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这桩案件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同寻常。


    被告在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正握住一把已经扎进被害者身体的大餐刀，蜷缩在那里发愣。虽然没有人目睹这场凶杀的经过，但作为凶器的餐刀上有他的指纹，溅在衣服上的血迹也和被害者的血型相同；而且青年曾向被害者借过不少钱。根据这些理由警察把他作为重大嫌疑犯带到警察局。


    青年名叫铃木正三，是U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生。


    可是这件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凶杀案，在审理调查中却遇到了一个困难。证据虽然似乎绰绰有余，但缺少足以定案的主证。首先，铃木矢口否认自己行凶杀人。提起昭和十x年，不难想象当时的刑事审讯是相当严酷的。


    可是，无论是在警察局，还是在法庭接受预审，被告始终坚持自己清白无罪。


    被害者名叫藤崎洋之助，三十八岁，没有家室。他租用了公寓里一个房间，门口挂着“藤崎商会”的招牌，实际上干的是地下高利贷买卖。可以设想，这种高利贷对于作为它主顾的低薪收入者和小商小贩来说，无疑是心狠手辣的。


    第一个目击凶案现场的是藤崎的情妇。


    她是“梅侬”酒吧间的老板娘小口君。关于那晚的情况，她对警官作了以下的叙述：


    “那天晚上我想见见藤崎，于是九点钟的时候，我给他挂了个电话。可藤崎在电话里说：‘现在正有客人，等一会儿打来吧。’这样，我到九点半又给他挂了个电话。是的，藤崎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架电话机。时间吗？那没错。因为我当时等得不耐烦，正犹豫是再打个电话呢，还是干脆找上门去？所以看了好几次手表。结果还是打了个电话。可他老不来接，那边的电话铃声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火了，立即把电话挂掉。心想怪不得，听人说他最近又找到什么好人儿了。当时，我马上出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只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赶到了他的公寓。我敲了敲门，可是没人应声。一推门，门也就打开了。


    这时，只见藤崎倒在保险柜前面，那个人好象是趴在藤崎身上。我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脱口问候‘晚上好……’，便向那个人走过去。他象是被吓了一跳，站起身来，然后低声嘟哝说：‘已经，这个人已经死了……’。”


    当公寓里的住家听到女人的惊叫声，一起拥进房间的时候，那个名叫铃木的青年还是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站在那儿。激忿的人们气势汹汹地把青年扭住时，他一点也没反抗，光是不住反复地说：


    “请你们客气点。不是我杀的！我只是发现了他……”


    从“梅侬”酒吧间老板娘小口君所说的情况来看，可以设想，藤崎是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被杀的，至多不会超过她抵达公寓时的九点四十分。


    被带到警察局的青年，受到了如下的审讯。


    “姓名？”


    “铃木正三。二十三岁。”


    “职业？”


    “U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生。”


    “是你杀了藤崎？”


    “不。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杀了。”


    “你认识藤崎吗？”


    “认识。”


    “你今晚找藤崎有什么事？”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他是个放高利贷的。我借了他的钱。手段真狠毒，只有半年工夫，就比借款翻了一番。借钱的时候，我没征得学校里那位保人的同意，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在借据上盖了印。可是期限已经到了。我还不出钱来。原来指望乡下能寄些钱来，可又落空了。”


    “所以就起了杀心？”


    “不。因为藤崎逼债逼得紧，他说我要是再拖欠不还的话，就要去找保人。这么一来，我盗用印章的事就会被戳穿。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找保人。今晚我就是来求他，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可是，藤崎不同意。于是，你想干脆打发他回老家，就拿出事先偷偷准备好的刀子，不顾一切地行起凶来。不是这样吗？”


    “根本没这回事。那把餐刀不是我的。我进屋时，他已经倒在柜门敞开着的保险柜前。


    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走近过去，好象着了魔一样居然想把他抱起来，这样一来，手不由得就碰到了那把餐刀。就在这当儿，那个女人就进来了。”


    “如果事实正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在发现异常时你不立即叫人呢？”


    “这一点，现在我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抱起他那躺倒的身体时，竟还往开着的保险柜里望了望。里面有好多文件被打开了，撒乱了的文件上面有一个首饰，好象是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象是被它的美丽迷住了似的，只顾盯着看……”


    这样的陈述，当然不能使审讯官满意。而且，在审讯中，知道了他在乡下的时候，曾跟村公所的一个工作人员酒后口角，打伤了对方，因而被惩服役一个月。


    这个案件，还有两个疑点。其中一点是住在这座公寓对面的一位年轻的公司职员提供的。


    “因为是个闷热的夜晚，我开着窗，光着膀子，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从我的房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藤崎先生房间的窗户。当时收音机正好在报时，所以我脑海里曾闪过：已经九点啦！藤崎先生房间的灯还亮着。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吧，电灯‘啪’地熄灭了。然后，过了五分钟光景，灯又亮了。那时候，我一直坐在窗前，漫不经心地望着那座公寓，所以不会看错的。一直到公寓里吵吵嚷嚷地喊叫起来，灯再也没熄灭。”


