸体位置平面图，老太当时倒在离衣柜四十公分处，几乎跟衣柜平行。从面颊上的伤痕看，并非右颊受到攻击，是一条自左眉斜至右颊的伤痕。这伤痕不在后脑而在面颊上，所以可以断定左撇子在右侧，对受害者来说是在她左侧受到棒击的。衣柜跟尸体之间的距离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话，不用说，挥起棒会碰到衣柜，凶犯尽可能会离衣柜远些，一般就会攻击对方的右颊。但是，验尸报告上说，左颊部位伤势严重。而且，用棒的一头垂直猛击头部，是因为当时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脚边，这是由惯用左手的人干的。这么设想完全合理。


    大冢律师正思索这些疑点时，蓦地变了脸色。从第九次审讯记录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记得报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随即朝阿菊婆的前额和脸上击去。”如此看来，真正杀害阿菊婆的凶犯只能是个左撇子。


    大冢律师又翻起厚厚一叠的案卷，好似进了密林，不放过检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细节仔细地研究者案情。当夜，被告进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迹这个事实，是对柳田正夫极为不利的证据。血迹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裤子卷边上，渡边菊的血型是0型，跟裤子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这个鉴定是对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证。然而……大冢沉思着，在柳田的衣着上，沾上被害人血的只有裤子卷边这一处，在检察官的公诉书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认为血都会溅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这一类钝器殴击面颊和头部，血液极少飞溅出来。因此，溅出的血迹不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大冢想，暂且按他这个论点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虽不象利刃类凶器会切断血管及动脉，血是不会四下飞溅的，然而，也会有另一种看法。柳田正夫的裤子卷边处沾上血迹，但在裤子的上部、上衣上却没沾上一滴血迹，相反证明了杀害渡边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从渡边菊头部和面颊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并不多，但这不多的血却站到柳田正夫的裤脚上，可以认为当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后，柳田正夫才进入室内在不知不觉中沾上了血迹。当时，凶犯对渡边菊的头部和面颊猛击之后，血液未必马上会流到榻榻米上，受了伤过些时间，血才会大量流出。因此，认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击对方，血会立即沾到裤脚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裤脚上又沾上从火盆中飞出的灰末，这就是说：当渡边菊受到袭击，挣扎之时使火盆上搁着的铁水壶震歪，开水溢到灰上，扬起灰烬洒落在地上。这之后，柳田正夫走进来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辩时说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后进入现场的。


    起诉书中说，渡边菊等待被告的拜访，这天晚上备好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还在火盆边上放了陶壶、茶叶罐，水壶里煮了开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为欠债未还，曾受到渡边菊当面辱骂，柳田正夫屡屡求情，并没有将债还清。所以，就算柳田说今晚来送欠款，渡边也不见得相信柳田的话，不会把他当贵客来招待。因此，渡边菊等待的来客不是柳田。


    现场的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


    警察一来搜查，我的那张借据就会公布于众，大冢都会知道我借高利贷这件事。这样，无论在学校、家长会还是社会上，我都没脸见人了。心里一下子起了个念头：快乘机拿走我的那张借据！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过后不久，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记录了他对杀人罪的供词。他供认道：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菊，说她是被别人所杀。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菊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渡边菊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菊头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菊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菊为面部受伤，就作了“殴击了面部”这样的供认。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


    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供认说：


    关于我上回供述杀害渡边菊的事实，昨天，对殴击的部位，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击在阿菊后脑勺上，阿菊仰天倒下后，又殴打前额部的左侧和左脸，随后好象朝阿菊的胸口揍去。


    为何柳田正夫对犯罪过程不能说得更具体些？可以说，这是他在想当然，或是得到了某种暗示。大冢律师从这件事中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记得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当时，并没有提到殴击阿菊胸口的动作。这是因为报纸上对受害的伤势报道中只提到头部和脸部，没说起胸前的伤。如果柳田正夫是从报道中得知伤情的话，当然肯定不会想到还有阿菊胸前的伤势。由于凶手的棍子击在身着衣服的胸前，伤势并不重，虽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见有伤。大冢以往听法医谈过，年老者并不需要受很大的冲击力也往往会造成肋骨骨折的现象。为此，检察部门也是看了尸体检验报告之后，经过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无论如何，在罪犯指供词中必须要提到这个伤势。于是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开始有“好象又”殴击了胸部这样的供述。


    还有，检察官认定，现场衣柜抽屉被抽开，衣物翻乱的迹象是柳田正夫窃取借据之后，为了伪装成抢劫现场而干的。这是认为现场仅缺少一张借据为前提作出的结论。警方也认为柳田正夫除了借据之外，并没有抢去其他东西。然而，究竟渡边菊被窃走多少东西，是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的。她孤身一人，儿子和儿媳都和她分开居住。根据渡边菊的儿子隆太郎的证词，他们夫妻俩跟阿菊合不来，两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没听母亲说过她有多少钱，这一点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问我缺少多少钱？我是一无所知，也许母亲的手头会有些现钱的。


    既然不知道被窃的余额，那么是少了钱，还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笔糊涂账。连儿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窃了一笔相当数量的现金。因此，可以推断，真正的凶手倒是半拉开抽屉，窃走了一笔现金逃之夭夭的人。这事反证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达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冢钦三查阅研究了厚厚一叠卷宗之后，发现这么些疑问和矛盾。而这一切都证明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被告为人诚实这一点，有不少证人作了证明。他向渡边菊借高利贷，是想悄悄地赔偿丢失的那笔三万八千多元的学生旅行费用。


