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威廉·麦瑟尔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17岁，中学生，身高1.68米，身材苗条，长
长的金发，褐色眼睛，椭圆形脸，特征：无。服饰：灰色旅行服、白衬衣、
黑鞋子，黑皮包。最后一次被人见到：今年8月17日在维也纳施维更特机场
登上10点30分飞往爱丁堡的班机前。该机12点45分到达伦敦希恩罗机场。”
这是打在电传机带子上的一条消息。通知对象是国际警察组织和伦敦警察厅。
几个月来，绑架事件频频发生。有的是为了敲诈钱，用来充实自己的腰包，或用于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则是为了逼政府向非法的军事组织提供武器，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把这不完美的世界改造完善，要用冲锋枪扫出一个新世界来。不管这些暴徒、这些组织的头头把他们行动的目的描绘得多么美好，而绑架总是犯罪行为。
地方警察对蕾娜特失踪的原因一无所知。接到失踪报告后，他们把寻人启事发给了通讯社。有几家日报在地方栏内对此作了报导，最多的达15行。这是因为当时正值仲夏，欧洲大多数政府在休假，所以报纸上有时也报导一些琐事。电视新闻节目在报导了中东、爱尔兰和美国的消息后，也播放了蕾娜特的一张照片，女播音员用她柔美的嗓音把上面那段关于蕾娜特的话念了一遍，尽管这几句话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
这一切是由一个电话引起的。打电话的是爱丁堡的芬奇先生。按事先约定，蕾娜特应于17日到达那里，可是芬奇先生等了一天，仍不见蕾娜特的踪影。他深感不安，终于抓起了电话……
这个电话打得既费时又费钱，因为芬奇先生的德语不怎么样，而歌得斯密德先生的英语也很蹩脚。
8月18日傍晚，当史雷恩路17号歌得斯密德家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时，歌得斯密德夫妇的心情很好，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度过下周的假期。歌得斯密德先生拿起了话筒。
“我是歌得斯密德。”他语调亲切。
“我是芬奇。”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用的是德语。
“哦，芬奇先生，一切顺利吗？”歌得斯密德也学着用英语讲话。
英语：“蕾娜特在哪里？她什么时候来？”
德语：“我不明白。”
“蕾娜特什么时候来？”芬奇只得用德语重复一遍。
对话暂停。歌得斯密德听见电话计时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他的心跳加剧了。他清了清嗓子。
“怎么了？她不在您那里？蕾娜特坐的飞机是昨天上午10点30分起飞的。”歌得斯密德担忧地回答。
“我们到机场去了三次。蕾娜特没来。”芬奇德语中夹着英语单词。
没来，没来，歌得斯密德在放电话机的小桌旁坐了下来。
“可是这太怪了，这不可能，我们送她去的机场。她会在。伦敦坐错飞机吗？”
“我想不会，这事实上不太可能。”
“我们怎么办呢？芬奇先生。”
“您就像我一样，赶快报警。”
“报警？”歌得斯密德惊恐地叫喊起来，他看了看老伴，她正害怕地注视着他，蹑手蹑脚，屏息静气地走过来。
“对任何情况都要有准备，歌得斯密德先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回答，反问，回答，就这么翻来覆去了一会儿，歌得斯密德越来越慌乱，越听越糊涂，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脸和脖子都潮湿了。
“我这就去警察局，”他垂头丧气地轻声说，“我会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您的。”
“好的。我很抱歉。再见！”
“谢谢您，芬奇先生——可是，如果您探知她的下落，请及时通知我。”
“那还用说，您不必担心。”
挂上电话，歌得斯密德先生就到警察局报告去了。警察详细询问了蕾娜特此行的目的，有没有自杀的迹象，有没有参加背景朦胧的团体、极左组织、法西斯联盟等等。对这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了解他疼爱的蕾娜特，她是个好学生，用功、刻苦，所以父母允许她今年到英国去，边当保姆边进修英语。她英语很好，好极了，全班第一。
歌得斯密德先生没精打采地回到史雷思路他的家里，走进厨房，在老伴身旁坐了下来。他的老伴正含着眼泪冲洗餐具，然后机械地把盘子收起来。
“我们怎么办？”歌得斯密德先生问。
歌得斯密德夫人摇摇头，用满是肥皂沫的手捂住了脸。
“我们省吃俭用，为了让她这次能够旅行。”他继续说，“结果呢？哦，上帝！我们该怎么办？”
“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罪过。”她说。
“不会的。哪会出什么事啊。瞧着吧，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切将烟消云散。”他明白他不能垂头丧气，在她面前沉不住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既然这是误会，那你为什么上警察局去？”
“芬奇先生说；还是保险一点好，各种可能性都要试试，也许这样会更快地在一个青年旅合或者旅馆里找到她。或许她跟芬奇先生当面错过后，暂时住在哪里。”他在撒谎。
“我不相信！”她说。
“那么又会怎样呢？”他喊起来，跑进了起居室。
他抬头看着墙上的钟，钟上的秒针，时间在滴嘀嗒嗒中过去，他却一筹莫展。他刚才强装的镇静消失了，心中突然充满恐惧。房子里显得又静又空，每次蕾娜特不在家都是这样。可是这次的寂静与以往不同，它来自他的内心，使他额头发潮。他必须迫使自己在老伴面前不流露那紧紧攫着他的惊恐。
为了找点事干，他给旅馆打了个电话，退掉了他们老夫妇俩预订的带淋浴和早晚两餐的双人房间，他们不能到那安静而又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了。他很清楚，在几个小时以至几天内，他必须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协助找人。但他不知道他能给予什么协助。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晚饭端到了桌上。由于天气又问又热，他们吃的是牛肉色拉冷盘加土豆，还有牛油和酸奶。
他们坐在餐桌前，谁都没有胃口，把盘子推过去，转过来，毫无兴趣地用刀叉捅着戳着，谁也不敢看觑对方的眼睛。
当门铃响起来时，两个人都跳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又高兴又惊慌。也许是什么人带来了蕾娜特的消息，有关她活着的消息。
来人是个警官。他还想问一些问题，想知道其他一些细节；箱子里装着什么，小手提包里有什么东西，歌得斯密德夫人是否还记得蕾娜特带着什么内衣，等等。这个警官说，这些东西经常对找人有用。他们把警官领进屋里饭桌旁。
他们把所有的盘子都推到警官面前，硬要他吃一点，喝一点。假如他能吃能喝，就是个好迹象，蕾娜特的处境就不会太坏，要不然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人哪能心安理得地又是吃又是喝呢？警官无拘束的吃喝，使他们有了信心，话也多起来了，他们说着蕾娜特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有用没用。他们高兴地看到警官在做笔记，把他们说的事记了下来，完了他又要了一张蕾娜特的照片。他在他们家整整呆了一个钟头。可是他一走，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
他们沉默着，下意识地做着种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不做：睡觉。他们害怕，害怕做梦，害怕自己失去了控制的想象力。
他们看了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没有与他们有关的消息，可是屏幕上展现在他们跟前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对他们的触动要比以往强烈。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床铺好，把睡衣放好，这也是一种故作镇静的行动，放牙刷也是如此，慢慢的，一切动作都慢极了，然后是睡前的吻，把枕头放好，他俩心里都清楚，可都不吭声，心里却使劲琢磨会发生的事的几种可能性，弄得额头都痛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睁大了眼睛躺在黑暗的屋里，期待着，凝视着屋顶，热泪盈眶，但是谁也不抽噎，怕影响身边另一个人的情绪。他们都装出有点信心的样子，尽管无法具体描述，表达，但毕竟不是没有。比如那个警官和蔼可亲，没有带来任何悲剧性的迹象，他的举止说明了这一点。他不把形势看得太严重，当然也没有完全排除危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他怎么会呆一个钟头才走呢？
他们毫无睡意地躺在小房子里。这座房子有三间正房、一个厨房和一些小房间，这是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攒钱盖起来的，为的是有朝一日能留给他们的蕾娜特。他们的蕾娜特在哪里呢？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是谁把她从她父母的生活中夺走的？他们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听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没有真正重视过，是谁把这道该死的门在他们的眼前推开的？这些人脑袋上难道没长眼睛4当电视屏幕上出现非洲挨饿的人群、越南被射死的小残废、世界各个战场上的死亡者时，他们的心在暗暗地颤抖……