    这番话里有一点难以解释：为什么电灯熄灭以后又亮了呢？首先大致可以断定，行凶杀人是在原来亮着灯的时候发生的。凶手杀人后，把灯关掉了，按理应该随即逃之天天。然而，为什么凶手要冒着生命危险再一次开电灯呢？而且为什么凶手竟愚蠢到在杀了人以后，非但不逃，还要跪在死者身边发呆呢？从关灯到下一次开灯的五分钟里，在漆黑的房间里，凶手又究竟干了些什么？在作了这样一番斟酌推敲后，确实有必要考虑一下凶手可能不是这个名叫铃木的青年。他说不定不过是一个倒霉的现场发现人。


    可是，警察对这个疑点作了解释：铃木在杀人后关掉了电灯。他在黑暗中，走近保险柜，企图找出自己的那份借据，把它销毁。同时，顺便还可能想拿点钱。可是，文件太多，借据一时又找不到。所以他又把灯打开。而那个女人又恰好在这当口闯了进来。他进退不得，干脆装成是个现场发现人。象演戏一样，呆愣愣地站了起来……。


    疑点之二是指纹。


    作为凶器使用的大餐刀上，检查出清晰的铃木的指纹。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正握着大餐刀，手上沾着被害人的血。但另一方面，保险柜虽然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却没有发现他的指纹，文件上也没发现血迹。


    按常理来说，翻保险柜应该在行凶之后。


    而保险柜里没有指纹，也没有血迹，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不用说，无论是在房间里，还是在铃木身上，都没有搜到手套之类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警察作了很妙的解释：确实，没有发现凶手的手套。但是，凶手穿着袜子。他怕查出指纹，就用飞快的动作脱下袜子，用袜子来代替手套。女人进屋肘，准是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究竟是袜子还是手套，就惊叫着跑出了房门。在这一瞬间，他立即又把袜子穿上了脚。为了掩饰袜子上沾有的血迹，他又故意把被害者抱起来，装成全身都沾上了血……


    这么一来，尽管遭嫌疑的铃木一再否认，但案件还是付诸公审。起诉书原封不动地确认了警察的意见，认为根据情况来看，证据确凿，凶犯是铃木正三。动机被认为是，在应付逼债中害怕被发现盗用保人印章；所以，他的这次犯罪是预谋的。


    检察官的起诉严峻之至。他把铃木断定为先天性的罪犯，而且极力主张，因为他在最高学府求学，所以是智能犯，这种罪犯最为凶恶可怕。鉴于这种类型的罪犯日见增多，大有毫不犹豫付诸法律处置之必要。检察官的起诉以下文结束：“正当全民族同心同德，力拒国难之际，对此类大胆妄为之徒，理应迅速一扫而尽！”


    起诉书要求对铃木判以死刑。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担任审判的法官城川刚一全盘接受了这个意见，作出了死刑的判决。


    可是，在公审之际，有一个奇怪的场面使人难以忘怀。这是城川刚一讯问被告是否在现场（注：原文alibi,法律用语。被告不在现场的立证。）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到藤崎的公寓的？”


    “九点半过后，也许还要迟一点，到公寓前，我看了一下表，所以记得很清楚。”


    “推定受害人是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被杀的。如果你到公寓是在九点半之后的话，那末九点半之前，你在哪儿？也就是说，这一点搞清楚了，不就可以证明当时你不在现场了吗？”


    “我在别人家里，和某人碰了头……．


    “那个人是谁？还有，那个地方在哪儿？”


    “那个人……那个人，我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讲？碰巧的话，那个人不正是能救你命的重要人证吗？”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讲。”


    “原因是什么呢？……”


    “法官先生，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能说。不，我没有权利透露。”


    “那么，那个地点也同样吗？”


    “不错，所有的。……反正，我直到九点二十分左右都在那儿。这一点千真万确，我可以向上帝起誓。从那个地方到那座公寓，即使坐汽车也要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要我在那段杀人的时间内赶到现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证明这一点呢？”


    “这，……这是因为，……”


    这时，他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可以看出，想说的心情和不能说的意志在激烈地进行着斗争。最终，他还是拒绝说出那个人和


    那个地点。接着就光是重复地说着那已经说了多次的话：


    “反正我清白无罪。这不是我干的。法官，一个人在拚命疾呼啊！恳求你听听这种良心的呼声吧!我是无罪的，即使死到临头，我还是要说，我是无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