    对这笔钱，小学校长是这么说的：


    如果向我报告的话，不管怎样，我总能凑足这笔不到四万元的钱。可柳田并没这么做，而是自己承当了赔款的责任，从而酿成这场悲剧。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个性和为人了。


    大冢钦三的心情越发阴沉了。倘若当时自己承接下这案子，看来能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现在想来，有这个把握。大冢钦三又想起来过事务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锐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冢当时回绝过她：“九川当地也会有好律师的。我看你也用不着老远跑到东京来请啊。”


    那个少女断言：“我觉得只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说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师虽不能说是无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来办的话？结果就……自傲而产生的深深忏悔啮嚼着他的心。


    “因为我付不出规定的辩护费，您就不肯帮忙？”被告的妹妹追问说。


    在年轻姑娘的有力诘问下，他只觉得她是位个性倔强的姑娘。大冢有点儿不快，当时不想绕什么弯子，直截了当地回答她：“多少也有点吧。”，大冢至今还为这句多余的话感到后悔。那位少女准会为了钱拒绝她而恼恨不已吧。


    “先生，我哥哥也许会判死刑啊。”这是她在临走时留下的一句话。第一审果然判了死刑，这是柳田桐子射向大冢心坎的第一枝利箭。她的第二枝利箭就是写在明信片上的那句话：我哥哥蒙受着抢劫杀人的恶名死去了。


    大冢钦三将厚厚的一大摞卷宗用绳扎好，打算明天吩咐奥村寄还给九州的律师。他合上记事册，手支撑着脸，皱起眉陷入沉思。


    “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河野径子端详着大冢的脸说，“见到我就做出这副表情，真讨厌。请快活点吧。”


    “对不起。”大冢苦笑着连声道歉，“我不是不高兴见你，实在没法子。”


    被炉上盖着条花色艳丽的被子，小桌子放着好几只酒壶，但大冢钦三却一点儿没醉。这是他常来的藏娇金屋。这儿的老板娘摸透他的脾气，他跟女招待也厮混得十分稔熟。自从跟河野径子相好上之后，他一直来这儿幽会。


    大冢跟径子都换上薄棉睡衣。外头和室内都静悄悄的。只觉得室外的寒气直透进衣服里。不叫唤，女招待她们是不会进来的。不一会，耳边飘来邻室的喧闹声，还夹杂着三弦琴和女人唱小调声。不时扬起阵阵笑声。


    “外头挺热闹啊。”径子取过酒壶说，“如果能为你助兴的话……”


    “好啊，”大冢钦三拿起酒盅说，“为我、唱一曲吧。”


    “哎哟，你别出我丑了。”径子笑起来很美，眼角上象有点红肿似的惹人可爱。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


    “你真坏。”径子做了个飞眼，她知道自己的眼睛长得很漂亮，这是勾魂摄魄的一瞥。


    径子低吟慢唱起来，那柔细绵绵的音调沁人心腑。听着，听着，大冢的耳朵和脑袋各司其职了，脑子里又想起那桩案件来。蓦地，他发现径子已唱完，急忙轻轻地鼓几下掌。


    “我唱你却不听。”径子责怪说。


    “我当然在听。太好了，使我出了神。一支好曲子，能一停就鼓掌吗？”


    “去，，去。你别胡编一套哄我。”径子自斟自饮了一杯酒。


    “你可别耍孩子气啊。”


    “你一跟我在一起，就净想你自己的事。”没想到经营银座第一流法式西餐馆的女老板也会耍起孩子脾气。


    “我不想别的了。”


    “我才不信，你的脸上不是明摆着的吗？”径子仍不让步，“近来，你老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没有的事。今天见到你我不是很快活吗？”


    “那我太感谢啦。不过，你说的不是真话。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以前那桩案子？”径子凝视着大冢问。


    “不，那案子跟我没关系。”大冢钦三不觉这么说了。


    “哟，没有关系不是更好吗？你可真怪。”


    其实，要是毫无关系的话，也不会这么担心了。但并非是承接之后半途撒手不管，而是一开始就用正常的理由回绝了。虽然眼下有些案件也是这么回绝的，但并不见得有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大冢终于察觉到其中的原委了。那是因为被告柳田正夫已死于狱中。要是还活着，事至今日大冢还能出面想点办法，不管是九州还是别的地方，都能进行一番调查，可是，如今当事人已经死亡，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就使得他心中投下的阴霾久久难散。


    “好久没去了，去玩玩高尔夫球吧？”大冢晃晃头说。


    “好啊。”径子赞同道，“老坐在事务所里不活动活动，你的心情更加不会开朗啦。”


    “你也一块儿去吧？”大冢抓住径子的手，把她拉到身边来。


    “去呀。”径子偎依在他的胸前说。


    “你店里没关系吧？”


    “眼下是有点儿喽嗦事。不过为了陪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去。”


    大冢钦三用手抚摸着径子的面颊。


    大冢钦三来到了事务所。这天晌午前，有一位手持“论想社阿部启一”名片的青年，说是想为弄清案情特来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