他们躺在床上，脑袋都快裂了。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及时去做？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正直的人，勤劳、谨慎；他们的生活是在安分守己的轨道上前进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对他们太不公正了。他们没有想到，同样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每天降临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
从维也纳起飞的一架卡拉维尔和从尼札起飞的一架波音727，起飞时间只相差几分钟，目的地都是伦敦希思罗机场。天气很好。卡拉维尔座无虚席。劳累了一年的人们离开这座炎热的城市去休憩，商人们越过海峡去争取新的合同，大学生们去度暑假，借此机会寻求接触、友谊和夏季的职业，要不然（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就是去探险寻奇。这是为期两个月的民族迁徙时期，学语言的学生集体包机旅行时期，还有交换服务的姑娘们。在大陆和不列颠岛之间，飞机成天满载着这些人飞来飞去；这段时间里，乘客中女性占多数。根据统计数字，其中一大半是17岁到24岁的女大学生。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坐在窗前，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有点慌，僵直地靠在椅背上，还担心地想着她的箱子会不会安全到达爱丁堡。她想着玛丽-芬奇和查理-芬奇，她只见过他们的照片。这同样使她不安。靠一张照片去辨认不认识的人可不那么容易。近在咫尺的引擎噪声，机体的震颤和喷气的呼啸声使她感到不舒服，可是其他乘客泰然的样子又叫她安下心来。她试着辨认站在看台上的父母，但那里有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小点，太乱了。她觉得座位太挤了，她的手提行李挡住了她的腿，膝盖上放着雨衣也够累赘的。一位态度和善的空中小姐帮她把雨衣放在行李架上，递给她一块糖，还向她点点头以示慰藉。字幕上的灯光亮了；请勿抽烟！系好安全带！蕾娜特照邻座的样子做。扣安全带扣子的金属声响起在这整个又细又长的房间里。飞机传动装置鼓足劲嚎叫起来，制动闸放开了，卡拉维尔飞机向跑道驰去。蕾娜特感到自已被椅背给吸住了，她闭上眼睛，心脏剧烈跳动，当她感到被抛上了天空时，手指紧紧掐住座椅的扶手。
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慢慢地，她睁开眼睛，迟疑地向窗外茫茫的瓦蓝色天空看去。她看见一道倾斜的地平线，在卡拉维尔向左拐了个大曲线后，“地平线变成水平的了。她壮起胆子往深处看，她吃惊了。群山成了小丘，宽阔的公路成了细线，大片的农田和野地成了棋盘。这真是奇迹；她居然飞上了天空。
从尼札起飞的波音727在3.3万英尺的高空甩出一条凝结尾迹。舱外温度是摄氏45度。二等舱里坐满了人；头等舱里空着四个座位。其中一个位置是以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名字订下的，可是机场服务处在广播中叫了三遍也不见这位年轻女士出现在入口处。
服务处工作人员关上了门。他问身边的机场小姐：“你知道弗雷斯卡一家吗？”
“不知道。”
“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是知名人士啊。”
“是政治家吗？”
“也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那老头儿是经济界的大家伙，只要他高兴，就可以让货币坚挺或者疲软。”
“你怎么会知道这家人的？”
“前天我在电视里看见了他们全家。那是为他家女儿举办的生日酒会。这些上层人物全被金子和宝石的光泽给裹住了，弗雷斯卡夫人戴着一顶像古代希巴王国皇后戴的那种头饰，在强烈的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亲爱的，就这么一小块地方集中了多少钱啊。”
“对这种人来说浪费掉一张飞机票完全是小意思。”
“没那么回事。弗雷斯卡会把钱收回的，我敢打赌。这种人总有办法，因为谁也不敢惹他们不高兴。”
“无赖！”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们的女儿怎么样？”
“你说她会怎么样？可以挥金如土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真是个可怜虫。”
“为什么？”
“你想她会找到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吗？一个她真心喜爱的，对她的钱财不存觊觎之心的人？”
“她要结婚的话，想的也只会是钱财。”
“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到头来她只能算是高价卖出的商品。”
“你的同情心使我万分感动。”机场工作人员讥讽地说。
“算了吧，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那个小东西也许还在醉醺醺地把生日酒会上喝的白兰地吐出来，而你却在为她担心。你还不如关心关心我，陪我吃饭去。”
“如果你认为看我吃饭的样子会带来乐趣，那我奉陪好了。不过我可要警告你，我今天胃口好极了。”
这段对话结束一小时后，波音727降低了高度，进入了伦敦近郊。又过了几分钟。它便处于伦敦控制范围内了，几分钟前，从维也纳来的卡拉维尔已越过伦敦微波全向无线电信标，向右侧转弯，对准了中心线。没一会儿就在机场大楼前滑行了。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过境旅客的出口处，有两个年轻的男人已经站了足有四十分钟，他们仔细观察着所有过境旅客，老是担心是不是来迟了，有没有错过他们所等待的人。
当机场女播音员报告来自尼札的波音727降落的消息时，这两个男人赶紧挤到离出口处更近的地方。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从报上剪下来的一片又读了一遍，这片报纸看来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纸又软又脏，皱皱巴巴的：
“德-弗雷斯卡先生和夫人于8月15日举办酒会，庆祝他们的女儿罗莲小姐25岁生日。罗莲将于8月17日离开尼札，乘飞机前往爱丁堡参加艺术节。据悉，罗莲小姐前往爱丁堡不仅由于艺术节，她还将怀着很大的兴趣观摩高尔夫球世界锦标赛。弗雷斯卡家的朋友们认为，也许有一段罗曼史正在进行。”
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罗莲小姐的一张照片。罗莲长着暗金色的长发，深棕色的眼睛，照片上她微笑着，半启朱唇，露出整齐美丽的牙齿。这张照片对罗莲的形象作了什么美化，这两个男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好像只是在画报上见过罗莲，对她真的长相一无所知。
当第一批过境旅客向出口处涌来时，两个男人中年轻一些的那个把剪报塞进裤袋，仔细地察看匆匆走出来的人们。许多旅客手里拿着护照，目标明确地向检查处走去；也有些人犹豫着，问问人，拿不定主意该朝哪里走，只好与下一架飞机上下来的人流卷在了一起。队越排越长，不过护照验查得很快，只有那些交出入境卡的人稍微耽误一点时间。这两个男人需要留意的正是这些人，但也不必一个一个地观察，首先男的可以排除在外，超过一定年龄的女人也不在注意之列。
那个年龄稍大些的男人突然把罗莲-德-弗雷斯卡的照片塞在年轻同伴的手中。若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可发现明显的修改痕迹，要凭这张照片认出本人来，应该在画面上作一些补充。照片上的脸毫无皱纹，既不愉快也不悲伤，既不惹人喜欢也不惹人讨厌，看上去活像橱窗里模特儿的脸，虽然化妆得十分巧妙，但呆板而无生命力。这张脸与成千上万年轻姑娘的脸有相似之处，区别顶多在一个酒窝、一条皱纹、一道额前卷发，或者嘴的一个动作。
这两个男人等待的人来了，一定是她。年轻些的偷偷瞥了一眼照片，他向同伴转过身去，但是那同伴却看着别处，让他作出抉择；他决定了。他更仔细地观察着她。苗条的身材，苍白的脸，大大的棕色眼睛流出惊异的光泽，暗金色的长发微微闪亮，嘴唇闭着。他觉得她自命不凡又很疲倦。他看见她交出入境卡，交验了夹在红色皮革套子里的护照，然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朴素的穿着使他有点疑惑，但他认为这是故意迎合英国人的眼光。他跟了上去。她迟疑不决地走着，更换了几次方向，环顾四周，完了向问讯处走去。他挨到她身旁，可是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噪音和广播中的通知把她的声音盖住了，他只听见坐在问讯处里面那个男人的回答，那人还用手指指着一个方向。
“23号门，起飞时间14点45分。”
这意味着爱丁堡方向，他们跟对了。
“她飞往爱丁堡，约翰。”年轻一些的说，“我敢断定就是她。”
“我也这么认为。”约翰回答说，“告诉贝特西，我们找到她了。快点，克里斯，我看着她。”
克里斯朵夫走开了，他找到了一个长途电话亭，掏出几枚硬币拿在手里。拨完数字，他用手指在电话亭玻璃上敲着。他的头转来转去，想看看那位姑娘和约翰在哪里。听筒里响起咔嗒一声，克里斯朵夫注视着键盘。他听见了他所期待的声音。
“四号在说话。”
“喂！贝特西，看来事情很顺利。”克里斯朵夫说。
“你应该养成不称我名字的习惯。”
“别激动，货物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养成习惯，否则总有一天你会在你的舌头上跌跤的。那孩子来了吗？”
“是的。她将于14点45分继续飞行。”
“她一个人吗？”
“是的。”
“你敢肯定是她吗？”
“完全肯定。”
“你有没有查看一下旅客名单？”
“现在可是你犯个了错误——四号。”
“你那平平常常的脸谁也记不住的。”
“可是人们会说，有一个人来过，打听过消息，是个年轻人，长得这样那样……”
“别扯那么多。我们怎么辨认她？”
“我将紧挨着她。”
“好的——你没有搞错什么吗？”
“什么错？”
“也就是说，万一不是她呢？”
“她是的。约翰也这么认为。她跟照片上完全一模一样。只是……她好像在玩什么新花招。”
“什么花招？”
“她打扮得十分朴素，一本正经。”
“这是她成熟的年龄造成的；”
“你妒嫉她吗？”
“别瞎扯了。不要忘了，不可感情用事，感情该用在其他场合。”
“我该结束了，通话时间快到头了。”
“你知道有没有人接她？”
“在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没有碰到别人。”
“奇怪。”
“为什么奇怪？”
“我是说，我们没有想到过，她有跟一帮花花公子一起出现的可能性。”
“她没有……就是那样也无所谓。你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
“就谈到这里吧，我得找找别人，把这事准备停当。祝你顺利。三号。”
“再见，四号。”
克里斯朵夫离开电话亭后，买了一张报纸，慢腾腾地向23号门走去。时间还充裕，不会有什么波折的。他打开报纸，装做埋头在报纸里。有时他越过报纸的边缘，偷看一眼他跟踪的对象。
约翰就坐在附近，他在玩拼词游戏。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在一个个口袋里佯装没找到打火机，便向克里斯朵夫走去。
“您能借个火吗？”
“可以。”克里斯朵夫说着俯身向前，划着一根火柴，给约翰点烟。
“我们不坐在一起。”约翰在吐烟时轻声说。
“不用谢。”克里斯朵夫大声说着又靠回了椅背上。
约翰走开了。他走走停停，看看书报亭里画报的封面，最后在旅客人流中消失了。他穿过拥挤的餐厅，走到另一边通向若干入口处的走廊里。他沿着一个宽大的楼梯走下去，向左拐入邮局，走进一个电话亭，拨动了键盘。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了。
“喂，”
“我是约翰。”
“谢天谢地，你总算来电话了。我一直在等。”
“我这不打来了吗，宝贝？”
“会顺利吗？”
“没问题。”
“她看上去怎么个模样？”
“很好——十分标准。”
“个子多高？”
“像你一样高。还有：要是你的头发也这么长，她可以当你的妹妹了。”
那个女人笑了。
“约翰，这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好运，对吗？”
“克里斯朵夫手里拿着照片不难找到这个姑娘，这个罗莲。”
“你们一起来吗？”
“是的……我是说，坐同一架飞机。但我们装得互相不认识。”
“马上又能跟你见面了，我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
约翰绕着道又回到了入口处。他离开克里斯朵夫和那位姑娘相当一段距离。克里斯朵夫始终在监视着这位姑娘。
广播里一响起招呼前往爱丁堡的旅客的通知，约翰手里拿着机票就往入口处走。这时，被称为四号的贝特西正抓起电话话筒，给她们一伙人中的另一个人打电话。
“计划在进行。”她说，“一号、二号照计划行动。”
“好的，”电话线那端说，“我通知二号。”
贝特西挂上电话。走到镜子前面。她仔细地观察着自己。她脱下外衣，凑到镜子近处，用酒精把脸擦干净，把眼皮上的妆擦去，梳了一下她的短发，用口红画出一个宽大的上唇。然后，她穿上机场小姐的制服，把一个手提箱收拾好，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衣帽盒放进手提箱，把护照和驾驶证、汽车证放进手提包，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门口。然后，她放下百页窗，关上房间里所有的门，回到梳妆台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放在杂志和时装画报下面的皮夹子，抽出一本护照。她打开护照上贴照片的那页，又转过脸来对着镜子。她看看照片，又看看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慰然笑了。她觉得照片上这个人与她没有相似之处，首先，这里面是个长着长头发的姑娘。她把这本护照塞进手提箱，离开了她的住宅。
她穿过一个开满杜鹃花的花园，来到一条小街旁。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辆小汽车停在灌木丛中间，她拨开灌木，钻进了汽车，把行李扔在后座上，戴上墨镜，发动了汽车。汽车驰过几条安静的小街，在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主行道拐弯，到了前往爱丁堡的公路上。她的制服帽搁在旁边座位上。
山笛和马科斯一起给一大堆信封贴邮票，完了把现成的信一个个塞进去。一封信寄给德-弗雷斯卡夫人，大多数信都是寄给国内外著名报刊编辑部的。
“我真不明白贝特西干嘛那么匆忙。鱼还没有上钩，乞讨函就寄出去了。”山笛说。
马科斯笑了起来。
“乞讨函！你是挖苦呢还是表达理想？”
“我总是把坏事看得比它们本身好，可从不把好事看得像它们本身那么妙。”山笛回答说。
“我很羡慕你的性格。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克里斯朵夫和约翰搞错了呢？”马科斯问。
“我们等抓到了那条小鱼儿才把信发出去。再说那小家伙有护照。”山笛说。
“她总不见得那么傻，把护照挂在脖子上。我们把她抓住，检查她的护照，如果错了，就说：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这不是太荒唐了吗？”马科斯继续阐述。
“这当然-，可是……”
山笛停了下来，吹了声口哨，把最后一个信封搁在一边。
“那时她已经通过护照验查处了！”他说。
“就是嘛，”马科斯说，“所以我们要在她进机场楼之前就恭候她。”
“贝特西的神经一定是坚强得像钢索。”
“她的神经可不行。”
“行李怎么办？”
“让那小东西放弃跟我们过奢华生活的指望吧。”
“但是这些行李将会证明她是在这里失踪的。”
“我们不得不冒这个险。不过谁又能证明这一点呢？在国内航线飞行中从来就不立旅客名单。”
马科斯看了看表。
“我们十分钟后出发。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山笛回答，“我们要带上这玩意儿吗？”
“就照约定的办。”马科斯做了个鬼脸，“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东西，别那么婆婆妈妈的。”
他们把信件塞进一个公文包里，每个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黑色的小口径手枪揣进上衣口袋。然后关上窗，拉好窗帘，拧紧厨房里和洗澡间的煤气总开关和煤气暖气开关，关上水龙头，然后把两个大箱子、两个麻袋拽到后院。一辆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行李放进后备箱，马科斯把公文包扔在后座上。
“这车真漂亮，”山笛说。
“赶上大减价了。”马科斯做着怪脸说，“我还是打算换一辆，什么时候都行。要不然就再碰一次大减价。”
他们看了看仪表板上的钟，静静地挨着坐上。山笛点了点头，马科斯发动了车。从现在开始，一切必须准确无误地照计划进行。事关重大，不仅是对他们来说，而且关系到许多人。他们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帮助千百万人，这只有在第一着胜利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万“一失手，他们轻则失去自由，重则失去生命。
从现在起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名字，他们成了代号，将不顾一切、藐视法律，只顺从于一种新的、只有他们承认的法。
他们默默地驶过街道，上了通往机场的公路。飞机修理棚旁是教练机场的一个个飞机库。他们的车向那里驶去，通过升起着的横木，停在看门人面前。马科斯出示了证件，然后向停在机场上的一些教练机那儿驰去，在一架斯高特型直升飞机旁停了车。他们下了车，把行李从车里转移到飞机里。山笛留下来作起飞前的准备工作，马科斯驱车驶向机场大楼。
马科斯把车停在贝特西的车子后面。他拿上公文包，没有锁车门，进入了接客大厅。他看见了贝特西，她手中捏着折起的机场小姐帽，身上披着一件雨衣，站在旅客进来的门口。他凑到她身后；没有人会注意他们，因为厅里人很多。
“从哪扇门出来？”马科斯轻声问。
“右边那扇通过行李的门。”贝特西轻轻回答。
“你能行吗？”
“我试过几次了。”
“飞机到了。”马科斯说。
“拿着我的雨衣。”贝特西说。
马科斯接过贝特西的雨衣，只见她很快地、毫不引人注意地戴上了帽子，穿过门走到了机场上。没有人看她，大家都在看着越滑越近的飞机，停机示意员把飞机引到停机坪，引擎关了，尾部的楼梯慢慢落下来。第一批旅客出来了。
在从伦敦到爱丁堡的飞机上，蕾娜特心情舒畅。那卡拉维尔既没有爆炸，也没有掉进海里或者撞毁。她现在轻松舒展地坐在座椅上，被下面的景色深深吸引住了。她试着形容在空中摇晃的感觉，把这感觉固定下来，以便在给家里的信中描绘一番。云的形状——塔、山、城堡；湖海——灰色的，发蓝的白色，像冰一样移动，又像棉花一样一团一团，圆圆滚滚，真令她激动不已。一旦有空隙可以看见地面，她惊讶地看到绿色山丘的带子、闪光的河流，以各种不同的黄色调为分界的田野，城市和村庄像玩具积木；有时她靠在椅背上，眼睛闭上几秒钟，她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世界是多么美啊！
三叉戟把她带到了离地面1000米的高空，蕾娜特感到，好像下面是个巨大的球从北向南转着；在远方，在烟雾茫茫的东方有一小块土地，那里立着她父母的房子——而她在向北方疾驰。下面河畔立着人们的住宅，飞机从许多人上空掠过。有的人也许会抬头看看空中这道银色的箭头，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一点她至今没有认真地想到过，如今从这风驰的飞机上往下俯瞰，她发现人们的种种忧愁——也包括她在内——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她心中对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新的、从未感受过的亲切感。她感谢这次空中旅行为她打开了新的视野，带来了新的体验。
眼前的图像突然换了，不仅在她眼前，而且在她心中：她看见了学校，她还将在其中度过一年，那些台阶、休息厅、许多吵吵嚷嚷的孩子，推来撞去，东奔西跑，一群普普通通、没有思想、激动兴奋的人。她看见高校长室不远处电钟旁边白底黑字的匾额，这她至少读过几百遍，甚至也懂了，但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其含意，现在她才感到那两行字的意义竟是如此之深：“切勿共憎，但须同爱。”
灯光字幕亮了：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告诉大家，飞机将准时到达爱丁堡。蕾娜特暂时将她的感觉搁置脑后。她转过头去看四周，不引人注目地观察周围的旅客：闲聊个没完的大学生们、旅游者和商人。他们不是在读报，就是在把喝完的威士忌杯子塞在走来走去的空中小姐手里。
她感到格外舒服的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她，没有一个人试着同她说话。倒是在故乡的有轨电车上常有人主动与她搭话；飞机里没有一个人特别关心她的存在。也许只有一个例外，但也完全是偶然的。有两次她的目光与同排的一个年轻男人的目光碰在一起，这两次都在她偶然向对面的窗口看去的时候。那男人之所以引起她的注意，是因为他留着滑稽的莫利兹发型，长着一张大马脸，毛衣袖子太短，不足以掩盖他长长的胳膊。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三叉戟降落时抖动起来，耳膜疼得厉害，飞机传动装置的尖叫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蕾娜特又默念了一遍见面时的应酬话，要说得正确，英语化，因为第一印象往往是关键性的。有一阵子她也曾担心过她的行李，但是当三叉戟飞机在跑道上疾驰时，注意力就转移到飞机的降落上了。
飞机到了滑行道上，轻轻地颤动，制动使旅客们的身子贴到了安全带上。飞机停了下来，传动装置声音消逝了。这时蕾娜特犹豫起来，可是下机的旅客却像潮流般地卷着她向前走。她对安全到达目的地感到高兴，又对飞行的结束感到遗憾。耳边响起空中小姐的问候，她依恋地瞥了机舱一眼，便走下了楼梯，缓缓跟着其他旅客，环顾着，望着机场大楼，这里的看台上也站满了人——她到达了爱丁堡。
旁边有个人碰了她一下。
“对不起。”是那马脸年轻人用法语向她说。
蕾娜特感到惊奇，她用英语回答：“没关系。”
机场的噪声、看台上的叫喊声使她头昏脑胀，耳朵里还在嗡嗡叫着，她木然地朝着大楼走去。
一个机场小姐走到她面前，仔细打量着她。
“小姐，是不是有人来接您？”她问。
“我听不见。这噪音，还有我的耳朵。”蕾娜特答道。
“您会说英语吗？”
“是的，我会。”
“有人来接您吗？”
“是的，芬奇先生和夫人。”
“跟我来好吗？我们走一条近路。”机场小姐说。
她跟着机场小姐穿过一道边门出了机场。一个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把她领到一辆汽车旁，让她坐在前座。使她奇怪的是，机场小姐也上了车。可是她没有多想，望着机场前面喧喧嚷嚷的热闹场面，心满意足地轻舒了一口气。
“我的行李怎么办？”蕾娜特突然发问。
“待会儿再说。”坐在她后面的机场小姐简洁地回答。
然后她听见跑步声，后面车门被人拽开，又上来了两个人。几乎与此同时，汽车快速向前驰去。蕾娜特偶然看了一眼反光镜。这时她感到嘴巴和鼻子前有种又湿又甜的东西，舌头好像变粗了，眼皮合上了。可是她还是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反光镜。她吃惊地看到那张马脸，突然感到自己似乎在向一个黑沉沉的深渊坠落，轻飘飘的，就像一根羽毛。
“她过去了吗？”约翰问。他左手把窗摇下来，右手搂着贝特西。
贝特西俯到前座上，轻轻拍了拍蕾娜特的面颊，翻开她的眼皮。
“过去了，”她说着转向马科斯，“你把信发出了吗？”
“发了。……得布置一下，让这小东西在过检查口的时候看上去像睡着了……或者像喝醉了。”马科斯说。
“把她的手提包给我。她的护照一定在里边。快，动手啊，我们快到检查口了。”贝特西紧张地说。
马科斯把手提包送给她。贝特西翻了翻，什么都没有。
“这里没有。”她说。
她搜蕾娜特的身，掏她上装口袋，可是除了纸巾，一无所获。
“这也太奇怪了，”贝特西说，“护照总该在身边啊。”
“别是叫她给吃了。”马科斯问声闷气地说。
“别吵，”克里斯朵夫压低嗓门说，“已经到检查口了。”
他们来到了横木前。马科斯把身份证递出去。守门人表示感谢。汽车在滑行道上驰向他们的直升飞机，开到背朝机场大楼的那面停下，他们纷纷跳下了汽车。
山笛在几分钟前已经向指挥塔申请起飞，指挥塔批准了他。他报的是他作为飞行员另带五个人，报了飞行目的地，指挥塔还跟他说了一些天气情况。
“你们快点！”山笛在座舱上叫喊，“我们如果不马上起飞，要再过一个小时才能被批准下一次的起飞。”
“汽车怎么办？”马科斯叫着。
“开到那些机棚后面去！”
克里斯朵夫和约翰把蕾娜特拽出汽车，把她像个洋娃娃一样塞进了直升飞机。贝特西拿上了那个手提包。马科斯倒着车七拐八弯开到机棚后面。山笛开始发动机器。螺旋桨扇起尘土。山笛又向指挥塔报告了一次起飞要求。马科斯弯着腰跑过来，爬上楼梯，裤子和头发被风刮得一个劲地飘扬。他钻进了飞机，带上机门。山笛一反常规，以向后上方的笔直曲线使直升飞机离开了地面。
“还算不错。”山笛说。
“照这么下去，下星期就能大功告成……”马科斯说。
“你把这小东西的大衣弄哪儿去了？”贝特西打断了他。
马科斯瞪大了眼睛，看上去像是晕机了。
“在后备箱里。”他喘着粗气说。
“笨蛋！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笨蛋！”贝特西说。
山笛驾着飞机越升越高，然后确定了一下方向，直升飞机便载着他们飞往遥远的北方。
早晨出版的各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标题报导了罗莲-德-弗雷斯卡失踪的故事。这是8月19日。同样内容的信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各个编辑部的。各家通讯社以昂贵的价钱抛售这个颇有油水的消息，这无疑是一流新闻，一则能大大提高报纸销售量的头版头条新闻，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先去验证一下这条消息确实与否，关键要赶在一大早给读者们提供早餐时谈话的材料，从而伴随他们这一天的生活。女人们在乳制品商店谈论此事。男人们午间在食堂里发表议论；他们震惊、愤怒，极力主张对暴徒施以死刑。主张警察应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主张实行严厉的教育手段，因为一旦学校和家长教育无方，孩子们就会变野，长大后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激动不已。人们只是力图表现得正直、义愤填膺。关键是，报上登载的一切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反正没有发生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这条街上，这幢房子里，谢天谢地，没有在自己家里。
右翼保守报纸《商报》在发表这封信的内容前召开了一次紧急编委会议。信是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读到的。不管怎么说，劫人事件对于一家经济报刊来说也是第一版的重大消息。
“先生们，”主编对他的同事们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它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波及经济领域，并在外交上造成麻烦。您，布吕克尔先生，跟弗雷斯卡家通个电话。验证一下，他们的女儿是否在尼札，是否真的到爱丁堡去了，等等。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跟我们开天大的玩笑。”
“通讯社已经通过电传发出了这条消息。”布吕克尔说。
“得了得了。我们发表的东西就得验证，我们是一家严肃的报纸。您还是马上去打电话吧。我们不能拾别人的牙慧。正相反，还要加上这么一句话：与弗雷斯卡先生通话后我们得以……诸如此类。快去吧，布吕克尔，闪电式通话。”
布吕克尔离开了会议室。其他人在那里讨论应给这起绑架事件腾出多少版面。此外，“一些已经排好版的文章不得不抽出来推迟到明天发表。编辑们决定，将一个部长辞职的消息和对此的评论、一些汽车价格上涨的消息以及一个自杀者住宅里煤气爆炸一事推迟发表。这就给绑架者的来信和对绑架事件前景的估计留出了足够的篇幅。
布吕克尔在打电话。通往尼礼的线路畅通，可是弗雷斯卡家的电话始终拨不进去。足足等了25分钟，布吕克尔才在两个通话之间钻了个空子，接通弗雷斯卡的私人办公室，与那边的秘书说上了话。
“这里是《商报》编辑部。通讯社发的消息属实吗？弗雷斯卡先生是否会照绑架者提出的条件办？”布吕克尔问。
“先生，您占了线，我们正在等部里的一个电话。”
“您只用说是或不是，完了我就挂上。”
“您到底想知道什么？”
“罗莲小姐在尼札吗？”
“不在。”
“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不知道。她当时是准备飞往爱丁堡的。”
“会屈从于绑架者提出的条件吗？”
“这我不知道。”
“您认为有没有以其他方式解救罗莲小姐的可能？”
“即使知道我也不会说，因为这会使谈判难以进行。现在该结束了。再见！”
秘书挂断了电话。布吕克尔很满意，这次通话澄清了一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证实了通讯社消息的真实性。他的记者职责应该算尽到了，一旦有差错，可以在事后向读者道歉。谁对报上的消息又会琢磨得那么仔细呢？
他跑回会议室，打断了那里的讨论，他带来的消息是轰动性的，足以使他的身价有所提高。
“博士先生，通讯社的报导是正确的。”他越过同事们的头顶喊，“我们可以刊登这则消息。”
他描绘了电话内容，把自己的估计也编织进去，从而使他的叙述显得更有份量。他从主编递过来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
“或许您得坐飞机去尼札一次。”主编施普朗格博士说，“不过让我们再等一天吧。”
施普朗格博士抓起电话筒，拨了印刷厂的号码。
“开机吧。开足马力。质量可以忽视，但无论如何要在一个小时内送出去。”
印刷机开始转动，整座房子里都能听见那沉闷的机器声。施普朗格博士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微笑着倾听了一会儿机器旋转的噪声。发送部的大门打开了，送报车一辆接一辆倒到木装卸台前。
不到一个小时，第一批油墨未干的报纸送了出去。在第一版通栏标题下还划了红杠：
《政治暴徒绑架大工业家的女儿》
“尼札（本报第一手消息与评论）。如报道，尼札的罗莲-德-弗雷斯卡，法国大企业法兰费罗公司总经理的女儿，于8月17日被绑架。暴徒们要求1000万法郎赎金，自称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这些话出自今天早晨本编辑部收到的一封由爱丁堡发出的信。我们摘录如下：
“我们绑架了罗莲-德-弗雷斯卡。我们意在以此引起世界公众的震动和注意，从而对千百万人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忍饥挨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寄予关心，慈善组织搞的募捐活动虽然是好事，但到头来，送到一个村落里的只剩一捧米。在许多人的眼里，我们的行为是犯罪。我们不怕被曲解。世界各地儿童死于饥饿，生活水平低下的部落、民族受尽独裁者的搜刮，受到邻族的袭击，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过着奢侈无度、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才是最大的犯罪。这就是富人们的罪行：罪不在占有，而在子有了却不给予！我们向世界公众宣布，这是我们一系列行动的开端，我们将在所有国度继续采取行动，直至那些富得不可思议的人，那些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自愿地交出他们剩余的财富。信封上爱丁堡的邮戳只是一个幌子。我们将提出赎回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具体条件。一旦遭警察袭击。我们将自卫，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样罗莲-德-弗雷斯卡也将同归于尽。’
《商报》工作人员在与德-弗雷斯卡的秘书通话中得知，罗莲-德-弗雷斯卡订了前往爱丁堡的机票。但似乎没有到达那里。可能那是一伙特别狡猾的罪犯，他们欲将警察吸引到爱丁堡，落入他们布下的迷魂阵中。
我们将密切注视这起极左分子绑架事件的发展，向读者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布吕克尔从发送处取来一份报纸，仔细地读了一遍这篇文章。然后他浏览了一下其他新闻，地方消息、体育、经济版，完了又回到第一页，逐宇逐句地研究起信的内容。
他设想如果自己是个百万富翁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他不禁苦笑起来。他知道自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花完的——弄一辆快速高级轿车、搞一个漂亮的女友，给她挂满珠宝项链，打扮得像棵圣诞枞树，再加上周游世界一、两次——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信里还有一种东西比当百万富翁的设想更吸引他。他觉得暴徒们的宣言中有某种东西并不坏……尽管如此，这么干是不对的。哪能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呢！
还在报导绑架案的各报出版前，一些电视摄制组和记者已经启程前往尼札。根据人们从外界的观察，弗雷斯卡家里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弗雷斯卡先生同外交部和警察总署通了电话。他让他的雇员们站在花园四周，制止好奇的人们闯入，可以进来的只有警察局和部里的官员以及总领事先生。
外交部里空气紧张。法国警察总署的一位局长在倾听国务秘书向他分析罗莲小姐绑架案可能引起哪些麻烦。看上去局长的表情已轻松，可是他心中有一种感觉，他正被推入一种非常棘手难办的处境。这一案件来得真不是时候。眼下适值夏天，他手下的人有三分之一休假去了，还有病号，而犯罪率正是高峰时期，小偷、诈骗犯、歇斯底里的电影明星活跃地穿梭往来，每一个都得有个穿制服的保姆看着点。
“那么您将如何着手呢？”国务秘书问。
“我们已经做了一点事，”警察局长匹埃尔回答说，“通报了国际警察组织，伦敦的同事向我保证一定大力合作。已通知英国和法国的所有机场进入戒备状态。”
“您知道万一我们失败，后果会如何吗？”
“不完全清楚，先生。但我知道弗雷斯卡的势力。”
“那将不仅是一个骇人的丑闻，而且有可能在国会内造成危机——假如弗雷斯卡失去自制，他会使交易所行情出现我们绝不需要的浮动。如果您不把他的女儿送还给他，他会制造许多麻烦。还得尽可能别让他非掏出大笔的钱来不可。”
“据我所知，罗莲小姐不是在法国，而是在英国失踪的。”
“这只能使事情更复杂！”国务秘书烦躁地喊了起来，“我对英国人和他们精益求精的品质没有什么偏见。可是以我们的手段更易达到目的。”
“任何仓促从事都可能带来不利。”匹埃尔说。
“任何犹豫踌躇同样如此。”国务秘书反驳说，“我受命给予您尽快采取行动的一切权利。政府将倾全力支持您，包括用钱。”
“先生，只有等两件事发生后，我们才能采取行动。第一件：等暴徒们的条件公布。这很快就会来的。这是一种心理学伎俩，先让父母等待，使他们软下来，那时高额的款项就容易敲诈了。这些条件会给我们带来具体的启示。第二件：等伦敦警察厅提供某一条线索。在这之前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英国方面的事先同意，我们根本不能进行正式调查”
“这我在十分钟内就可以联系好。”国务秘书说，“不过您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们将倾全力支持您！还要我说得更清楚一点吗？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您应该知道您手里掌握着哪些可能性。”
“我知道，先生。但是……”
“有什么得罪之处我们以后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国务秘书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们同英国关系很好。”
“明白了，先生。您还用得着我吗？”
“在您临走前我还想补充几句。被绑架者万一死亡，那将是全国性的灾难，势必导致警察部门内许多领导人的更新。”
“您这是在威胁吧？”匹埃尔气愤地问。
“每个人都得保护自己。”国务秘书看着窗外，“您以为我为弗雷斯卡有个女儿感到高兴吗？”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为防止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已经做了些什么？”
“我们已委托驻伦敦大使拜会英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请求英方尽全力拯救罗莲小姐的生命。”
“英国政府怎么表示？”
“他们将全力以赴。”国务秘书回答，然后向匹埃尔转过身来，“您不相信吗？”
匹埃尔微微一笑。
“他们将同我们的政府一样行动。他们会去找一个人，把一切责任都挂在他脖子上；不光是破此案的责任，也包括对可能引起后果的责任。”
有人敲门。一个秘书走进了房间。他默默地把一份报纸放在桌上，第一版登着有关于绑架的文章。标题用红笔划了出来。有些句子下面也划了红杠杠，这些话讲到当局的态度，责备英国对此毫不在意，说英国是极端分子们的老巢。还引伸出去，说到英国的新教人士压迫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舞会开场了，”国务秘书说，“比弗雷斯卡的冲动更使我害怕的，是新闻界。”
“这家报纸不是属于弗雷斯卡的吗？”匹埃尔问。
“是的，这不错。可是它不会是唯一一家兴风作浪的报纸。”
“这是什么时候出的？”
“大约两小时前，”那位秘书答道，然后走出了房间。
匹埃尔等到房门关上才说话：“我不禁自问，先生，在这个国家，究竟谁是统治者，谁是臣民？”
“您竟然问这种问题？您今天表现得十分天真，匹埃尔先生。从古至今，天南海北，都是这个东西。”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胸。当然他指的不是他的心，而是口袋里的钱包。
“那我就不懂了。”匹埃尔开始陈述他的理论，但这时电话铃响了，打断了他的话。
国务秘书把听筒递给他。
“是您的局里打来的，”他说。
匹埃尔只是听着，偶尔提出一两个简短的问题，他脸上的表情由吃惊转为忧虑。
“别让那人走……我是说，请他稍等片刻，等我回办公室。是的，我马上就来，”匹埃尔挂上了电话。
“是与我们有关的新闻吗？”国务秘书问。
匹埃尔点了点头。
“是的。我还不知道是否应该为此高兴。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在我那儿。他说罗莲小姐没有离开尼札。她订的前往伦敦的机座空着。他们在麦克风里三次呼唤罗莲小姐，可是她始终未出现在进口处，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这是否意味着她在尼札已经被绑架了？”
“什么都可能意味。甚至可能意味着她不在绑架者手中。这样倒是再好不过了。”
“老天爷！匹埃尔，这要是真的-、…”
“我想好好问问这个人，我可以在今天就把谈话内容告诉您吗？”
“当然当然。可是罗莲小姐会不会是坐下一个班机走的呢？”
“不会。否则时间就对不上。信上的邮戳日期是8月17日。下一个班机23点15分才到伦敦。”匹埃尔打消了国务秘书的乐观想法，“可是罗莲小姐如果没有赶上飞往伦敦的班机，她又是怎么去的伦敦呢，作为……”
匹埃尔打住了。
“什么？”国务秘书催他。
“如果事实证明罗莲没有飞往英国，”匹埃尔深思着继续他的话题，“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在这里就被绑架了……”
“不可能，那些信是从爱丁堡发出的！”国务秘书打断了他。
“这根本不说明问题。一个电话从尼札打到爱丁堡，信就送到邮局去了。第二种可能是：罗莲既没有飞往爱丁堡，也没有在尼札被绑架。那么问题是：是谁落在了敲诈者们的手中呢？”
国务秘书吃惊地盯着他。
“多么优美的神话！匹埃尔，梦幻一般。这样的话，您认为罗莲小姐到底在什么地方？她会给家里一个信，告诉他们，她没有被绑架；她一定会说，她过得挺好，她在朋友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国务秘书发火了。
“罗莲在哪里我无法认定。我只是在想，一份才出版两个小时的报纸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到达一处消息闭塞的情人窝里。”
“这可是……如果让您说对了的话，这可是太棒了！”国务秘书说。
匹埃尔嘟嘟哝哝地说：“谁知道对罗莲来说是棒还是不棒。”
“行了行了，这些只是大胆的估计，不是证据。您必须努力地、细致地去研究这个案子。我们手里的唯一证据是那封来信，您别忘了。”
“不会，”匹埃尔说，“我不会忘的。我已命令所有警察机构搜查尼札及其附近的夜总会、酒吧间和赌场。……谁知道有没有用呢？”
他朝门口走去。
“再见，先生，我最迟过一个小时给您打电话。”
匹埃尔离开了这间办公室。国务秘书走到窗边，打开了窗。
“为什么警察身上散发着这么一种可怕的臭味？”他喃喃自语，“一个个都像刚从军营里出来似的……”
丹尼斯男爵站了起来；他在迎接伦敦警察厅的一位局长给他指指座位，他俩都坐下了。丹尼斯男爵递上雪利酒和香烟，局长谢绝了。
“您的高尔夫球场真是好极了，丹尼斯男爵。”警察局长说。
“如果您有兴趣，曼松，这星期可以安排玩一次。”
“很遗憾，丹尼斯男爵，您知道我脱不开身。”
“是的，事情很棘手。法国人总是一临阵就把最重的炮架起来。这就是他们无拘无束的性格。您想想，刚发生事就递上一份照会！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有侮辱性质。”
“我真担心，过不了多久，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比如他们是不是可以派一批侦缉人员来接管这一案件。丹尼斯男爵阁下；您是知道我的看法的。这种大叫大嚷‘快啊！快啊！’的做法动不了罪犯一根毫毛，只会惊得公鸡母鸡满天飞，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
“当然是这样，曼松。可是为了防止法国警察部队入境，我得把一些具体进展告诉法国同事，让他安下心来。”
“这可不容易，丹尼斯男爵阁下，我刚刚平息了我们穹苏格兰地区负责人的权限之争。初步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侦缉调查，由地区警察局长全面指挥。”
“很好。结果如何？”
“我们搜遍了爱丁堡，一无所获。”曼松说。
“这个消息不会给我的法国同事带来欢乐，从而打消他们派警察来的念头。”
“当然不会，丹尼斯男爵阁下。我们的调查还没有结束。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敲诈者的信为什么从爱丁堡机场寄出。我们对这个机场也感兴趣。很可能这会是关键场地，会给案情带来突破；我们将不间断地监视这个机场。”
“曼松，您怎么布置完全是您的事。如果能找到一条具体线索，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好处。世界各报都转载了这一不快事件，尤其是法国各家报纸唾沫飞溅，谴责我们无能。当然他们的动机很明显，各严肃的阶层并不予以重视。可是您自然知道，总会有一些污点沾在我们身上。我真希望您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某种依据，曼松。”
警察局长在鞋子里动着他的脚趾。他摆出一副认认真真，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好似充满了信心和成功的希望。可是他心里在诅咒丹尼斯男爵。为了来此倾听这番愚蠢的废话，他不得不立刻从爱丁堡飞往伦敦。这么一来，一天，珍贵的一天便失去了。
“请您允许我告辞，丹尼斯阁下，”警察局长彬彬有礼地说，“或者您是不是还需要我效什么劳？”
“您不想留在这里吃晚饭吗？”
“我必须今晚赶回爱丁堡，阁下。”
“我不想妨碍您执行您的任务，曼松。可是克劳费尔德夫人会感到失望的。她满心期望着您能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消息。”
“我们将努力侦破罗莲一案，男爵阁下，我想我将带着好消息晋谒克劳费尔德女士。”
“好的。祝您成功。有任何一点与此有关的小事，请您马上告诉我。您要知道，我不想让我的法国同事干等太长时间。”
丹尼斯男爵陪曼松走到房门口的汽车引道前。曼松钻进一辆篷顶可升降的奥斯汀轿车，仍然微笑着，朝丹尼斯男爵点点头。丹尼斯男爵举着手向他告别。曼松从反光镜里看见他转身进去，脸上堆起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可是他的车仍开得不急不慢，从漂亮、宽广的花园中穿过，嘴里一个劲地咒骂。他好不容易到了机场，总算赶上了前往爱丁堡的飞机。他上气不接下气，大汗直流，而他最讨厌的恰恰是湿衬衫。他情绪恶劣，又冻得够呛，因为他的邻座不关通风器。
在爱丁堡，谁也不曾料到曼松今天晚上就会回来。但是曼松在旅客到达厅里时还是碰到了他手下的一个警察正在同一名机场工作人员说话。
“晚上好，科诺利。有什么新闻吗？”曼松走近那个警察。
“晚上好，先生。罗莲一案什么新的东西都未了解到，上帝作证，我们都没有合过眼。”
“这我也不赞同，科诺利，尤其是白天睡觉。”曼松微笑着说。
“也许您会感兴趣，先生，在爱丁堡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事同我们当然无关，爱丁堡的伙计们自己在处理这个案子。”
“什么案子？”
“一份失踪报告，先生，同样是个外国姑娘。”
曼松不相信地看着科诺利。
“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不是，先生。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跟我来，刑事探长麦克波逊在那头有个房间，他在那里指挥破此案。”
他们离开了这位机场工作人员，穿过到达厅。经过旅馆介绍处，走入派出所，派出所后面有间没有装修过的房间被临时用作讯问室。
麦克波逊坐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个箱子，箱子是打开着的，里面有女人的外衣、内衣、袜子、几本书、化妆品和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麦克波逊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他显得心烦意乱，不住用舌头舔舔下唇。
“喂，麦克波逊，”曼松说，“您遇上了相似的问题？”
“晚上好，曼松。我们比您运气好一些。我们至少有这么一个箱子。这位是芬奇先生，他原打算接这位失踪的姑娘到他家度假的。”
“您好，芬奇先生。”
芬奇先生点点头。
“是否确知失踪者是在爱丁堡下的飞机呢？”曼松问。
麦克波逊仰首看着曼松。
“我们从国际警察组织处得到消息，因为姑娘的父亲打了失踪报告。他去报案，是由于芬奇先生在电话里告诉他，蕾娜特-歌得斯密德——这是失踪者的名字——在约定的当天和第二天都没到这儿来。”
“蕾娜特本该在哪一天到达？”曼松问。
“8月17日。”麦克波逊眼瞅着曼松，慢慢地回答。
“这是偶然的……还是有什么意外？”曼松嘟哝着。
“谁知道呢。……在蕾娜特案上至少我们知道一点，这位姑娘到了爱丁堡二”麦克波逊说。
“由于这个箱子到了吗？”曼松微笑着。
“不是的。”麦克波逊说，“我给伦敦希思罗机场打了电话。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在那里交了前往爱丁堡的机票附页。班机上的空中小姐也记得这张脸。”
麦克波逊给曼松看一张照片。
“是芬奇先生给的。”他补充道，“他拿着这张照片便于接人时辨认。”
曼松叹了口气。
“要是我有您那么多线索该多好，麦克波逊”
曼松长时间地仔细观察这张照片。
“是个漂亮的姑娘。”他说着把照片递回。“我们的失踪者也是个漂亮的姑娘。……您，芬奇先生，您在8月17日没见着蕾娜特小姐吗？”
“没有。”芬奇先生轻声回答，“17日、18日都没有”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与蕾娜特-歌得斯密德长得相象的姑娘？”
“我想不起来了……可是您知道，今天许多姑娘都是这种打扮，一这种发型……有时很难从远处区别她们，尤其是在还不认识她的时候。我的女儿我可以从她走路的方式上认得出来，知道胳膊这么摆。头这么转动就是她。可是谁又知道一个陌生人的特点呢？所以我们也寄给蕾娜特小姐一张我们的照片，一张合家照，让她拿着辨认我们。”
“你们都到机场去了吗？”
“不，只有我去了。”
“芬奇先生，您是否有把握能根据这张照片认出蕾娜特小姐来？”
“把握？把握当然没有。”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有个年轻的姑娘，在那一瞬间看上去并不完全像照片上的人从您身边走过；而您没有认出她来？”
“您这是什么问题，先生。对此哪能得出准确的回答呢？”芬奇先生说。
“我并不要求得到准确的回答，我只想弄清楚，蕾娜特小姐既然如您所说，与您根本不认识，那么她是不是有可能从您身边走过而未被您认出来呢？”
“假如她走得很快，那是可能的。”芬奇先生没把握地说，“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她一定会向四周看，会踟蹰不前。看人们的脸，试着找我家的成员。她的举止无疑会引起我的注意。您说呢？”
“是的，我同意您的看法，芬奇先生。”曼松回答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您见过这位年轻的姑娘吗？”
芬奇先生看了看这张照片，转过脸来吃惊地望着曼松。
“是她吗？”芬奇先生问。
“谁？”
“蕾娜特小姐。”
“不对，”曼松陷入了深思，听得见他吐出了一口气，“这是罗莲小姐。”
“我的上帝！”麦克波逊说，他已经感觉到曼松用意何在，不禁站了起来。
“我提个问题，麦克波逊，这就免得犯错误：是否检查过所有旅馆、青年旅舍和宿地？”
“都查过了。很难设想蕾娜特小姐会被某个名声不好的房屋出租妇招揽去。这些妇人我们也都掌握。假如您想要更保险一点，我可以派人到所有这些人那儿去查一遍。”麦克波逊回答说。
“那只会是浪费时间。”曼松说着向芬奇先生转过脸去，“您是不是可以指给我们看，您等待蕾娜特小姐的时候站在什么位置上？”
芬奇先生站了起来，可是麦克波逊又把他按回到椅子上。
“我有这里的详细平面图，”麦克波逊说，“还有时间，从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等等。”
“完了您就让芬奇先生先回去吧。”曼松用示意的眼光看着麦克波逊。
麦克波逊明白了。
同芬奇先生简单地研究了一会儿后，麦克波逊说，“我还会找您的，芬奇先生。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他向芬奇先生伸出手。芬奇先生站了起来，顺从地离开了房间。
“科诺利，今天您也没事了。”曼松对他手下默不作声听取了这场问话的侦探说。
当房间里只剩下曼松和麦克波逊两个人时，有一阵谁也不说话。麦克波逊打破了沉默。他站起来，推开通派出所小屋的门。
“请您帮忙煮两杯咖啡，要滚烫的。”
然后他走回桌旁，合上箱子，放到一个角落里，再用袖子擦了擦桌子。
“这太奇异，太离谱了。”他喃喃地说，“简直是荒谬。”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曼松说。
“我们现在干嘛？”
“首先喝咖啡。”
享受完热清醒剂后，他们离开了这个简陋的房间，穿过喧闹的候机厅和到达厅，在芬奇先生接人时站过的地方停了下来。
“站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可能漏过一个人。”曼松说。
“是的，如果这个人是通过这道门出来的话。”麦克波逊表示同意。
“还有别的出口处吗？”
“跟我来，我带您看一个地方。”
他们穿过这道门进入一片空场，向右拐，穿过另一道门，进了行李房。几个工人抬眼看了看他们，又埋下头去，不再管他们。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走到他们面前。
“你们上哪去？”他问。
麦克波逊指了指前面的门。
“到街上去。”
“很抱歉。这是不允许的。你们得走旅客通道。”
麦克波逊出示了他的警察证。
“是这样，对不起了。”机场工作人员说，“你们只管走去好了。”
“我有个问题，”麦克波逊说，“从来没有人从这里通过吗？”
这个人犹豫了一阵。
“您要知道，”他终于不太好意思地回答了，“原则上是禁止的。可是我们的班机机组人员有时候从这里走。我们的空中、机场小姐和服务员同样如此，不过这些人我们是认识的，至少认识他们的制服。”
“老百姓呢？”
“从来不行。”这个人肯定地回答。
“在机组，机场人员陪同下也不行吗？”
“这是可能的。但我们把这样的人看成机组人员一道的。”
“谢谢。”麦克波逊拍了拍这个人的肩膀，“回答得很好，至少非常合乎逻辑。”
曼松对他的同伴开玩笑的方式颇感惊奇，不言不语地跟着他走到了外面街上。
“怎么回事？”他终于问麦克波逊了。
“如果蕾娜特小姐到了这里，那她一定离开了机场。她已经到了这里，这点我们有证明。假如她没有离开机场，那么就是说她还在这里。对不对？”
“很有启发。”曼松说，他心里对这种妇人逻辑很不以为然。
“看来她是从这个门离开机场的。”麦克波逊断言，“而且是在一个穿制服的人的陪同下。否则她通不过这道门。”
“没有其他出口处了吗？”
“没有。”
曼松看了看四周。他们站在停车场的边缘，耳边响着飞机的噪声。空气很不好，没有风，汽车灯照得睁不开眼，汽车的噪音叫人难以忍受。
“您就没有个清静些的地方吗？”曼松烦躁地问。
“跟我来。”
麦克波逊把曼松又带回了候机厅，走进了那里的餐厅。
“您听着，”麦克波逊开始说了，“假如您那位罗莲小姐到过这里，她很可能跟蕾娜特从同一条路出来。”
“那里是姑娘出口处-？”曼松说。
“您愿意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麦克波逊照旧心平气和，“问题仅仅在千：谁是她们的陪同者，用什么工具载走了她们，到哪里去了？”
“这问题很简单。”曼松说。“您自己马上就会作出回答。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两位女士接回来就行了。”
麦克波逊脸上露出受了侮辱的神色。他目视桌面，手里玩着汽车钥匙。
“我想今天就到此结束吧。”他说，“已经够晚的了。”
“老天爷一您别这个模样，麦克波逊；你们苏格兰人一点都不懂开玩笑。……好吧，让我们有条不紊地分析一下。外面是个停车场。很可能是用一辆汽车把她们拉走的。到哪儿去呢？去火车站？肯定不是，带着一个被绑架的人可不那么容易遮盖。他们同样不会去坐轮船。除此之外还剩几种可能性呢？”
“排除火车和公共汽车，就只有私人汽车或者私人小艇，要不就是……”
麦克波逊停住了。他看看曼哈。摇了摇头。
“怎么了？”曼松问。
“我不想说。”麦克波逊像是在自言自语。“只是一种想法。我不愿再让您笑话。明天我派人先去查一下。”
“您说吧，麦克波逊，您的想法即使很古怪，对我往往也有启发。这一回我们的对手看来比一股人想象力丰富得多。”曼松催他。
“我在想。”麦克波逊吞吞吐吐地说出他的设想，“假如蕾娜特-歌得斯密德是被穿制服的人带出行李房的，那个人就很可能与飞机有关。对不对？”
“完全正确！”曼松有点沉不住气地表示赞同。
“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她会继续被飞机带走。那边紧挨着就是一个体育机场。”
曼松惊愕地凝视着麦克波逊。
“这事您想明天派人去查吗？”曼松问道。
“是的。”麦克波逊回答，他吃惊地看着激动的曼松。
“您错了，麦克波逊，”曼松说，“我们应该马上就去。”
他们坐着麦克波逊的汽车去体育机场，不受阻挡地通过检查口横木，在机场指挥塔台前停了下来。他们走进办公楼，寻找机场负责人的房间。
机场负责人是个大个子，不是典型的苏格兰人，但是佩戴着苏格兰高地人的标志。他对南方的一切事物持不信任的态度。曼松提出了他的请求，大个子笑了笑。
“我们这儿这几天忙得很。您知道，这地方正在进行高尔夫球世界锦标赛。尽管如此，我们的记录仍然做得一丝不苟。绝不可能有任何一架飞机未经许可就起飞或降落。首先，我们得注意避免与附近的空中交通状况冲突，仅这一点就不容许任何疏忽。我对我主管的空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以一个自豪的手势结束了这番话。
“我们关心的是8月17日。”曼松不耐烦地说。
机场负责人拿起飞行记录册，揭开一页，该页上方边缘印着8月17日的字样。
“其中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下午伦敦班机到达后起飞的飞机。”麦克波逊进一步缩小范围。
“那只有三架。”机场负责人说。
他的手指顺着起飞时间这一栏往下移。
“一架凯斯那190，起飞时间16点，一个飞行员，无乘客，目的地格拉斯沟。这您有兴趣吗？”
“没有。”
“下一架：斯高特型直升飞机，起飞时间16点15分，一个飞行员，五个乘客，目的地克洛伊。”
“是五个男人吗？”
“也可能会是五个女人。”机场负责人烦躁地说，“人们用无线电报话告诉我们同飞的人数，我们从不问姓名和性别；除非其中有一个人作为副驾驶员同飞。”
“您怎么看，麦克波逊？这是否与我们有关？”曼松问。
“驾驶这架直升飞机的人叫什么名字？”麦克波逊向机场负责人转过脸去。
“山笛-麦克寇文。”大个子苏格兰人说。
“你们认识他吗？”
“认识。他是在我们这里拿的飞机执照。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他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没有。我一无所知。他是个安静、内向的小伙子。我几乎从未见过他同别人坐在一起。即使在食堂里他也不跟别人搭讪”
“那他看来是突然间变了，您说是不是？”麦克波逊微笑着说。
“为什么？就因为他带了五个人？山笛也可能是接受了一次租机飞行。”机场负责人说。
“斯高特一次加油能飞多远？”麦克波逊问。
“300英里。”
“他有没有到达克洛伊？”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可以打听一下。”机场负责人说着抓起了电话。
曼松一直在一边记录。他把飞机类型、飞行员名字、目的地和同飞人数都记在小本子上。这小本子是他一直带在身边的。
麦克波逊侧耳倾听机场负责人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可是许多话他听不懂，因为他不懂飞行术语。不过从机场负责人的表情上看得出，事情不太对劲儿。那个人挂上电话后仍然凝视着电话机，好像它还欠他一句什么话似的。
“奇怪！”他说，他的脸色变了，深思、惊讶，“他飞越了克洛伊，在那儿报告将飞向维克。但他并没有到达那里。”
“这太荒唐了！”曼松激动得很，“这架飞机三天来无影无踪，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它？可真够棒的！”
“现在怎么办呢？”麦克波逊问，他对这架斯高特的失踪远不像曼松那么激动。
“克洛伊机场将派一架飞机去寻找。”机场负责人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
“那天傍晚起飞的第三架飞机是谁驾驶的？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谈话就可结束了。”曼松焦躁地说。
“一架派帕尔，起飞时间17点25分，一个飞行员、一个副驾驶员，目的地阿德比思。”机场负责人慢慢地、轻声地回答。
“谢谢。我们明天再来。”麦克波逊说，“今天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不相信晚上能找到一架直升飞机，除非它着了火。”
“它不会着火的。”机场负责人不同意。
“但愿您说得对。……明天一早见。您在这儿吧？”
“是的，我将在这里。不过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先生们。我不想露出好奇心，但还是想知道，你们在找什么？”机场负责人问。
“我们在找两个年轻的姑娘，两位莫名其妙失踪了的姑娘绑架。明自吗？您的机场很有可能与此有关。晚安，先生。”麦克波逊说完便离开了这个房间。
曼松举起手打了个招呼，跟着麦克波逊走了出去。他对机场负责人目瞪口呆的神情丝毫不感到吃惊。
曼松和麦克波逊驾车往回开。在检查口横本前，麦克波逊突然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下了车。
“您要干什么？”曼松诧异地问；
“我们应该再问问那个把花花公子们放进放出的好老头。”
“您好像对飞行员有成见，麦克波逊，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但是别说这个了。”
守门人对这么晚有人拜访感到吃惊。看上去这两位先生个像急着要进城去，于是他又放下了横木。
“晚上好，先生。”麦克波进友好地拍了拍老头儿的肩膀，然后出示了警察证，在门卫房前的板凳上坐下。“我们是刑事警察。”
“我马上就想到了、你们跟那些人不一样。”老头儿说着用头朝办公楼那儿点了点，“他们老是匆匆忙忙的。好像有本事追过死亡长生不老似的。……什么事？”
“您8月17日值班吗？”
“我每天值班。”
“您是不是还记得当时进进出出的人？”
“老天爷，”老头儿咳了几声，“您都想不出这几天都来了些什么人。全世界游手好闲的人、狂妄自大的纨绔子弟，还有守财奴们都来了。看着就来气。我感兴趣的只是证件，只要看到证件，我就升起横木，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他摇了摇头。
“那些家伙一辈子就没干过活，靠高尔夫球捞取上百万的外快。您说说看，这也算一种工作，这高尔夫球？您瞧是不是？您不吭声，我可猜得出您在想什么。不过您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就得少说话，一个劲地服从命令，就像在军队里那样。我也在军队里干过，不错，不错……那日子过去了，谢天谢地……8月17日怎么了？”
“8月17日下午有三架飞机起飞。好像在16时和17时30分之间。我想知道的是，您是不是记得这时候开车进入飞机场的是些什么人？“麦克波逊说。
看门人点着一支香烟，把烟吐出去，咳嗽着，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并不拿开粘在下唇上的香烟。这时已有三辆汽车停在横木前，按着喇叭，闪着远光灯。老头儿站起来，喘着气走向头一辆车的车门旁，用一个手电照了照证件就放他过去了。他在做这一切时不慌不忙，只有在交还证件时，嘴里会咕噜一句什么。
汽车一辆辆疾驰而去，轮胎沿着路的曲线擦过。老头儿回到板凳旁，坐了下来。
他把烟头吐在沥青路面上，搔着脑袋。
“8月17日，8月17日。”他嘟哝着，“那是在8月17日吗？没错，那是8月17日。那一群醉鬼，对，对，那是在8月17日。一个女的醉得像摊泥，都快从前座上滑下来了。那个坐在她后面的女的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钟，脸红彤彤的。大概是她职业的特点吧，……叫什么来着……迷糊对不对？”
“什么职业？”麦克波逊问。
“空中小姐。”老头儿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都是一路货色。做梦都想找个机长。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呢？一个私生子。”
“别的是些什么人？”现在轮到曼松发问了，他向老头儿靠近了些。
“三个男人。”他回答说，“三个年轻的男人。他们身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特别的只是他们的女伴。”
“他们没有醉吗？”
“开车的那个肯定没有，他开得挺稳的。”
“前面那个姑娘肯定醉了吗？您有把握？”
“您不想想，有谁在下午睡大觉？还有从开着的车窗口传出来的味道，好像是一种最新流行的什么甜酒。那玩意儿一般人看一眼大概都会头晕。肯定不是正牌的威士忌。”
“谢谢您，”麦克波逊说，“您真的帮了不小的忙。告诉我，您的值班时间什么时候到头？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一您在这横本前还要坐多久？”
老头儿站起来，伸了伸胳膊。
“我是个老年人。”他说，“没多少觉。要是我想睡觉，在这里就可以睡。这活够两个人加班干的了，工钱给得可没有那么多。要是我不想干，或者干不了了，现在已经有那么几个人等着哩。只要我还行……不管怎么说，总是老老实实赚来的钱。”
“不光是老老实实。”曼松说着把一整盒烟放在板凳上。
“也许我们明天还会再来一次。”麦克波逊朝老头儿伸出手去，“为您祝飞行天气不好。”
“这有什么用，先生。那样所有的人都坐在餐一厅里滥饮……事情只会更糟。”
“晚安。”
横木悬起了，曼松坐着麦克波逊的车回城去。
“可怜的老头。”曼松说。
“您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人了吗？在我们这里可多的是。”
“那些花花公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却不知道拿着钱干什么好——尽干坏事。”
“谢天谢地还有别的类型的人，”麦克波逊说，“要不然，我就不得不对这世界绝望了。”
“我们的职业就是同歪种打交道。每回抓到这么一个家伙，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让我们强迫他去找个有出息的工作干。我不想教训人，可是要能强迫这种人去干正当的活我倒很愿意。比如说，要是我在哪一天逮住一个车开得太快的家伙，教训他一顿，您瞧吧，第二天他的爸爸先生就来插手了。那老头儿还会顺便提到，他时间不多，要赶到下院去参加辩论，要不就是得赶到某伯爵那儿去喝茶……这个该死的世界！”
他们离城市近了，路上偶尔有汽车行驶一这个季节街上这么静真有点离奇。麦克波逊慢慢开着，他把窗摇下来，风吹着很舒服。
“您最后那句话我完全赞同。”他说。
曼松向麦克波逊转过头去，默默注视了他一会儿。
“罗莲-德-弗雷斯卡在哪儿呢？”他突然问。
“可能跟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在一个地方。”麦克波逊回答。
“那个喝醉酒的姑娘是谁？您认为我们真的没摸错线索吗？”曼松表示怀疑。
“老实说，我觉得案情进展得太顺利了。但我们还有一个机会。一切取决于机场那个瘦高个儿明天早晨能告诉我们什么新闻了。谁是那个喝醉的姑娘呢？如果线索正确，那不是蕾娜特就是罗莲。”
“那个空中小姐呢？”
“是个诱饵。”
“我们或许能打听出来，现在机场是否有位小姐在休假或者生病。”
“可以去打听。不过没什么用。”
“为什么？”
“她们可以随便找个裁缝做一套制服，曼松。我想这是很可能的。”
“嗯。”曼松应了一声，又坐正了。他向街上看去。汽车正驶在公路上，在司各脱纪念碑旁的高处向左拐。穿过女王花园，停在旅馆门前。曼松每次到爱丁堡来都喜欢住在这里。
“明天见，麦克波逊。谢谢了！”他打着呵欠，叹着气钻出了汽车。
“我8点来接您。”麦克波逊说，“我带我的侦探科诺利来。让他在机场附近检查一下。”
“实际上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曼松毫无妒意地说。
“您也，样。我们是同舟共济嘛！”麦克波逊冲着他身后叫。
曼松本已离车几步，又走了回来。他弯下身对着开了一半的窗子。
“我不相信。我们不在同一条舟里。您以为这里为我的人花的钱，当然，这是应该花的。可是您认为为您的蕾娜特也会花费那么多吗？绝对不会的，麦克波逊，那姑娘只是个可怜虫。”
他转过身去，疲倦地走上旅馆前的几级台阶。麦克波逊看着他的背影，他没有马上开车，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只是坐在方向盘后。过了一会儿，他才启动了车，开回家去。指示板上的钟告诉他为什么他会觉得困。时间是一点半。
